《小丑》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背后是怎样的时代精神?

《小丑》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背后是怎样的时代精神?

世界准备好《小丑》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大奖了吗?

从人们纠结于作者论、对威尼斯电影节选片委员会从七月底就开始发出的质疑看,似乎没有;从美国影评人站在政治高地给出的“反右”差评看,似乎没有;从独立影评人无视影片质量、硬要站在大制片厂对立面写下的控诉看,似乎没有;从漫画粉丝在没有看过电影的情况下狂热的刷分行为看(刷高分和刷低分),似乎没有;从威尼斯电影节到多伦多电影节,imdb上从9.9掉到9.6的评分来看(当然依然是绝对高分),似乎没有……

仿佛能听到小丑本人面对社交网络上“#Joker”tag下的种种火热论战爆发出一连串神经质的响亮大笑:毫不意外,戏里戏外,一样乱局——人们无法放下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无法承认自己的无知和狭隘,无法放过任何一个审判“小丑”的机会。

《小丑》当然是一流的电影。它值得最佳影片奖,也值得最佳编剧奖、最佳表演奖、最佳配乐奖、最佳剪辑奖……本届威尼斯国际评审团的成员、意大利导演保罗·韦尔奇在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不无遗憾地表示,囿于电影节不成文的规定,他们不能给已经获得了最佳影片大奖的电影颁发更多的奖项——在场所有记者心领神会:不能把最佳男演员奖颁给饰演小丑的华金·菲尼克斯,评审团都感到委屈。

这部华纳出品的《小丑》和在全球漫改电影大赛中保持最后一名的DC公司并没有太多关系。就像当年克里斯托弗·诺兰开创《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一样,《小丑》的导演托德·菲利普斯同样是基于DC漫画人物编写原创剧本。

《小丑》剧照。

影片一开场,便是预告中华金·菲尼克斯对镜化小丑妆的经典场面。惨白的底色,夸张的眼线随着泪珠滚下留下黑色的印记,手指撑开涂着拙劣夸张口红的嘴形成一个滑稽又心酸的笑容。这张小丑的脸,简直比广播里哥谭市垃圾成灾的新闻还要凄惨。其时他还不是地下世界的领袖小丑,只是一个生活在哥谭市底层的职业小丑亚瑟·弗雷克,靠表演卖艺而生:为清仓甩卖的店铺举牌子招揽顾客,去儿童医院逗乐生病的孩子等等。亚瑟和虚弱的母亲相依为命,蜗居在一间破旧狭小的公寓之中,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收看著名喜剧明星Murray Franklin(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晚间脱口秀访谈直播节目。亚瑟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Murray Franklin那样成功的喜剧演员,这也符合母亲每天重复念叨的殷切期望:希望亚瑟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和笑声。但是现实惨淡,亚瑟自己的生活中毫无欢乐可言:他饱受童年创伤困扰,曾进过精神病院;现在依然靠每天服用七种药物控制抑郁,每周都得去心理咨询社工那里报到;一旦受到刺激亚瑟就会无法自控地爆发出病理性的大笑,这为他招来了不少冷遇、歧视甚至毒打;他在当地的喜剧俱乐部尝试登台,表演的录像却被全网群嘲,甚至作为搞笑视频在Murray Franklin的节目上播出。

被同事构陷的亚瑟惨遭解雇,失业当晚坐地铁回家的路上,他被三个酒醉后趾高气昂的华尔街金融男霸凌。被逼入绝境的亚瑟掏出同事硬塞给他的枪,将三人全部射杀。杀戮并没有给亚瑟带来心理上的痛苦,经历了一开始的惊慌之后,他反而体会到了暴力和血腥带来的快感。此时的哥谭市,大型垃圾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超级鼠患爆发,市长面临换届,贫富分化严重,有如人间地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小丑地铁杀人事件迅速发酵,全哥谭市的底层人民都对杀人者产生了诡异的同情和崇拜,社会仇富情绪到达最高点,小丑成为暴力反资本运动的象征,游行示威轰轰烈烈,甚至影响到了全市首富托马斯·韦恩(即蝙蝠侠布鲁斯·韦恩的父亲)竞选市长的进程。而就在这时候,亚瑟的母亲突发中风,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身世的秘密和母亲隐瞒的过去。正在亚瑟跌落人生谷底之时,Murray Franklin节目组却意外打来电话,邀请他参与直播……

《小丑》剧照。

难以想象,“小丑”这一经典漫画角色问世九十多年,作为黑暗世界第一恶人,流行文化中最重要的反派符号之一,此前竟然没有一部关于他背景、生平的电影。超级坏蛋是不配拥有聚光灯的,那是超级英雄的专利。人们只能在千千万万部以蝙蝠侠为主角的电影、动画、剧集中,慢慢拼凑出小丑的源起故事。

即便是公认的“小丑一番”希斯·莱杰,再亮眼也只是《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的配角,从未获得在一部以小丑为主角的电影中大展拳脚的机会。他的表演就算浸润了绝望的生命力,所扮演的“小丑”依然只是一个符号。只不过作为丰满的蝙蝠侠形象的二元对立面,他必须是一个层次丰富、内容饱满的符号。在诺兰的剧本中,小丑抑郁、疯狂、神经质,坏得彻底,全身心投入黑暗,他本人的存在就是对“邪恶”这一概念的不断深描,代表深渊对蝙蝠侠施以凝视。可惜,就算是作为头号反派,他也不得不和“双面人”哈维·登特共享蝙蝠侠对面的天平。哈韦·登特的陨落之路从来清清楚楚,但若细究小丑的背景,全然是一团迷雾。比如,说到他的裂口,一说是变态父亲的折磨,但之后两次用刀割开人嘴时,又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比黑暗骑士蝙蝠侠的崛起更让人着迷的,是小丑如何作为一个人跌落深渊,又从深渊中升起,挑弄深渊。然而这些在以往的蝙蝠侠作品中,是找不到清晰答案的。读者和观众唯一能肯定的是,小丑从未真正死去;即便设想他的死亡,人们也很明白,他提出的问题直指人性的黑暗面,给社会留下永久的伤口,不断伤害和吞噬道德和良知的自我愈合能力。他的对手从来也不是蝙蝠侠一个人,而是全体人类的心灵。并且,没有超能力的小丑并不直接参与每一项具体的恶行:他是犯罪的催化剂,加速整个病态社会的崩溃。这正是小丑这一形象高度符号化的体现。这大概也是托德·菲利普斯和他的编剧搭档斯科特·席尔瓦的创作动机,去无人涉足的领域完成大冒险——发明小丑。

超级英雄电影万变不离其宗,总在讲述一个人是如何变成超级英雄的。无论超能力是先天拥有(超人),还是后天获得/习得(蜘蛛侠/钢铁侠),他们首先是一个人,经历亲友的死亡、灾难的冲击之后,去培养和践行责任,去锻炼出意志力这些属于人又超越人的品质。超级坏蛋电影在观念上是反向的,要让人们意识到,大奸大恶也是普通人,或者,曾经是普通人;方法论上却与超级英雄电影殊途同归:发生灾难、关注境遇、角色成长、恶人终成。

但是超级英雄在面对道德困境的时候,在主流价值观导向下往往存在一种向善的惯性,即使普通观众也能意识到什么是“超级英雄式”的“正确”选择,即便执行起来绝非凡人所能。但超越人们想象的是超级坏蛋所面临的困境:面前只有深渊,哪里存在什么选择呢?

《小丑》中的亚瑟·弗雷克,生活在以纽约市布朗克斯为原型的底层街区,从事着低贱的卖笑逗乐职业,收入微薄,还得看老板脸色,随时会被开除;神经质的母亲病入膏肓,对他隐瞒身世、隐瞒童年虐待,只是鸵鸟般要求亚瑟永远笑脸示人;从未尝过爱情的滋味,单恋同一幢单元楼里的单亲妈妈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也不可能得到丝毫回应;最重要的是,他几乎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尊严,舞台上下,家门内外,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的人看待……亚瑟第一次站在万众瞩目的脱口秀舞台上,对着镜头说:我曾经以为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悲剧。

《小丑》剧照。

人固有一死?不,亚瑟·弗莱克的一生讲述的恰是另一个道理:人只能活一次,但是人是可以死很多很多次的。他死于每一次在公共场合无法控制自己病理性笑声时路人嫌恶的眼神,他死于每一次僻静小巷中的殴打,他死于每一次母亲唤他“Happy”要求他给这个世界带来欢乐和笑声,他死于托马斯·韦恩这样的既得利益者认为他疯了的时候,他死于每一扇关上的门,他死于每一次谎言,他死于每一声嘲笑,他死于每一把枪。

预告片中,有一个镜头闪过他用来记录喜剧段子灵感的小本子,上面赫然写着:“I hope my joke makes more cents than my life(我希望我的笑话比我的命更值钱).”就如我们在现实中见证的那样,银幕上的亚瑟·弗雷克注定死亡。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蝙蝠侠,在地牢中苦苦挣扎,最终搏命作出信仰之跃,拯救哥谭市——人们说他是向死而生。可是向死而生真的那么可怕吗?恐怕没有“向死而死”更可怕。就算超级英雄的旅程总有终点,英雄的死亡比起其他的死亡,在任何时候都不那么可怖。相较《小丑》,《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简直是童话。亚瑟的死亡使得小丑诞生。小丑食腐,对镜狂笑:“没想到我的一生其实是个喜剧。”

对比人类历史上所有发动过世界级战争的恶人,不难意识到,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是需要大念力,大志愿的。小丑之所以是小丑,和整个人类为敌,便是因为去过人间最苦难的地狱,才化身成为人类这个物种自身包含恶念的集大成者。

对于恶的纯粹模仿和呈现,未免有邪典和邪教之嫌。一部优秀的作品应当成为整个时代的映射,传递清晰的信息。在类型片的既定框架之内,导演托德·菲利普斯找到了两个落点,展现艺术创作者的关怀:一是强调小丑的精神疾病作为隐喻;二是将本片放在民粹主义横行、阶级矛盾尖锐到了前所未有程度的当代政治语境下。

隐藏在社会中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庞大数目令人惊心,每年因为精神疾病导致的自杀率愈来愈高——或者,人们对于精神疾病导致自杀的认识愈来愈清晰。一般人尽可以去身体力行勒内·夏尔所说的:“尽可能不去模仿那些在谜一般的疾病中打死结的人(张枣译)”,却不知精神疾病统治的王国是怎样的无边黑暗。

《小丑》中对于亚瑟精神状态的描述,发生于人们对他行为的反应中,进行于他每一次和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的心理疏导中,也清清楚楚写在诊断和报道里。可怜之人如亚瑟,“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也变成恶龙。”这句尼采的名言已经成为描述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群体的常用句。蝙蝠侠恐怕轮不到成为小丑的宿敌,在人类之恶以外,精神疾病这一人类之弱,才是纠缠小丑最久的黑暗。

但导演无意进一步对精神疾病进行丑化和道德审判。亚瑟一次次被精神疾病逼到死角之时,总被导演切换到幻想之界:当他和母亲一起看电视时,亚瑟幻想自己成为Murray Franklin节目上的幸运观众;当他初登脱口秀舞台时,说那些惨透了的烂笑话时,亚瑟看到邻居索菲坐在台下鼓励地微笑……观众们不会认为亚瑟是一个被精神疾病摧毁而走向暴力的疯子,看到的只是一个渴望爱、渴望关注却伤透了心的可怜人。

《小丑》对于精神疾病与恶之间关联的呈现,绝不是对恶的辩护。事实上,在这部超级坏蛋为主角的电影中,并没有太多暴力场面,和超级英雄电影各种动作大场面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导演在威尼斯首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并不想把本片拍成《John Wick》那样享受暴力的复仇电影,但精神疾病确实和这个故事、和我们当今的世界息息相关:希斯·莱杰因为扮演小丑入戏过深而患上抑郁症,最终自杀身亡;华金·菲尼克斯的哥哥,好莱坞英年早逝的天才瑞凡·菲尼克斯,也是因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而堕入药物滥用的不归路,最终服药过量身亡;而哥谭市的原型纽约市,更是精神疾病高发地。

近年来,社会各方都在尽力呼吁人们对于精神健康的关注,各类艺术家都创作了相关的作品,希望人们彼此关爱、寻找帮助或积极就医。精神疾病不该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它潜伏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四处出击,人们应当警惕对精神疾病的任何轻视、忽视、疏于治疗、道德丑化。

《小丑》剧照。

而托德·菲利普斯的第二条个现实落点,正是《小丑》成为“大师之作(masterpiece)”的原因。没有人能忘记,本片的最后时刻,整个哥谭市都被小丑放手一搏而点燃。被内伤外伤折磨得一塌糊涂的小丑从昏迷中醒来,面对这个疯狂的城市,被失控的人群簇拥,跌跌撞撞站上破烂的警车顶部。在整个哥谭市坍塌的轰鸣声中,一个心碎的边缘人绽放出血的笑容,作为小丑跳起和过去诀别的新生之舞。背景中响起弗兰克·辛纳屈的名曲《Send In The Clowns》:“你不爱闹剧吗?/恐是我过/我以为你也求我所求/抱歉吾爱/小丑在哪儿/送来小丑/无需费心/小丑早已在此……”

那些滥用小丑之名制造标题的新闻编辑,那些像托马斯·韦恩一样把凶手称为“小丑”好像这是一个脏字的特权阶层,那些自发戴着小丑面具上街抗议的人,那些认为真相无所谓美丑、拥护小丑的人,那些崇拜谋杀、膜拜暴力的人,那些因为无能盲目而成为站损或俘虏的暴力工具……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图景。尽管怀旧的托德·菲利普斯以复古的名义把这部电影藏进了八十年代,但是又有谁辨认不出自己在这幅写实主义群像中的面目呢?

导演在新闻发布会等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小丑》并不是一部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电影。这种避政治不谈的陈述显然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国际评审团力挺《小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政治上如此尖锐、冷静、充满关切、具有启迪性。

特立独行的评审团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在颁奖礼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解释评审团的选择:《小丑》不应该被简单地归类为一部类型片,其恰恰对超级英雄电影和反英雄电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影片揭示出,“坏人”或者“敌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罪恶的社会体系。这部设定在“哥谭市”的电影,不仅对美国,更对全世界都具有启示作用。

同样位列评审团的加拿大导演玛利·哈伦补充道,“小丑”这个形象在漫画中已经活跃了90年,这是第一次受到艺术上的认可。这部影片无论从剧本、美术、制作还是表演上来说都无懈可击。评审团没有把这部电影当做是漫改电影,而认为这是一部对于政治、社会都有深刻思考的严肃电影,获得金狮奖理所应当。

另一位国际评审、意大利导演保罗·维尔齐也不吝溢美之词。他表示《小丑》是一部非常当代的电影,超越了漫画,展现了对于孤独、脆弱、贫穷、社会不平等、精神健康等等议题的深刻反思。在本届主竞赛中难以找到对社会反思的切入如此精准的电影,它渗透进我们的时代,提出问题。

尽管小丑恐怕永远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映,我也不愿意冒着剧透的风险去继续讨论《小丑》的左右风向。但越来越多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记者、影评人达成默契:这部电影体现了Zeitgeist(时代精神)。我们无从回忆,《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是否是曾经的Zeitgeist。Zeitgeist永远在变化,风格亦不一定永存。能和《小丑》正面对决的,恐怕是今年另一部获得国际A类影展最高奖项的电影:在戛纳夺魁的韩国电影《寄生虫》。这部同样从底层视角讲述阶级差异的影片,一样套用带有喜剧色彩的类型片之壳,直击贫富差距、知识特权等议题。当然,这两部电影在艺术水准上同样无懈可击,但评审团们不断给予这样具有深刻现实关切的类型片以嘉奖,一定也赞同他们提出的问题,希望奖项的光环让更多人追求他们所追求的答案。

但相较《寄生虫》,《小丑》的Zeitgeist更有“继承”之嫌。想想《小丑》的情节梗概:一个底层边缘人以杀戮对整个社会施以致命一击?这听上去未免太像马丁·西科塞斯的名作《出租车司机》了。而《出租车司机》中扮演主角Travis的,正是本片中扮演脱口秀主持人Murray Franklin的影坛泰斗罗伯特·德·尼罗。曾经扮演孤独者的他,在电影中成为了代表中产趣味的喜剧主持人,在节目中大声诘问小丑是否是凶手。弄臣小丑,孰为英雄?这个恐怖的场面,因为四十三年前那个剔了莫西干头的年轻人显得格外讽刺。因为选角的精妙,《小丑》完成了一次反英雄影史的互文。

太多人谴责《小丑》作为一部商业“大片”抢占艺术电影的获奖先机,但是《小丑》五千万的成本对于专爱立项“非典型”大片、“反类型”类型片的华纳来说实在便宜,“大片”称号名不副实。谴责“大片”获奖也实为无稽,当年的维斯康蒂的《豹》、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又有哪部不算“大片”?科波拉的《教父》、库布里克的《太空漫游2001》不也都是年度票房冠军?何况《小丑》还没有全面上映,票房成绩尚不知如何。把艺术电影节的最高大奖颁给“大片”,更是对艺术电影和商业大片当下分野过于断裂的一种控诉。“作者性”难道不是判断“作者电影”的唯一标准?

或许“艺术”已经成为了一个苍白的字眼,在超级英雄电影中手淫的时代已经结束,超级坏蛋电影在下沉的世界中上升,小丑在笑话中说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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