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欺骗
我们不是一切。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两种确信，即对我们不是一切的确信和对死亡的确信。 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一切，正如我们意识到我们终有一死，那么，这就没什么。 但如果我们没有麻醉剂，一种无法呼吸的空虚就揭示了自身。 我想要成为一切： 我因此坠入这个空虚，但鼓起我的勇气，我告诉自己： “我耻于想要成为一切，因为我现在看到了，那就是沉睡。 ”自此，一种独一的体验开始了。 精神在一个让苦恼和迷狂成形的陌异世界里运动。
这样一种体验并非难以言喻，但我向那些未意识到它的人进行交流： 其传统是困难的（成文的传统几乎不多于一种口述传统的介绍）； 它要求别人事先具备苦恼和欲望。
——乔治·巴塔耶
1
我要求——晦暗，真实世界的空虚，在我周围延展——苦恼之中，我存在，我仍盲目： 别的每个人都完全不同于我，我感受不到他们的所感。 如果我设想我之来到世上（venue au monde）——它和出生相连，然后和男人女人的结合相连，甚至，和结合的时刻相连——那么，一个独一无二的偶然（chance）就决定了我所是的这个自我的可能性： 最终，则是一个唯一之存在的疯狂的未必可能（improbabilité），没有它，一切，对我而言，就都不存在了。 以我为终点的连续性当中，最小的差异： 取代了我，渴望成为我，关于我，只会有虚无，仿佛我死了。
我从中到来的这无限的未必可能如一个虚空在我的身下： 我的在场，在这空虚之上，如同一个脆弱权力的操练，仿佛这空虚要求我自己带给它的挑战，也就是，我所是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所具有的无限的、痛苦的未必可能。
在我所迷失的狂放里，我同他人之相似性的经验认知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自我的本质就源于此，即没有什么能够取而代之： 对我之根本未必可能性的感受把我置于世界之中，我存留于世，如同陌异于它，绝对地陌异。
更准确地说，自我的历史起源（它被这个自我本身视为认知的全部对象的一部分），甚或对其存在方式的解释性研究，都只是这么多微不足道的陷阱而已。 在一个无法穷尽的要求面前，一切解释的悲惨。 甚至在一个被定罪者的牢房里，这个因我的苦恼而与余下的一切对立起来的自我，仍然会把先行于它并包围它的东西察觉为一种服从其权力的空虚。 〔这样一种观看方式，让被定罪者的苦厄变得令人窒息： 他嘲笑它，然而他必须受难，因为他无法将之抛弃。 〕
在这些境况下，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关注其他的观点，即便它们是合理的？ 对自我的体验，对其未必可能性的体验，对其疯狂要求的体验，无论如何存在着。
2
似乎，我应该在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看方式之间做出选择。 但这种选择的必要性将自身呈现为和一个根本问题的位置相连： 什么存在着？ 什么是清除了一切幻觉形式的深刻存在（existence）？ 绝大多数时候，回答被给出，就好像提出的问题是： “什么是命令？ ”（什么是道德价值？ ）而不是“什么存在着？ ”在其他情况下，回答是一条出路（是对问题的不理解的回避，而不是对问题的摧毁）——如果话题作为深刻的存在而被给出。
通过脱离问题，我避开了困惑。 我已把自我定义为一种价值，但拒绝把它和深刻的存在混淆起来。
在一切诚实的（实事求是的）探索中，这个自我，完全别异于其周围的存在，被拒斥为虚无（被实际地忽视）； 但恰恰是作为虚无（作为幻觉——就其本身而言），它回答了我的要求。 在其中被驱散了的东西（看似琐碎，甚至可耻的东西），只要一个人提出了实质存在的问题，就恰恰是它想要成为的东西： 对它而言必要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空无的虚荣，那样的虚荣是未必可能、乃至让人惊恐的，并且缺乏一种同世界的真正的关系（被解释的、已知的世界是未必可能者的反面： 它是一个基础，是一个人无法撤回的东西，不管他做什么）。
如果我拥有的对自我的意识逃离了世界，如果，令人颤栗地，我抛弃了一切逻辑协调的希望并让我自己献身于未必可能性——首先是献身于我自己的未必可能性，最终，是一切事物的未必可能性〔这是要戏弄一个喝醉了的、步履蹒跚的人，他逐渐地，把自己当成一根蜡烛，吹灭了它，并发出恐惧的叫喊，最终，他把自己当成了黑夜〕——那么，我就可以在泪水、在苦恼中把握自我（我甚至可以让我的眩晕延至尽头，并且，在对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正死着的他人——女人——的欲望中，在一切和我相似的事物里，我只找到我自己），但唯当死亡临近的时候，我才必定知道它关乎什么。
正是死着（mourant）的时候，我才无可逃逸地，察觉到那建构了我之本质的撕裂（déchirement），而我已于其中超越了“存在的东西”（ce qui existe）。 只要我活着，我就满足于来来往往，满足于一种妥协。 不管我怎么说，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物种的个体，并且，大致上，我和一种共同的现实保持一致； 我参与了那凭全部的必然性而存在的东西，参与了什么也无法将之撤回的东西。 “死去的自我”抛弃了这样的一致： 它真正地把包围它的东西视为一种空虚，并把它自身视为一种对这一空虚的挑战； “活着的自我”将自身限于一种对眩晕的预感，在眩晕中，一切将（在许久之后）终结。
然而，的确： 死去的自我，如果它还没有在死亡的怀中，抵达“道德至尊性”的状态，那么，它就在毁灭中同万物保持一致（在那里，愚蠢和盲目混在了一起）。 它无疑挑战世界，却是以软弱的方式； 它回避它自己的挑战，自始至终对它自身隐藏了它之所是。 诱惑，权力，至尊性，对死去的自我而言，都是必要的： 为了死去，一个人必须是一个神。
在某种意义上，死亡是庸常的，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深刻的、难以通达的。动物意识不到死亡，即便死亡把人抛向了动物性。化身为理性的理想之人仍然陌异于死亡：一个神的动物性对死亡的本质而言是根本的；既污秽（发出恶臭），又神圣。
恶心和狂热的诱惑在死亡中得以统一并加剧： 问题不再是平庸的取消，而是最终的贪欲和极端的恐怖发生碰撞的那个点。 支配了这么多可怕游戏与梦想的那种激情乃是狂乱的欲望： 既想成为自我，又不再想成为任何东西。
在死亡的光环中，并且只有在那里，自我才创建了它的帝国； 在那里，一种无望之要求的纯粹性显现出来； 在那里，死去之自我的希望得以实现（眩目的希望，因狂热而燃烧，在那里，梦的界限被推得更远）。
与此同时，上帝在肉身上不一致的在场也被疏远，不是因为徒有其表，而是因为它依赖一个被抛回到遗忘当中的世界（为各部分的相互依存奠定基础的东西）。
“不可通达的死亡”里再也没有一个上帝，封闭的黑夜里再也没有一个上帝； 一个人再也听不到什么，除了“拉马撒巴各大尼”： 那在所有的句子里，被人赋予了一种神圣之恐怖的短句。
在理想地黑暗的空虚中，一团混沌，乃至于揭示了混沌的缺席（那里，一切荒芜，寒冷，处于封闭的黑夜，哪怕同时有着一种引发狂热的、痛苦的光辉），生命向死亡敞开了自身，自我壮大着，直至抵达纯粹的命令： 这个命令，在存在的充满敌意的部分中，被明确地表达为“不得好死”（meurs comme un chien）； 在一个它转身离去的世界里，它没有什么用处。
但，在遥远的可能性里，这种“不得好死”的纯粹性回应了激情的要求——不是奴隶对主人的要求： 献身于死亡的生命乃是恋人之间的激情； 恋人的愤怒的猜忌产生了影响，但绝不是“权威”。
总而言之，坠入死亡是污秽的； 在一种孤独里——其沉重的方式不同于情人的裸露——腐烂的临近把死去的自我和缺席的裸体联系了起来。
3
〔之前，我还没有说过通常与死亡相伴的受难（souffrance）。 但受难与死亡深深地结合了起来，它的恐怖在每一条线上突显。 我想象受难总是这同一场最终海难的游戏。 痛苦并不意味着太多的东西，在我所屈服的恶心和切心的寒冷面前，它和一种欢快的感受没有明显的区别。 痛苦或许只是一种感受，它和自我的平静的统一互不相容： 某种行为，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挑战着构成性存在的脆弱组建，它分解了我，而那种险恶行为的恐怖让我面色苍白。 不是说痛苦必然是一种死亡的威胁： 它揭露了自我不知如何从中幸免的可能行为的存在，它唤起了死亡，而不引入一种真实的威胁。 〕
如果我现在表达相反的观点： 死亡是多么地无关紧要，那么，我仍有理由坚持我的立场。 〔在受难中，的确，理性揭示了它的软弱，并且，存在着它无法统御的时刻； 痛苦所抵达的强烈程度表明，理性是多么地无足轻重； 甚至，自我的过度的恶意，不顾理性地显露无遗。 〕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欺骗（La mort est en sens une imposture）。 自我，就像我谈论一种可怕的死亡一样死着，就像一条狗一样对理性漠不关注，把它自己封闭在了其自身之自由意志的恐怖里。 要是它应在一瞬间逃避创建它的幻觉，它就会像一个入睡的孩子一样迎接死亡（正如一个青春幻觉被缓慢耗尽了的老人，或如一个过着集体生活的青年人： 在他们身上，摧毁幻觉的理性工作，得到了大致的实现）。
死亡的令人苦恼（angoissant）的特点表明了人对苦恼（angoisse）的需要。 没有这样的需要，死亡将看似安逸。 人，可怜地死着，让他自己远离了本质，产生了一个为艺术而塑造的幻觉的、人性的世界： 我们活在一个悲剧的世界里，活在一种虚假的氛围中，而悲剧就是这一氛围的完成了的形式。 对动物来说，没有什么是悲剧的，它们并不落入自我的陷阱。
迷狂诞生于这悲剧的、人造的世界。 毫无疑问，迷狂的一切对象都是艺术创造的。 一切“神秘的认知”都基于对迷狂之启示价值的信念： 相反，它必须被视为一种虚构，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艺术的直觉。
然而，如果我说，在“神秘的认知”中，生存是人的工作，那么，我的意思是，它乃是自我的女儿，是其本质之幻觉的女儿： 迷狂的幻见（vision）同样有某个不可避免的对象。
自我的激情，其内部燃烧的爱，寻求一个对象。 自我只有在其自身外部，才得到了解放。 我可以知道我创造了我激情的对象，知道它不能凭自身存在： 它仍然不在那里。 我的幻灭无疑改变了它： 它不是上帝——我创造了它——但出于相同的原因，它也不是虚无。
这个对象，光与影的混沌，就是灾变（catastrophe）。 我把它察觉为一个对象； 然而，我的思想，在它的图像中形成了它，同时，它也是思想的映照。 察觉着它，我的思想沦入了湮灭，如同沦入了一场让人发出尖叫的坠落。 某种无边的、过分的东西，伴着灾变的噪音，从所有的方向上释放出来； 它从一种不真实的、无限的空虚中涌出，同时，它也在那里，在一次伴有令人目盲之闪光的震惊中，迷失了。 在压扁火车的的碰撞中，一扇碎裂并引发死亡的窗户就表达了这紧迫的、无所不能的、已然湮灭的来临（venue）。
在通常状况下，时间被取消了，被封闭在了形式的永恒或预知的变化中。 一个秩序内部铭刻着的运动停止了时间，运动把时间凝固在一个尺度与等值的体系里。 “灾变”是最深刻的革命——它是时间的“脱节”（sorti des gonds）： 白骨，作为腐烂的结果，就是这种脱节的标记，从中，其幻觉的存在浮现了。
4
就这样作为其迷狂的对象，时间，回应了死去之自我的心醉神迷的狂热： 因为和时间一样，死去的自我是纯粹的变化，两者都没有真实的存在。
但如果最初的追问还在坚持，如果在死去之自我的混乱中存留着那个小小的问题： “什么存在着？ ”
时间仅仅指明了看似真实的对象的逃逸。 进而，对自我来说，事物的实质存在只有一种可悲的意义： 它们的坚持，在它看来，就好比其死刑的准备。
最终，这点出现： 不论它是什么，事物的存在无法封闭它带给我的死亡，它自身被投射到了封闭它的我之死亡里。
如果我肯定死去之自我或时间的幻觉性存在，那么，我并不认为，幻觉应该服从那些会实质地存在的事物的审判： 相反，我把其存在投射到一种封闭它的幻觉当中。
鉴于其未必可能性，以它的“名义”，我所是的人——他的来到世上可被视为最未必可能的东西——无论如何封闭了事物的整体。 死亡，把我从一个杀死我的世界中释放，事实上把这个真实（réel）的世界封闭在一个死去之自我的非现实（irréalité）里。
1933年7月
〔1933年，我第一次病了； 来年年初，我再次病了，并且，下床只能跛行，因风湿病而一瘸一拐（到5月份，我才康复——此后就享受正常的健康了）。 我相信自己状况好转，想在阳光下康复，于是动身前往意大利，但那里下雨（这是4月）。 某些日子里，我步履维艰，有时过条马路都让我呻吟： 我独自一人，我想起（我是如此地荒谬）自己曾在阿尔巴诺湖边（我徒劳地试图留在那里）流着眼泪走完整整一条路。 我决心回到巴黎，但花了两天： 我早早地离开罗马并睡在了斯特雷萨。
次日光景甚好，我留了下来。 这是一场卑微漂泊的终结： 在客栈的床上躺了几个下午后，我在阳光下得到了美妙的放松。 春山环绕的巨湖在我眼前如蜃景一般闪烁： 天气炎热，我坐在花园的棕榈树下。 我的苦痛已然减轻： 我试着走路，并再一次能够行走。 我到浮桥上查看时刻表。 一阵向天空发出的，无限威严，同时生气勃勃，自身肯定的声音，从一个有着不可思议之力量的合唱队中升起。 我被镇在原地，不知这些声音为何： 刹那的狂喜过后，我明白一个喇叭正在广播弥撒。 我在桥上发现一片沙滩，我可以在那里享受无边的风景，清晨的明媚已让风景变得透明。 我呆在那里，倾听弥撒的歌声。
合唱队是世上最纯洁、最富足的，极其美妙的音乐（我对弥撒的领唱或作者一无所知——关于音乐，我的知识是随意的、懒散的）。 声音仿佛是被连接不断、变化多端的波涛所抬起，缓缓地实现了它的强度、迅疾和丰富，但奇迹中诞生的是一阵喷涌，像是从一块碎裂的水晶里迸出，在一切看似走到尽头的时刻，它们就抵达了这一状态。 低音提琴的世俗力量被不断地维持着，并让童声的高涨的火焰（就像火炉里充裕的煤，释放了一种十倍于火焰之谵妄力量的强烈热能，玩弄着火焰的脆弱，使得它们更为疯狂）变得通红（乃至于尖叫，炽热得令人目眩）。 关于这些旋律，必须要说的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从心灵当中撤出的赞同，和教义的要点无关（我分辨出了信经〔Credo〕……及其他作品的一些拉丁语句子，这并不重要），而是和奔流的荣耀，和人的力量已经取得的胜利有关。 在这座浮桥上，面对马焦雷湖，就我而言，其他旋律似乎从来不能用这样的力量，让我以及我们所是的有教养的、优雅的、激情澎湃的人的成就变得神圣。 不是基督徒的痛苦，而是天赋的欣喜，人就是凭这样的天赋蔑视无尽的困难的（尤其是——这意味深长——在歌声和合唱队的技艺里）。 咒语的神圣特征只能肯定一种力量感，只能更为长久地向着天空，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个存在的到场，这个存在为它的确信而欢欣鼓舞，仿佛确定了无限的可能。 （这是否源自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含糊性，并不重要； 不再有什么重要的了，合唱队是以超人的力量呼喊。 ）
想要把生命从艺术的谎言中解放出来是徒劳的（我们对艺术抱有蔑视是为了逃避，是为了欺骗）。 正是那一年，风暴在我头上酝酿，如其所是地简单并具破坏性，我知道不在言谈中泄露任何东西，不是谈论事物本身，而是——为了用更大的勇气表达我自己——谈论礼拜仪式的歌唱或歌剧。
我回到了巴黎，恢复了健康： 这是为了突然步入恐惧。
我遭遇了恐惧，不是死亡。 此外，悲剧把苦恼、陶醉和狂喜，分给了那与之成婚的人，就像分给了它所邀请的观众。 我回到了意大利，虽然这“如同一个疯子”，从一地被赶到另一地，但我过着神的生活（装黑酒的瓶子，闪电，征兆）。 然而，我几乎无法谈论这个。
我身上发生的惊恐的、宗教的沉默，无疑在这新的沉默里得到表达。 并且，就像我说的，这无关我的生活。
如下的做法是奇怪的： 获取权力，甚至矛盾地增强权威，并安于一种彻底宁息的荣耀。 在斯特雷萨的浮桥上把握到的胜利，只在赎罪的时刻（苦恼、汗水、怀疑的时刻）才获得了全部的意义。
不是说存在着罪，因为一个人不能够，一个人不应该犯下罪，然而胜利是必要的，一个人不得不承担它（悲剧本质地体现为这点——体现为它是不可赎偿的）。
为了表达这个从欣喜（从其幸福的、眩目的反讽）走向撕裂之瞬间的运动，我将再次诉诸音乐。
莫扎特（Mozart）的《唐·璜》（Don Juan）〔跟随克尔凯郭尔，我唤起它并且我听过它——至少一次——仿佛天空已经敞开——但只是第一次，因为事后，我期待它： 奇迹不再运作〕呈现了两个决定性的时刻： 在第一个时刻，苦恼——对我们来说——已经在那里（石客被邀请参加晚餐），但唐·璜唱道：
“女人万岁！ ——好酒万岁！ ——人的支撑与荣耀……”（Vivan le femmine——viva il buon vino——sostegno e gloria d'umanit ……）
在第二个时刻，主人公握着石客的手——这让他打起冷颤——并被迫忏悔——他回答（这是他遭到雷劈之前，最后的回答）：
“不，你个老蠢货！ ”（No vecchio infatuato！ ）
（关于“唐·璜综合征”的无用的——心理学的——喋喋不休的谈论让我惊讶，让我反感。 唐·璜，在我眼里——更加天真——只是节庆和无忧无虑之狂欢的一个个人化身，他否定并神圣地推翻了障碍。 ）〕
作者: [法] 乔治·巴塔耶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无神学大全 第一部
译者: 尉光吉
出版年: 2016-6
编辑 彻狗彻尾
图 电影《邮差的白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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