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消失的时候，就可以谈公正的问题了

亚里士多德说过两件事，我认为那真是关于人际关系无比明智的两件事。一旦弄明白这两件事，它们也就变成常识了。

他说，如果所有人都是朋友，公正就没什么必要了。他还说，公正是联系一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得出以下结论：一个国家（这是我们能隶属的最大的组织机构）的成员不都是朋友关系；如果他们都是朋友，就不必用公正这个纽带把他们连到一起而形成叫作国家的这个社会了。

利益，是人们在一起的原因

我们大多数人都属于不止一个社团或组织团体。我们是家庭成员，或为父母，或为子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也许还属于其他组织团体，比如学校、俱乐部、某种商业组织。所有这些都是人们为了某种共同目的而结合起来形成的社团或者联盟。

这些联盟的目的把其中的两个组织机构和其他的组织机构区别开来。像学校、大学、医院、商业机构和俱乐部这样的联盟，旨在提供某种特殊服务。比如教育机构旨在宣传和发展知识，医院在于关爱健康，商业机构的目的在于生产或者分配物品进行买卖等。

与之相对的家庭是为了维持其家庭成员生活的一个团体，而国家是旨在丰富和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人们可能会更愿意生活在一个更小的家庭圈子中，或者生活在由更多家庭聚在一起的一个更大的团队中，这个更大的团队和我们称为的部落相似。亚里士多德认为，能让家庭群聚成部落，让部落群聚成更大的社会的理由就是人们会在这个更大、更包容的联盟中有所获益。

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人类，我们的目标不应该只是活着，而应该是活好，尽可能地活好。当然，活着是活好不可或缺的前提。人类不是独居动物，而是群居动物。为了维持生命、维系生活，为了繁衍下一代，照顾和保护婴儿，人们之间必须保持互相联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和部落就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逐渐形成的最初的联盟或者社会。它们现在也许不这样了，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不这样了，但是亚里士多德让我们思考它们的起源，最开始，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形成这些社团联盟。

有这样一个答案，它也许不说自明，那就是“本能”。本能让蜜蜂筑蜂巢，让蚂蚁建立蚂蚁王国，筑起蚁丘。也许人类的本能就是让他们建立家庭、建立部落、建立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社团联盟就完全是自然形成的，他们不同于学校、俱乐部和商业组织这样的联盟，后者几乎不可能是本能的产物。因为这些组织机构是人们为了一些特殊目的而自觉聚在一起所形成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部落和国家不同于学校、俱乐部和商业组织，也和蜂巢、蚁丘不一样，因为不管你在哪儿发现蜜蜂或者蚂蚁，它们都总是以完全一样的一种方式被组织起来，世代如此。尽管人类属于同一物种，但是每个家庭、部落和国家的组织方式和架构大不相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就意味着这些社团联盟最初是自发、有目的地形成的，是人们考虑到自己的情况经过组织计划形成的。在这种程度上，它们就像人们自发地、有目的地、仔细考虑后建立的学校、俱乐部和商业组织一样。但是，家庭、部落和国家又与学校、俱乐部和商业组织不同，因为它们既是自然的，又是自发的。

亚里士多德说家庭、部落和国家既是自然的，又是自发的，那他自己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他认为家庭、部落和国家的自然性与蜂巢和蚁丘的自然性完全一样，都是本能的产物，那他就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说社会的自然性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这种自然性体现在社会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自然需求而形成的，这种自然需要是待在一起或者更好地生活在一起的需求。

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社会可以是自然地形成的，也可以是自发地、有目的地、经过深思熟虑后，为了满足让社会更自然的这个需求形成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最初的形成是人们需要待在一起以保护和养育后代。家族或者部落是更大的组织，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工作，它们的形成是为了更有效地满足这个需求。国家是个更大的组织机构，最初是把家庭和部落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不仅是为了满足同一个需求，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那就是让其成员，如果不是全体成员的话，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生命有了保障，注意力和努力就会转向去改善生活，让生活更富有、更美好。

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句话的含义比说人是一种群居动物的含义更丰富。因为还有其他群居动物，蜜蜂、蚂蚁、成群捕猎的狼、生活在一起的狮子。但是只有人类把他们的群落自觉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制定自己的法律和规定自己的习俗以互相区别。

说人是政治动物，有一层意思是，人是制定法律和规定习俗的动物。当然亚里士多德宣称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他也是在表达另外一层意思，即如果人们只是以家族和部落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他们不可能生活得幸福，也不可能过上最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要想过上美好生活，必须以城市或者国家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希腊语中，表示城市或者国家的词是“polis”，从这个词我们得到了“政治”（political）这个英语词。拉丁语中，表示城市或者国家的词是“civis”，从这个词我们得到了“公民的”（civil）和“文明的”（civilized）这些英语词。人类天生的政治性使得他们必须以国家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才能过上可能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就是公民的文明生活。

当爱出现问题的时候，公正就产生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一章开始时说的两句话。如果人们都是朋友，那么公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一个国家的成员很少都是朋友，所以有必要用公正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以便在国家这个最大的人类社会中和平而和谐地生活。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朋友，而且是朋友这个词的最高境界。

当两个人达到朋友的最高境界时，他们就相爱了。爱让他们互相希望对方幸福，希望为对方付出，希望做一些必要的事来丰富和改善对方的生活。

处于这样的友谊或者爱中的人，往往会为了对方的幸福或者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绝不会做任何伤害对方的事，不会阻止或者妨碍对方追求幸福。

所以说，如果在一个家庭里，父母无时无刻不爱孩子，孩子无时无刻不爱父母，夫妻无时无刻不相爱，兄弟姐妹无时无刻不相爱，那么公正就没有必要了。但是，在大部分的家庭中，总会有时候爱或者友谊出现问题，不够完美。一般这个时候家里的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说，“你对我不公平”，或者“你这样说不公平”，或者“我有权让你这样，我有权让你那样”。

这时候，爱就不再是把家庭成员联系起来的纽带了，而公正出现了。公正会努力做到让一个人获得他或者她有权利得到的东西，公正会努力做到让一个人被别人公正地对待，受到保护，不被伤害。

当爱不存在了或者不够完美，而公正又不出头做主时，家庭成员可能就不会再待在一起，或者至少他们不会再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也不会努力去共享大家共同的快乐。这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成员都不是因为爱或者友谊而联系起来的。如果没有爱，那么公正就要介入来把国家的人联系在一起，让他们和平地、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一起工作、一起努力。

亚里士多德知道有几种不同的友谊。其中，他认为只有一种是完美的友谊，即那种存在于互相爱护的两个人之间，只希望能为对方付出的那种友谊。

亚里士多德还知道这样的友谊珍贵且稀少。通常的情况是我们称一个人是我们的朋友，是因为他对我们有用，或者因为从他那儿我们能获得快乐。这种友谊是自私的。我们把一个人叫作朋友有我们自己的利益，只要这种利益存在，我们就把对方称为朋友。相对而言，真正的爱或友谊是无私的、仁爱的。这种友谊就是为对方付出。

公正与爱的区别

公正和爱一样都是为了他人好。然而，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明白爱的人都知道一个人永远不会对另一个人说，“我有权被爱，你应该爱我”。

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这个被爱的人有权向我们索要一些东西才去给他们，不管我们爱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相反，我们完全不会去考虑他们的权利，而是自己慷慨无私地给他们。我们为他们所做的远远多于他们有权期待我们为他们做的。

我们有时候会爱上根本不爱我们的人。我们的爱并不是以他们爱我们为回报的。但是，当我们公正地对待别人，给予那些他们有权去期待的东西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自私的，因为我们会期待得到公正的回报。在这种意义上，期待别人对我们会像我们对待他们那样，这种想法是自私的。

那么别人有权期待我们做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对他们所做的承诺。我们告诉他们真相，因为说谎总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他们。我们当初向他们借的东西一定物归原主。我们欠债还钱。我们不偷他们的东西。我们不伤害他们的健康，不伤害他们的身体和生命。在他们的行为绝不会伤害到我们的时候，不去干涉他们的行动自由。我们不说有损他们名声、玷污他们名誉的话。

所有这些，或者类似这些的都应该总结成别人有权期待我们做的事，他们会期待我们不去做任何妨碍或阻碍他们追求幸福的事，任何干涉或者阻止他们获得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真正的好东西的事。对这些好东西的需求给予他们拥有它们的权利，我们有义务尊重他们的所有权，如果我们自身是公正的话。

我们也许不总是公正的，至少不是完全公正的。而有些人就是站在公正的对立面。他们的习惯不是去尊重别人的权利，而总是朝着反方向走，想方设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甚至不惜践踏别人的权利，也要这么做。

这就是为什么为了公平地对待每个人，一个国家要制定法律来规范公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一个人能习惯性地不管做什么都公平地对待别人，就没有必要制定这些法律，并且由国家来加强法律的执行了。但是因为几乎很少有人能完全公正，同时也因为有些人总是有不公正的倾向，所以那些规定公正行为的法律，必须由国家来执行，以保护个人因他人侵犯他的权利而受到严重侵害。

别人有权期待我们积极行动以帮助他们追求他们的幸福吗？一方面是不干涉、不妨碍、不阻止他人努力去获得和拥有他们需要的真正好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帮助他们获得这样的好东西。他们有权利要求我们去帮助他们吗？

根据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爱与公正之间的区别，答案是“不”。一个人去帮助另一个人获得他过上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真正好的东西，那是爱的馈赠，不是公正的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法律不要求一个人采取积极行动去帮助另外一个人实现对幸福的追求。

然而，国家也的确会制定和实施法律要求个人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而采取积极的行动。集体的利益会影响到它的每一个成员对幸福的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共同利益得到保障并得以发展，这样的社会才能有益于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亚里士多德充分阐释了一个好的国家应该追求的目标就是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个体的幸福。国家应该帮助人们追求幸福。

法律指引我们为了整个集体的利益要把握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在遵守这些法律的同时也间接地帮助了我们的同伴，助力他们追求他们的幸福。对于很少一部分人，我们主动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对于其他所有人，我们所能间接做到的就是遵守法律。法律要求我们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行动，这个集体里面有他们，也有我们。

本文摘自

书名：《每个人的亚里士多德》

作者: [美] 莫提默·艾德勒（(Mortimer J.Adler）

译者: 刘洋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19-5

编辑：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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