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美国工厂”：华人女工默默忍受的伤痛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投资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引发热议，片中中国企业家、美国政府、两国工人之间的互动，折射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也让人思考在美工人的真实境遇。2015年，学者胡其瑜曾出版了一本书，关注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在其中，作者提到了在美华人女工的生活现状，她们在长期排华政策下，承担着”血汗工厂“里的繁重工作，使整个服装制造业得以运行。她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只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选择。在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后，她们迅速地转变为可以适应任何条件的劳动力。由于她们的存在，服装制造业作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产业，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这样的生产和销售中心得以存续。

在整个北美，不管是东海岸的纽约还是西海岸的旧金山，“Chinatown”都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词汇。 不管是在商业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方面，这些社区都被聚居于其中的少数族裔所主导。 尽管这些族群不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够以市民的身份参与当地政治，但是却为当地主流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廉价劳动力和商业服务。 吊诡的是，在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中，明确禁止唐人街作为中国移民的永久聚居地，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离散社群此前迁徙不定的居留方式。 但正是因为这一法案的颁布，使得许多中国移民定居下来。 因为他们一旦离开美国，就再也不可能返回。 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唐人街的居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稳定地增加。 在种族歧视政策结束之后，唐人街仍然在美国的土地上顽强地存在着，它不仅变成了游客们趋之若鹜的旅游目的地，更成为普通美国人心中爱恨交织的“东方主义”符号。

在长期的排华政策之后，美国于1965年颁布了新的移民法案，向大量的亚洲移民敞开大门，也使得“唐人街”成为一种新型的移民聚居地。 而这一轮新的移民潮又恰恰与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不期而遇，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工业生产的转移。 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地带，美国在其本土限制工业的发展，而将工业生产有策略地转移到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使其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模式。 这一调整深刻地影响了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使他们凭借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跻身于“新工业化国家”之列。 为了吸引美国投资，这些国家在自己的国土上设立“出口加工区”或“自由贸易区”，建立起可供轻工业生产的简陋厂房。 这些国家大多是极权政府，有些甚至是军人政府，而且除了中国和越南之外，都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 他们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大量的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利用来自于第一世界的技术和原料生产出各种工业制成品，并出口到第一世界的市场。

然而，第三世界的这种发展模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即在创造大量工作机会的同时也刺激了移民。 而凑巧的是，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颁布的移民法案又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便利的移民条件，促使大批处于观望之中的人也加入了移民的行列。 在这30年中，美国共接纳了800万来自亚洲的合法移民。 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非法居留者和偷渡客。 所以，后资本主义时代与移民潮之间显然有着紧密而复杂的关联。 也正是这股强劲的移民潮，使得唐人街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服装加工中心，也为这些老旧的社区注入了勃勃的生机。

纪录片《美国工厂》截图

19世纪时，美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男性。 而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对于亚洲女性移民的需求越来越大，她们温顺的性格和灵巧的双手更能够适应服装制造业的需要。 因为美国服装制造业的主体虽然转移到亚洲、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保留在其本土，以便与设计师、大经销商、市场和消费者建立直接的联系。 尤其是美国消费者变动不居的时尚品位和消费习惯，更促使一部分服装制造业保留在美国本土，以迎合不断更新的市场需求。

但是如果没有古老的唐人街，要想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中保留服装加工厂几乎是不可能的。 国际女装工会1983年的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个产业在纽约的存续，基本取决于唐人街不断涌现和扩充的服装加工厂”。 而这些加工厂的存在又完全依赖1965年后大量涌入美国的、以妇女为主的亚洲移民。 这些女性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其价格低廉到足以与亚洲第三世界国家相竞争。

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奥克兰的唐人街，同样的变化也在发生。 来自亚洲的移民完全改变了当地的劳动力构成，促使服装加工业蒸蒸日上。 截止到1988年，共创造出25000个工作机会，80%以上雇用新近移入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妇女。

廉价劳动力并不是促使服装加工业从纽约向唐人街转移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洛杉矶和旧金山—奥克兰唐人街日趋兴盛的唯一动力。 在新型的全球化制造业中，亚洲移民还扮演着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承包商和转包商。 如果说在海外建立工厂能够使美国的制造商完全摆脱招工、培训、监管、处理劳资关系等直接的、烦琐的企业运作程序，那么纽约和加州的承包商们所起的作用也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现代服装产业中的承包商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对劳动力进行招募、配置和监管。 试想，在全球化的竞争和营销网络之中，有哪一种机制能够比种族纽带更有效地动员和管理劳动力呢？ 这一分包体制凭借“同源同种”的优势，组织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劳动力，一方面将整个产业链的成本降到最低，另一方面使美国本土的服装制造业得以灵活、高效地运行。 制造商完全不用在厂房、机器上面进行投资，他们寻找到有商机的产品后，可以直接外包给要价最低的承包商。 而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之后，制造商可以专注于更具创造性、附加值更高的产销环节，如产品设计、成本核算、广告投放、市场营销，等等。 作为资本的所有者和市场的主导，他们只需向承包商提供布料和详细的设计图样，即可等待提货。 这些制造商包括一些大型的商场、连锁店（如 Sears, Penny’s, Gap），以及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大品牌（如Tommy Hilfiger, Liz Claiborne），还包括一些规模较小、相对高端的品牌店（如 Jessie McClintock）承包商以低价获得订单后，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压榨工人获取利润。 他们的工厂雇用大量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的女工，按照计件的方式付给工资。 即使是最熟练的工人也必须快马加鞭地工作，才能拿到数量微薄的工资。 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承包商们还将部分订单转包给一些家庭。 这些家庭往往拥有闲散的妇女、老人和小孩，他们统统被动员起来完成订单。 当然，这种转包其实是承包体制的一种不正规的延伸，它逐渐成为美国服装产业的一个隐蔽的、问题丛生的层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受到正规厂商和法律的监管。

正如上文所述，纽约和加州的大部分服装承包商都是亚洲移民，而且女性明显多于男性。 如在1989年的洛杉矶，大约有5000个服装承包商，其中约60%是亚洲移民，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各占1/3（其余的服装承包商中，约有30%是拉丁移民，只有13%是非移民）。 而在纽约的服装承包商中，华人则占了绝大多数。 亚洲移民之所以争先恐后地投入这项经营，是因为它的运营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承包商只需要投入1万美元，就可以购置或租赁一批二手机器，并雇用10至20名工人，建立起一个服装加工作坊。 当然，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中国、越南、韩国、菲律宾、南亚的新移民。 除此之外，布料由制造商提供，承包商只需要租赁一处合适的厂房，就可以正式开工。

在整个美国的服装制造业，制造商和承包商的数量非常不对等。 以洛杉矶为例，其服装制造商大约只有100个，他们掌握着绝大多数的外包订单，而承包商却数量巨大。 在纽约和加州的唐人街，这种雇用不超过50个工人的小型作坊约有成千上万家，它们构成了唐人街独一无二的景观，也为大量的亚洲移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机会。 然而这些成批出现又成批倒闭的小作坊，较之其他的小型企业更加不稳定。 它们往往会因为一纸禁令而突然歇业，不久之后却又改头换面地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当然，这也使它们在当地名声欠佳。 新的从业者为了取代老的厂家，不惜采用杀价竞争的方式，使得制造商们渔翁得利。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承包商们常常同时承接数家制造商的订单，制造商也惯于将一个订单分包给多个承包商。

尽管承包商与制造商、零售商之间尔虞我诈，但真正使他们声名狼藉并被冠以“血汗工厂”之称的，是他们对于工人的压榨。 这些工人大多是和他们一样的新移民，而且大多是女性。 美国政府对于“血汗工厂”的定义是： “长期违反工资、生产安全和劳动保障的相关法令，并使用童工的企业”。 而发生在亚洲“出口加工区”的一桩案件，使人们更加深入地讨论： 对于一个服装加工厂而言，何为“不人道”，何为“不公平”？ 所以了解这一行业的人都知道， 在纽约和加州的所有服装加工厂——包括为数不多的优先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都徘徊在“血汗工厂”的边缘。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在这样一个利润微薄的行业，厂商如果不无情地压榨工人，就完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本文对于唐人街亚洲移民的考察，将集中在女性移民方面，因为她们构成了一个全球性产业链的基础。 她们长久地忍受着“血汗工厂”非人的待遇，却使整个服装制造业得以运行。 他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只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选择。 在踏上美国的土地之后，她们迅速地转变为可以适应任何条件的劳动力。 由于她们的存在，服装制造业作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产业，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这样的生产和销售中心得以存续。

这些被吸收进服装制造业的女性移民，大多只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英语水平也很有限，有些人甚至完全不会说英语。 即使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她们也注定只能从事低技能的劳动。 有研究显示，这些缺欠成为移民选择职业时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她们中的许多人从事这项工作，是为了弥补家庭收入。 因为她们的配偶通常也缺乏专业技能且英语水平有限，只能从事中餐馆招待等报酬很低的工作。 而且说她们的劳动只是为了弥补家庭收入也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她们的收入大多不低于自己的配偶。 然而，如果夫妇二人都从事这种低收入、无前景，甚至是季节性的工作，一个家庭恐怕很难从贫困中挣脱出来。 对于许多女性移民而言，进入服装加工厂可以暂时解决就业问题，但绝不是长久之计。 当然如果她们能够转变为承包商，情况又有所不同，但是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

美国的血汗服装加工厂付给工人的工资，通常还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 对于每天8小时每月40小时之外的工作，也不会支付加班费。 这类血汗工厂大多也没有保险、病假、带薪假期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福利。 工人不管是在工厂中工作还是在家中承接订单，都按照计件的方式支付工资。 一个工人只有反复制作同一种产品相当长时间，技术相当娴熟之后，才能勉强拿到法定最低标准的工资。 然而因为变动不居的时尚潮流和市场需求，对于绝大部分工人来说，要反复制作同一种产品，使技术娴熟到能拿到最低标准的工资，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避免支付足额工资，血汗工厂的老板最常使用的伎俩就是做假账，这使得许多工人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有的甚至领不到工资。

纪录片《美国工厂》截图

来自中国的女性移民之所以接受血汗工厂如此恶劣的待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工厂为她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熟悉的种族环境，使她们尽可能地规避文化和语言的障碍。 这种情况在纽约比在洛杉矶更为普遍，因为洛杉矶的服装加工厂还招收大量来自拉丁美洲的女性移民。 这些血汗工厂大多通过种族、移民群体或社区的关系网络招收新工人，而且往往使用口头约定。 比如一个华人老板会对工人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而事实上“种族纽带也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尖锐的劳资矛盾”。 国际女装工会的研究指出： “在一个根本没有平等可言的关系中，种族群体之间的所谓‘个人权威’最终只会迫使人们屈服于强权，而且必然形成独断专行和普遍的不公。 这些血汗工厂的老板好像生来就是如此的霸道和反复无常，他们对于同种族的工人极尽役使之能事。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们掌控着如此大量的廉价移民劳动力，使得那些最有实力的服装制造商们也要让他们三分。 而且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将工人的工资压到如此之低，才吸引了许多制造商与他们合作。

然而承包商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所以在极力压低工资之外，他们还必须寻找其他降低成本的办法。 他们通常会租赁破旧不堪的建筑或者地下室作为厂房，那里通风条件极差，冬天没有暖气，温度甚至会降到0°C以下。 在拥挤不堪的厂房中，工人们不仅要为缝纫机腾出足够的地方，还要终日与成堆的布料、成衣和包装盒为伍。 为了避免吸入四处飘飞的纤维，工人们只能用白色的布料做成简易的防护罩，掩住口鼻。 淋浴设施匮乏且极其肮脏，电线也松散地裸露在外面。 窗户通常是用铁栏杆防护起来，消防通道也 用成堆的箱子和铁门闩封闭起来。 对于厂主来讲，这样的环境不仅能够降低成本，还能够有效地监管工人。

尽管血汗工产的劳资纠纷此起彼伏，但是上述情况却很少进入公众的视野，更不能奢望被纠正。 1994年，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加州服装加工厂的调查显示： 98%的厂家都不同程度地违反了法律中对于劳工身份、工资标准、安全保障、健康保障方面的规定。 当个别不走运的血汗工厂因违反相关规定而被曝光或处罚时，厂主往往会在一夜之间挟带着机器溜之大吉。 为了防止日后落入法网，他们还会改换自己的身份。 而那些早先受雇的工人们则不仅失去了工作， 还无望讨回自己的薪水。 总的说来，国际竞争、低工资和大量亚洲移民的涌入，使得“就业形势每况愈下，也使得这类血汗工厂在唐人街和美国服装制造业中遍地开花”。

这种分包体制以及血汗工厂的存在使大的制造商和零售商从中渔利，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20世纪90年代的洛杉矶，服装制造业的利润分配大致如下： 零售商约得50%，制造商约得35%，承包商只得到10%，而那些一针一线地加工服装的工人只能分到大约5%。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洛杉矶的服装批发总值为90亿美元，而销售总值则翻了一番。

直到20世纪末，纽约的唐人街仍然主导着这个城市的服装制造。 据联邦调查员1997年估计，当时这个城市的4000家服装厂中，90%都聚集在唐人街，而且大多是雇工15人以下的夫妻店。 一些工人抱怨，他们每工作84小时仅能挣到180美元，平均每小时仅挣2.14美元，而当时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5.15美元。 联邦调查员还发现，他随机抽查的59家成衣厂，共拖欠1400名工人工资412300美元，平均每名工人被拖欠300美元。 这些工厂的老板反复地用那个陈词滥调为自己辩解： 因为国际竞争的激烈，他们不得不压低工资以削减成本。 此外他们还强调，零售商们也常常不能如数、如期地向他们支付货款。

《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