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北上》：大水汤汤，溯流北上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了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分别是：《人世间》（梁晓声）、《牵风记》（徐怀中）、《北上》（徐则臣）、《主角》（陈彦）和《应物兄》（李洱）。

对于徐则臣的《北上》，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与评论家们也多有讨论。2018年12月，评论家杨庆祥、作家石一枫、作家文珍等在中国出版集团就《北上》做了一场讨论。

公元1901年，时局动荡。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意大利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因为崇拜马可·波罗，他自名“小波罗”。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小波罗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

这一程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也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因意外离世。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大水汤汤，溯流北上，大运河是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作家徐则臣最新长篇小说《北上》试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

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从《耶路撒冷》开始，徐则臣的写作一直关注大命题，亦有大气象。为了写作《北上》，徐则臣几年间有意识地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

“我初中时住校，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后来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一天看一点，聚沙成塔，对运河也知道了不少。在1797公里的大运河上，淮安素有运河之都的美誉。不惟自隋以降，一千多年里漕运的衙门陆续设置此处。因为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二十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我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就有了耗时四年的《北上》的写作。”徐则臣自述道。

对于徐则臣的《北上》，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与评论家们也多有讨论。2018年12月，评论家杨庆祥、作家石一枫、作家文珍等在中国出版集团就《北上》做了一场讨论。

徐则臣

评论家杨庆祥：关于现代性展开和生成的一个叙事

徐则臣整个描述的是1901-2014年这个时间段，在某种意义上关于运河的叙事实际上是时间的叙事，这个时间的叙事也是关于现代性展开和生成的一个叙事。必须把关于大运河叙事的故事放到一百年中国的近现代史或者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去讨论，或者是去观察，才能够见到这个作品背后厚重的历史意识和它的现代性或者现代感。

东方的时间和西方的时间在徐则臣的《北上》里面有非常复杂的表现，是同步性和错步性互相的纠结。荣格曾谈到中国的东方时间是同步性的时间，而西方是线性的直线时间，他说那个直线时间会带来野蛮主义。我们在处理现代史的时候要经常处理耳熟能详的历史，这个历史放在小说里怎样呈现出它的新意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在时间上用一句话总结，《北上》显示了一个后发的国家在时间上的混乱性，而时间的混乱性恰恰是一种创造力，在这种混乱的时间里面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或者新的发展出来。

中国的文化有两种形构，一个是南下，从南北朝开始，南下构成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原型或者一个意象。另外一个就是北上。我们整个现代史，北伐就是不停地往北走。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细节，谢平遥最后说，你最终想在中国找什么地方落脚，他点来点去还是在通州。这是非常核心的文化象征，就是南下和北上之间形成互动。

《北上》里面有一段写到运河两边风景的时候，写到谢平遥和小波罗看着运河里面的水，把两边的事物倒映在运河里面，这是一个镜像，这个镜像是隐喻性的，不仅仅是倒映两边的风景，而是说运河是中国整个现代史、近代史的镜像，所以沿着运河北上就是在溯源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

作家石一枫：写作和自己不熟、和别人也不熟的人物

运河的主题究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读一部关于运河的书？徐则臣实际上写的并不只是运河，他是拿运河作为线索写国家的历史巨变，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时期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中国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是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的。

徐则臣写作的时候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他要写的一是和自己不熟悉的人，二是和别人也不熟悉的人，这种方式对于写作来说挺冒险的。尤其是这种人和读者也不熟，通过你做材料和写作让读者跟他熟起来，这个真是太冒险了。

我们以前看老作家也不是没在这方面栽过，我印象非常深刻，严歌苓在美国写一系列小说，以中国人为视角去写的，应该说都挺成功的。但是她有一部分小说以外国人为史料写的，其实挺隔阂的，这种隔阂有可能是天生的。我读《北上》，我觉得上半部分，小波罗那条线是很强劲的，你会关心小波罗到底找没找到他的弟弟，他到底在中国有什么样的所谓的奇遇，作者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建立和小波罗的共情。

青年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李壮：气场、结构与文化隐喻

《北上》确实是写了若干不同的讨生活的内容和方式的。从跟班邵常来，当时做挑夫时怎么挑起担子就跑、到怎么做麻婆豆腐，怎么被抛下船来蹲在码头上呜呜哭，到船老大如何跟漕帮的人相互之间对黑话，一直到岸上更远的地方如何发生战争、义和团的活动是怎样一种形态，清朝末年的官场百态，乃至日常生活中器物的呈现及其同历史中人的互动等等，我们看到了非常丰富的呈现，整体生活图景的维度非常丰富，小说里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图景和气场。或许小说中的原文最能说明问题：“不过平常器物，却能看见流动的时间和过往的历史……古旧的日常细节呈现出了此地繁复、悠长、宽阔的地方史。” 这确实是精彩生动的，同时也构成了整个小说写作非常巨大的难度。

进而言之，小说如何消解或者稀释、抚平这种难度？我觉得主要是靠结构。

第一个是靠情节结构。整部《北上》在情节上呈现出一种焰火结构。焰火在空中炸开之后的形态是具有整体性的、同时也是发散性的，有无数光点散在夜空，在小说里面爆发的这一瞬，其实是有迹可寻的，很具体，就是小波罗死在船上的那一个瞬间。在那时候，他把自己随身带的东西分发出去，每个人领到一个礼物，这个情节细节变成整部小说后面那么多人物、那么多故事线头最终得以接续起来的核心关节。比如孙过程，他拿到的是相机，他的后代再次将镜头对准运河上的人和事。邵常来得到罗盘，他的后辈就是跑船的。

另一方面是形式结构。从目录和小标题就能看出来，《北上》的时空在不断的摇摆，从南方到北方不断切换，尤其从1900年到2012年、2014年，始终不断切换。这种交叉安放叙述的设计是有匠心的。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涉及到的人很多，它的空间也很大，尤其时间跨度那么长，中间还有漫长的空白期，如何在完整故事的前提下消弭这种难度，或者说不让这些把故事切碎？则臣老师找到这个方式蛮好的，他用结构形式上的交叉换位，让小说的节奏像船一样摇晃起来。它的时空板块不断切换、不断来回穿插，有详有略，又有内在的节奏感，这也是他面对难度叙事的一个处理方式。

此外就是关于小说的文化隐喻，《北上》确实是史诗性的写作实践，有很多文化的东西、历史的东西。例如，运河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农耕文明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它们意味着远游、意味着探索。

最后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北上》有些还不那么成功的地方。第一，小说故事有拧和不自然的地方，因为没有核心的人物。第二，爱情部分写得太硬，尤其是谢望和与孙宴临的部分。 第三，作家去写一些自身之外的经验，这个特别可贵，但是相应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发现这本书有些地方对人的处理，包括对与之相关经验以及抒情元素的处理，都是稍稍有点景观化的嫌疑。

作家文珍：用舒适区以外的部分激发潜能

徐则臣说“繁华的无锡生活在他眼前次第展开，房屋、河流、道路、野地和远处的山，炊烟从家家户户细碎的瓦片缝里飘摇而出，孩子的哭叫、大人的呵斥与分不清确切方向的几声狗叫，有人走在路上，有船行在水里。再远处，道路与河流纵横交错，规划处一片苍茫的大地。大地在扩展，世界在生长，他就这感觉。他甚至觉得这个世界正在以无锡城为追新向四周蔓延。以无锡城的这个城门为中心，以城门前的这个吊篮为中心，以盘腿坐在吊篮里的这个意大利人为中心，世界正轰轰烈烈地以他为中心向外扩展和蔓延。”

一直吸引我看下去的是则臣如何以小波罗的视角展开叙述，为什么要去不断的跨越自己的舒适区去写一些有难度的东西，在你冒险的过程中，你去够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会激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敏感和潜能，也会暴露出你本身没有设想到的创造力。在《耶路撒冷》里面非常明显，他为什么以耶路撒冷为题写小说？那是一个北上的年轻人渴望知道世界，他对世界的想象暂时划定在耶路撒冷为止。

则臣师兄的小说如果有一些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的地方，可能缺少了某种绝对的逻辑，你知道运河破坏在时间河流中，它作为真实的河流，有没有一个定居者，有没有一个不断被改变生活的定居者？这里所有人都是外来者，外来的目光交错。里面有一段是很早以前定居在这里，但这就是浮光掠影的一页，这里始终没有让你停下来，它跟我的认知发生很大的冲突，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博物馆式的展览，它不是非常有经验的写作者去想象，在这个漂亮之外和不断地看、不断地寻找意义、不断地把这个织物织出来之外，可能少了一点非常疼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