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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认同并且积极参与到暴力之中,才能够得到认可,享受制度限制下可获得的最大利益,这是两种社会失范类型互相影响的结果。
涂尔干说:如果失范是一种罪恶的话,那是因为它使社会遭尽了磨难,我们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凝聚力、没有规则的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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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 严飞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1.
什么是“社会失范”?
对于社会秩序的基础,在不同学者的定义中,有不同的分析。有人认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制度规范,有人说秩序的基础是道德,还有人认为,秩序的基础是想象的共同体。
每一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都来自于学者不同的立场和学科范式的观察,而这里我们谈一谈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答:社会秩序的基础是道德。
涂尔干认为,社会不能只通过理性的协议而存在,因为要达成协议,就必须要求每一个参与者都要互相相信对方可以遵守协议,但这在现实中几乎很难实现。
所以涂尔干也指出,为了确保契约生效,就必须先存在一种签订契约之前所形成的一种团结机制,或者“前契约团结”(precontractual solidarity)。换言之,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团结机制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
《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现今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更多是一种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分工又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有序的互动、互相依赖。正是由于这种依赖的存在,人与人会产生情感,基于情感就会产生一种集体意识,或者叫集体良知。
这就是基本的集体道德,必然就会对群体行为产生约束。 因为群体中每一位成员都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按照共同体要求行事,共同分享是非观; 反过来,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个人也会对群体产生依赖并考虑群体利益,这就是道德作用力的源泉。
但如果有一天,道德不再有约束作用,保障社会秩序的制度也没了效果,我们的社会就会进入一种混乱的没有规则、没有秩序的状态。
在社会学中,对于社会的混乱、失序,有一个专门的社会学术语,叫做社会失范(anomie)。
按照社会学者们的总结,指的就是“社会控制减弱、规范作用被破坏和社会互动解组的一种混乱状态”。
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价值观的导向出现了偏差,社会制度的规范不再能对人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导致社会功能出现紊乱,社会中的个人行为也偏离了轨道,出现了异常。
之前发生的甘肃“杨改兰案件”,以及社会中发生的多起“报复社会”恶性事件,都可以用以理解这个概念。
许多恶性事件中的个体行为并非只是单纯的失败者报复社会行为,而是整个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的社会现状的一种极端结果。
阶层固化之下,底层出生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极端情况下就可能诉诸于这种报复发泄手段。
这些让人痛心的事件,虽然在个体层面上,都是个人行为越轨的一种表现;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我们社会的秩序出现了失范。
讨论社会失范,可以更好地避免我们的社会走向混乱。
2.
社会失范,
让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发生
涂尔干是最早开始研究失范问题的。
前面已经提到,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秩序的基础是道德。失范,就等于站在了所有道德的对立面,是对真正道德的否认,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一种病态的现象。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它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让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
失范可分成两种类型,分别是个体的行为失范和社会的系统失范。并且,这两种类型的失范程度是呈递进关系的。
第一类,个体的行为失范。
往小了说,个体的行为失范可以是在公众场合里的大声喧哗、出言不逊、寻衅滋事等不道德行为,往大了说,可以是盗窃、欺骗、行凶等违法犯罪行为,这些都是个体层面上行为失范的表现,违反了人们共同生活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
个体的行为失范,会对身边的人、会对所居住的社区产生影响,也就是对社会局部的正常运作产生了影响,它的破坏力还不足以大到可以破坏整个社会功能的正常运作。
而第二类,则是社会的系统失范。
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产生紊乱,而导致功能丧失,无法指导和约束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的时候,就会让整个社会秩序呈现一种无序化的状态,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违背社会规范,产生越轨和反社会行为。
今天这里讨论的社会失范,主要是指第二类,社会整体的系统失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贪婪好斗、追名逐利、沉迷于奢侈和享受等都是人的天性,这些天性原本都是需要通过社会所定义的道德来抑制的,但是,一旦规则体系遭遇解体,社会就丧失了它原本能够有效疏通、引导人类欲望和需求的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社会就会出现“集体意识、普遍认同的道德信仰和行为准则全盘衰微”的失范状态。
涂尔干指出:“如果失范是一种罪恶的话,那是因为它使社会遭尽了磨难,我们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凝聚力、没有规则的社会之中。”
3.
无论经济动乱或是经济上升时期,
都容易发生社会失范
社会失范常常发生在两个时期。
第一大时期是社会急剧转型,经济陷入大萧条的时候。
在这一时期内,因为社会的转型和变迁,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运作模式发生了改变,与之相对应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形态、道德信仰和普遍价值观都会遭受冲击。其结果,社会规范不再能有效地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导致社会陷入了混乱。
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例子,是19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国家随之发生了激烈的社会震荡、产生了社会裂痕,这些社会裂痕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弥合,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第二大时期则是社会高速发展和上升,正在走向经济繁荣的时段中。
这一时期里,旧的规范还未完全褪去,新的规范又还没有完全发挥效力,整个社会对于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人们也常常处于摇摆不定的自相矛盾状态之中。
再加上,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的欲望也在不断地扩张,所以会出现很多逾越公民良知和社会善序的行为,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不稳定状态。
对于这样的状态,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他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写道: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的享受和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社会的失范,对于人的心理同样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一书中,就专门研究了失范型自杀。
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的程度越高,自杀率就越高。无论是经济动乱还是经济上升时期,自杀事件都会急剧增加,因为在上述两个时期里,人们均会处于一种崭新的社会环境中,原有的准则和规范失去了约束作用,生活因此变得混乱不堪,自杀便容易发生。
4.
社会失范易滋生暴力
社会失范造成的后果中,最严重的就是滋生暴力。
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著名电影《霸王别姬》,刻画了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下,饰演霸王的生角段小楼和饰演虞姬的旦角程蝶衣,两位京剧演员的身世浮沉。电影的色调虽鲜艳明快,但却处处展现历史的暴力情境。
影片一开始,少年时期的程蝶衣(小豆子)为了进入梨园,被母亲生生剁下一只六指;进入戏班子后,则是师傅无节制的毒打和狂怒,又因为唱错《思凡》而被师哥用烟锅捅的满口是鲜血,之后又被张公公所凌辱,这些都构成了影片前半段的暴力特写。
在后半段,程蝶衣已经成为名角,但是京剧艺术却因为60年代的政治运动,遭到灭顶之灾。在一出集体批斗的戏中,霸王和虞姬双双跪在广场上,脖子上挂着“打倒京剧恶霸”的大牌子,身前是将他们的戏服焚烧的熊熊烈火,身后是疯狂而又激昂的革命小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霸王被迫低下头,揭发程蝶衣的所谓“罪行”,渗透出残酷暴力对于人性的摧残和撕裂。
《霸王别姬》截图
那么,到底何谓“暴力”?
在《霸王别姬》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层面的暴力。
一种是个体暴力,毒打程蝶衣的戏班子师傅、凌辱他的张公公,这里的施暴者,都是一个人,呈现的是个体间的冲突和矛盾。
另一种则是集体暴力,常常伴随着社会形态和结构的急剧变迁,比如在运动的冲击之下,整个社会进入了无序失范状态,到处都可以见到群体性的暴力和冲突。
而且,其中蕴含的暴力色彩也愈发浓厚,它不仅伤害到个人,同时也彻底打破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和长久的创伤,就像《霸王别姬》影片结尾呈现的那样,程蝶衣最后选择了自杀的方式告别自己痴爱一生的戏剧舞台。
社会是庞大的、复杂的,从奥斯维辛到古拉格群岛,再到恐怖主义,世界范围内的暴力事件和暴力行为多如牛毛,不同学者、不同流派对暴力的理解和定义也各不相同。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他的书《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Violence: A Micro-Sociology)中写道:“暴力分为许多种,有些短促而偶然,如一记耳光;有些大型且计划周详,如一场战争。”
《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从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在社会失范的宏观层面上,我们经常看到群体性的暴力和冲突,而且冲突的规模越大、程度越深,就越容易受到关注,所以那些只在小范围发生或者没有导致血腥暴力的冲突就很容易被忽视。
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群体、社会、国家的冲突里又包含着个人间的冲撞,而且某种程度上是由集中爆发的私人之间的对抗和矛盾组成,构成了大型暴力冲突的基础。
因此很多时候,学者们会从社会关系变动的层面去探讨暴力形成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暴力中的个人,窥探人性在其中的角色。
5.
为什么暴力难以抑制,无法消除?
社会失范滋生暴力,而暴力所带来的危害大多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暴力还是会一再发生,无法消除?
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暴力是一种身份认同。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自己的书作《集体暴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中指出,集体暴力是社会互动的一个片段。
暴力的具体产生机制是:社会关系的互动产生出社会身份的边界,“我们—他们”是二元对立的,有着清晰的边界。
《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世界范围内,因身份冲突而滋生的暴力发生得越来越频繁。
当人们把自己所属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相比较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相对的剥夺感”所导致的不平等状况而产生对立和相互怨恨的身份认同。
如果对立的身份认同再和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比如宗教的因素、价值观的差异,就会引发歧视或者偏见,甚至灭族的屠杀。
第二,暴力是一种从众和模仿。
一方面,人们害怕暴力的发生,在暴力面前充满了紧张和恐惧,而不是愤怒,所以人们面对暴力的第一反应不是渴望,而是逃离。
但是人一旦待在群体之中,群体共同情感、目标和文化取向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对暴力的紧张,让人们在集体的狂热中获得一种安全感。
在暴力的浪潮中,施暴者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并不是唯一一位施暴的人,我不是捅第一刀的人,也不是捅最后一刀的人”,正如你永远不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这背后的道理,用《乌合之众》这本书的作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话说,就是“民众是盲从的”。
他的原话是:“一个人沉浸在群体中一段时间后很快会发现自己,要么是由于群体仿佛有磁性的影响,要么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造成我们是无知的,在一个特殊的状态下,很像一种类似于迷恋的状态,被催眠的个体发现自己在催眠者的手中。
《乌合之众》,理想国出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三,暴力是一种剧场式的表演。
两个人之间的暴力,除了开始的言语攻击和最后的收尾,很快就会结束了,不会持续多久。然而,如果有观众在场的话,一切就变得迥然不同。
也就是说,当有观众围观时,处在暴力舞台上的演员会斗志满满、越来越激动,紧紧抓住表演展示的机会。同时,聚光灯之下的瞩目感会让观众不甘心只做配角,从而主动参与到暴力之中。
电影《霸王别姬》中对程蝶衣和段小楼的批斗场景,就是在广场中心、众多观众的瞩目下进行。革命小将的批斗更像是激烈的表演和暴力行为的展示,伴随着观众的高呼和应和,越来越激烈,而且,周围的看客也不断加入到暴力之中,体验站在舞台中心享受话语权和关注度的优越感。
6.
暴力,成了让自己免于暴力的途径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暴力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如此之大,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惩戒所谓的“恶人”来避免暴力?
答案倒未必。
因为很多时候,暴力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在我们熟知的人身上。
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杨·格罗斯 (Jan T. Gross)在他的代表作《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中,描绘了二战时期波兰小镇上的一段暴力历史。
《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
索·恩出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41年7月的一天,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的一半居民谋杀了另一半居民——小镇中1600名犹太人中仅有7人幸存,他们被各种残忍的暴力方式所杀害,溺毙、烧死、棍打……而杀害他们的,不是二战中罪恶的纳粹分子,而是真真实实和他们有过交集的熟人,他们的邻居,他们每天都会抬头打招呼的人。
在屠杀发生以前,波兰人和犹太邻里之间关系友好,“邻里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十分频繁”。然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却被德国纳粹和苏联交替控制的动荡局势打破。
在不同的军队武力控制之下,原本长期潜伏的民族情绪异化地发泄、群体冲突集中爆发,逐渐演变成了不可逆的种族屠杀和民族情感伤害。
当镇长号召所有波兰人在广场集合清剿犹太人时,无论这些波兰人过去对于他们的邻居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在当下已经身处于波兰人的共同体中,“波兰人”的身份认同在广场上受到巩固,没有一丝重新认识“邻居”身份的余地——在以“灭亡犹太人”为目标的群体行动中,没有人会试图拯救“我们的邻人”。
纪念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相关展览 | Wikipedia
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认同并且积极参与到暴力之中,才能够得到认可,享受制度限制下可获得的最大利益,这是两种社会失范类型的互相影响。
对于施暴者来说,暴力是施加于他人的权力;对于被动的施暴者,暴力是可能让自己免于暴力的途径。
从种种恶性事件来看,社会一旦进入失范的局面,暴力就会不断被催生,无法再挽回。暴力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会留下永远抹不去的创伤,并且深远地影响到人和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信任。
所以,避免社会失范,避免暴力丛生,应该是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前行的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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