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所有作家，都是内心阴影的残缺者和缝补者

“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难以归类的作家，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模仿的女性。文艺多面手，集作家、戏剧家、导演和专栏记者于一身；加入过法国共产党，游过行、卖过报、发过革命传单；热爱生活，做得一手好菜，喜爱摆弄花草；有过情人，甚至太多，但在每一份爱里都倾注了真情，而爱也滋养了她的生命和写作。”          

以下内容摘自《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中信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文学、电影在纸媒、广播和电视上的44篇访谈，读者可以看到、听到她对1962年至1991年期间法国文学圈的真实看法，了解杜拉斯在三十年间的思想变化，领略杜拉斯独特的语言风格。也是有关文学创作的一部箴言录。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为了杀死我自己

Ⅰ          

让·舒斯特（Jean Schuster，以下简称JS）：      

写作的理由数也数不完。我们不再谈论心理学了，还是谈谈魔法吧。书被视为一种魔力，一种施加于外部未知世界的权力。例如：您是怀着让人一见钟情的希望开始写作的吗？与一位读者建立某种特殊的交流？期待某位陌生人对一本书做出唯一可能的准确回答，因为这个回答在您看来难以想象而更期待得到？             MD（玛格丽特·杜拉斯）：      

怎么可能不写作？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不假思索立马给出的答案。      

对于“写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替别人回答。每个人只能替自己回答。对我来说，我的见解就是： 我发现作家和非作家的区别在于创作流程的最后一个阶段： 实施阶段。我看到所有人都在写作。不写作的人也在写。人的写作功能是一种天赋，就像其他天赋一样，而写作者与非写作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系统地挖掘这一天赋阶段。同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电工。因此，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潜在的电工。因而有两种行为：职业行为和非职业行为。      

我发现在每个人身上，从经历的现实到再创造的现实的转换，都拥有明显的写作功能的所有特征。我发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全投入的先导人格，它在坚持不懈地完成将我们所说的经验融入我们的滞后人格这一任务。我发现这个先导人格在进行创造性工作，除非付诸实践，否则无法将其与另一个区分开来。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赞成或否认经历的事件，将其归为己有或予以拒绝的意识。而在于一种行动范围更宽广的后意识，一种特殊的功能，一旦意识将这一事件归为己有，就会理解它，安顿它，将其融入内在的多元性——融入“内心世界”。虽然意识的获得与经历的生活是同时进行的，但写作功能却是后来才启动的。对这一历史功能而言，为了使经历的生活主观化（或者客观化，这两个术语在这里同样有效），修改它、歪曲它，直至使其屈从于自我历史必要的要求，必须有一段严格的时间差。意识，是进入的大门，是事件与自我相遇之地。一旦进入大门，事件与自我的焊接就在后意识或写作（或叙事，或人们想要的一切）区域进行，铸成每个人至关重要的“合金”。      
     我的先导人格，我的作家人格在讲述我的生活，我是我生活的读者。它根据今天的经历修改了昨天的经历，它分门别类，结束一些章节，同时开启其他章节，使其悬而未决，同时等待明天发生的事情，等等。对于它作为历史学家的作品，我的先导人格沿着与职业历史学家相反的方向完成了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有专属目的。需要通过歪曲，使得事件变得可以让我忍受，为了我而变得可以忍受，能够与我内心的人群、与我的事件重合。      

就像为机体供给营养或排毒的淋巴，是可以躲过所有分析的。      

     我看到人们在写自己，因此他是自身的历史学家。这个先导人格在我所说的内心阴影区域发挥作用。自我的档案馆位于那里，那里正在平行开辟道路，被我的作家人格机器吸引的人群从那里经过。我遇到了您，我看着您，我跟您说话，我离开您。然后：她遇到了他，她看着他，她跟他说话，她离开他。然后：发生了什么？最后：因为与我有关的原因发生了这些。在我的内心阴影里我在煽动自己，在我的写作区域里，我读到发生了这些。      

尽管不是专业人士，我还是拿起笔和纸，进行转换的转换。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在做什么？通过传输无差别的、均等的语言，我试着翻译不可翻译的，把难以读懂的变成能读懂的。因此，我放弃了内心阴影的完整性，它平衡了我经历的生活，抵消了我经历的生活和我重温的生活。我去除了内心的整体性，对于应该在内部进行的，我在外部进行。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去除了内心的阴影。我有一种幻觉，我在创造秩序的时候把人数变少了，我在点亮内心世界的时候隐去了一些角落。      

要么把内心世界全照亮，这样人就疯了。疯子们是从外部对经历的生活进行转化的。明亮的光穿透了他们，赶走了内心的阴影，替代了它。只有疯子才会彻底地写作。      

要么，在绝对自由的情况下，人们会在“仿佛”的前提下那样做，仿佛把经历过的生活转换为文字不需要改变内心阴影的等级，不需要耗尽自己身上不写作的潜能。要相信这一点，而且必须要相信，在我看来，人们并不比作家或其他任何人更弄不懂，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跟作家只有毫厘之差。      

任何人都比作家更神秘。罪行比一本书更令人印象深刻。爱情比一本书更令人印象深刻。疯狂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本身。      
     我们所有作家，或好或坏，都是内心阴影的残缺者，内心阴影的缝补者。      

要么我们知道这一点，那么或许可以自称为作家。要么不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是谁？要么我们知道，表明我们与非作家区分开来的差异是可耻的，严格说来，并不比那些没有抵挡住袒露自我的诱惑的人更值得崇拜，那么，我们是谁？如果人们不知道写作的蓄水池绝对是一样的，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我们难道不是最虚伪的作家？      

内心阴影的天性本身会让人知道这一点：它是一种共通的天赋。如果不知道这一点，这是因为人们拒绝将它视为共通的天赋，然后绕过它。绕过之后，内心阴影把自己禁锢起来，死在了自我的棺材中。我们知道他们中很多人有这种棺材，其中大部分是作家。我说的是那些会欺骗其他非作家的人，在他们身上有天性和道路的差别。因此，也恰好是那些最容易受伤、最虚弱、最容易与内心阴影隔绝的人。      

杜拉斯

JS：      

既然这种天赋是共通的，是什么让某些人付诸行动，而大部分人却没有？             

MD：      
     表达方式的增多并没有改变现有人口中写作者的比例（编辑收到手稿数量的比例与二十年前几乎完全相同），这绝对令人震惊。这个比例与某个既定国家中自杀者的比例同样令人震惊。      

我看到了这一点——当然也做了区分，就像让·里卡尔杜准确区分了信息型的作家和其他作家一样：我看到人们因为缺乏表达自我冲动的其他方式，例如肢体语言等而写作。我不想说人们会优先选择写作作为表达冲动的形式，完全不是这样。我想说自身冲动本身的性质会导致人本能地寻求表达。      

人们思考为什么兰波会在寻求表达不可言说的东西之后去寻金。就我个人而言，我看到，这是同样的寻求，但是换了地方。在这种转换——简单地说，也就是从词语到金子的转换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人会迷路。我看到在兰波身上，自我的冲动使他培养了勤奋而非选择性寻找的性格。对于作为作家存在的兰波来说，没有什么优越的寻找方法。我发现寻金十分艰难，充满圈套，危险重重，还会致命，这是一种冒险的交易。我看到兰波经历了荣耀、成功，经历阴暗的日子，徒劳地寻找，以及绝望。我看到这是一种转变，从寻找不可言说的东西转变为寻找目标更加难以命名、更加神秘，但是自我冲动可以找到栖身之地，找到安放之地。当兰波进入第二种寻找时，第一种寻找的徒劳并不会消失，相反，它还会表达出来。对财富的渴望，正如对不可言说的表达方式的渴望一样，都是源于最初同样的幻想。更进一步：第二种寻找的徒劳会揭露第一种寻找的徒劳。当兰波在寻金时，他会向我们指出他对不可言说的寻找与所有的寻找都具有一样的性质，都是徒劳的。诗歌在这里揭示的徒劳性被夸大，覆盖到了随之而来的所有事。      

令人惊奇的是，没有更多这样的诗人，用这种激烈程度去经历了创造性幻觉后，不再投入另一种具体的寻找，投入这种寻找—放弃。      

     JS：      

指出作家的首要条件之后，还有哪些次要原因会促使他们依旧在写作？             

MD：      

我写作是为了从自我转移到书上。      

为了降低我的重要性。让书占据我的位置。为了在书的分娩过程中杀死我、糟蹋我、损坏我。这成功了。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在两种情况下，我会感到可以自由支配自我：想到自杀时和想到写作时。通过书或通过死亡从身体上转移自我。延续的出路，书或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谈论魅力。一种通过解脱施展出来的魅力。也可以说，这是一见钟情，但这是自杀性的。      

对书做出的准确回答可能是：“现在停下吧，您可以这么做，您已经写了一些东西了。”也可能是：“您继续吧。”这从来没有发生过。      

电影《情人》海报，根据杜拉斯小说改编

Ⅱ

JS：      

什么事情是哭也没有用的？      

MD：      
     哭也没有用的，是爱情。       更加没用的或许是疯狂，它是对抗虚假与真实、谎言与真理、愚蠢与智慧的唯一方法：结束评判。      

Ⅲ

JS：      

您从美第奇奖评委会辞职了[1]。是不是因为意识到了文学机构是什么样的，还有它的惩罚和晋升制度，建立在已然僵化和正在僵化的标准之上的价值等级制度，商业化的官僚主义，阿臾奉承的风气，以及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复制了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的所有这些？除非通过发疯、犯罪或自杀，否则我们无法将自己排除在这个社会之外。但是对社会心存不满的作家企图摧毁社会架构。他们难道不是受到了启发，所以开始拒绝在他们特定的领域扮演自己的角色，也就是说，拒绝与更为保守的作家一起遵守同样的规则、享受同样的特权（通过先获奖，然后加入评委会，最后进入法兰西学院来追逐“荣誉”），拒绝为一个纳入并安抚颠覆性思想、用虚假的等级划分替代了思想隔离的制度提供道德担保？             

MD：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知识分子圈”与另一个“知识分子圈”的差别更大。       拥有知识的知识，这是什么都无法填补的最后一种差别。      

于是，如果以萨特、布朗肖和格诺[2]为例，对他们说：“将一个文学奖授予你们三人”，就会得到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没有风度的结果。我不反对由确定的一群人根据同样的标准不公正地颁奖。如果一群人在不顾另一群人（或圈子）的情况下授奖，那么这个奖就反映了一种偏见，它就成了极端主义性质的，它就不再是授予没有人捍卫也没有人谴责的“第三类书”的折中奖项。      

此外，在个人选择层面，提出了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我在投票时，当我对一本书说“是”时，我就结束了与这本书的某种关系，并开启了另外一种。因为我不可能跟每一本书（尤其因为其跨度是一整年）建立必然的接受或拒绝关系。我可以建立一种怀疑关系。我可以跟一本书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关系中，它持续的时间或短或长，可能会一直持续，甚至伴随我的一生。我可以不知道自己是否热爱莎士比亚，与他建立一种危机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投票，我就中止了这种关系，改变了它的性质。对于您投过票、“硬塞到你手中”的书，您对它的兴趣确实不会像以前那么浓。实际上，在评委会中，人们在像我一样回答的时候，也就是在替我回答。这就打破了我与这本书的独立关系。它在我面前暴露无遗。如果某个我并不尊重的人像我一样给某本书投了赞成，我就会立刻怀疑我的赞成是否合理。      

在一个评委会中，到了最后一天，我就想拒绝一切。拒绝在形势所逼的情况下表态，拒绝告诉市长先生是赞成还是反对。      

如果存在一种争议评委会，我就会加入。我们可以幻想这样一种评委会，它不颁任何奖，只是批判，不是批书，而是批书的评委，批评论界和其他评委会。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拥有存在的权利，或者某种命运。但是，致力于促成这种命运的评委——在所有情况下——都具有一种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的责任。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我设想的这个评委会就是用来评判评委的。这不是评论的终结。这将是某种一统天下的评论的终结，尤其在法国，这类评论确保了现行体制的权威。换句话说，我这个评委会是这样一个机构，它不赞美任何人，所以不会树立任何榜样，而是通过批判，剥夺权力机构的权力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公众和读者。教会他们说“不”。所有的教育都会让人机械地说“是”。因此，我说“是”的这一面必然是我开发最少，或者懒得开发的一面。对于我的个性、我的个体来说，我说“不”的这一面要重要得多，更加有规划得多。然而，进入某个评委会，就是为了说“是”，即使心里认为的恰恰相反。这就是我进入美第奇奖评委会的原因。我以为可以反对存在的一切。当然美第奇奖还是颁给了奥利埃和维蒂格[3]。但这并不足以洗刷错误。哪怕六年之内只犯了一个错误，这个奖项就变得可疑了。当然，我是从原则上说的。      
     一个奖项，不会立刻，但在存在两年之后，就成了一个小社会。       虽然只是一个缩影，却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      

一个奖项，在很短时间之后，就会变成“这个奖项”。也就是说，成了一个把奖项利益排在书的利益之前的机构。两年之后，机构的利益超过了个人的利益、奖项的利益、书的利益。奖项用规则武装自己，为自己辩护。在考虑某一本书时，会根据它会为奖项带来的好处或坏处来判断。奖项的目的变成了奖项本身。就像一位销售经理在惋惜某个有用但用处有限的产品的销量一样，因为销量不佳会损坏其日益增长的名声。      

两年之后，最多五年之后，就变成了这样：目的将不再是颁奖。在青春期，在最初的充满诗意的阶段是好事。但目的很快就变成让这个奖项继续存在下去了。      

基本上所有的奖项在一开始都表现出革命性。但也只是相对于其他奖项而言的革命性。我认为弊端就源于此。如果在评委会的不同成员之间存在真实的、意识形态的维系——不要在词语面前退缩，那就可以延迟其没落，延迟将评委会不同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原始关系的破坏，这种联系往往是建立该奖项的原因。十个对所有的好的文学有着共同品味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沙龙。在那里即使争吵都是属于上流社会的。      

我不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避开一个新建的评委会的暗礁和危险，不会，但至少那将是一个“处不下去”的评委会。      

  1967年10月，让·舒斯特，“画外音”《超臂》（L'Archibras），第2期

注释

[1]自1966年底开始。

[2]格诺（Raymond Queneau， 1903—1976），法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品为《最后的岁月》《我的朋友比埃罗》《圣-格兰格兰》《蓝花》。

 ——译注[3]克洛德·奥利埃（Claude Ollier）于1958年凭借小说《导演》（La Mise en scène）成为美第奇奖第一位得主；       莫尼克·维蒂格（       Monique Wittig）于1964年凭借其第一部小说《奥波波纳克斯》（L'Opoponax）获得该奖。                    

责编：卡拉维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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