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的“黑历史”

曾几何时那个被人称为“剽公”的“原味儿莎”似乎没那么伟大。时至今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无法超越的莎士比亚现象——傅光明

莎剧“原型故事”的东方之旅

——序《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

熊辉

2017年10月，傅光明先生新著《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问世，我因从事相关教学和研究的缘故，遂仔细阅读此书、并作了详尽记录，整理成一篇书评《莎剧的版本考证、故事溯源及文本新读》。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将文稿发送给傅先生，不想他很认同这篇“阅读笔记”。我自知不是文章写得好，而是傅先生包容的个性使然；因为在我印象中，他从不直接否定别人的观点，尤喜鼓励和褒扬年轻人。

所写书评涉及到对莎剧故事资源的论述，估计比较符合傅先生的写作初衷，所以，当他要出版《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一书时，竟然让我作序。我当即愕然，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加以回绝。原因很简单，根据学术界“行规”，一般是后生晚辈出版专著时请前辈学人作序，由此增加影响力或抬升“江湖地位”，几乎没见过一个前辈学人邀请“后来者”写序的先例。更何况，在平时的交往中，我都称傅先生为“傅老师”（以下还称老师），替他作品写序的重任岂敢轻易接受。

在邀请与推辞的拉锯战中，傅老师坚持己见，把整理好的书稿发给我，后记也提前完工，并在来信中说万事俱备，只欠“熊序”。无奈之下，准确地说，应该是感动之余，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我知道，傅老师让我作序，一定包含着对我学术上的某种肯定或期望，我当然不能刻意回避他的良苦用心，正所谓“恭敬不如从命”。接下这桩“美差”之后，在重庆阴冷又多雾的冬季，面对繁忙而无序的日常，我内心的行动力却倍增。

《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

傅光明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4月版。

一

倘若不计较年龄、学术实力和学界声望等因素，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傅老师的大000作写序，毕竟我对他的为人为学颇为了解。

我和傅老师相识于2009年初夏，那时他来西南大学主持学位论文答辩。梅雨时节，重庆难得的晴朗使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怡人，工作之余，我们一起到运动场打篮球，或坐在小菜馆里聊天，彼此感觉很投缘。我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跟张中良老师作博士后研究，傅老师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了我的出站答辩，他“平视”的眼光让我感到轻松，有启发性的提问令我获益匪浅。2014年，我被遴选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去北京的次数增多了，和傅老师的接触更加频繁。

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去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翻译与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期间去拜见傅老师，他竟骑着单车拉载我去芍药居附近吃饭。清瘦的傅老师用自行车托着我这个年轻人，无论从年龄还是体重上看，那画面均呈现出不协调的颠倒感。但每每回想起这个镜头，我就觉得北京是座温暖的城市，而这恰好是我定格傅老师形象的清晰影像：生活简单朴实，性格自然随和，待人真诚直率。

傅老师是老舍研究专家，出版过小说、散文和传记文学20多部，主编及编选现代作家作品上百种，此外还翻译了凌叔华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等7部作品，加上是现代文学研究权威期刊的执行主编，真正称得上名满学界。我佩服他在编刊、创作、研究之余，还能静心从事枯燥的翻译工作，在物质利益和虚妄浮名充斥的滚滚红尘中，还能坚守文化人的本分，将所有时间和精力灌注到文学事业中。

当然，从个人角度讲，我对傅老师的好感来自于他首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了我的论文。作为学术界无名小卒的“外省人”，那时要从海量的稿源中脱颖而出确实不易。每每提及此事，傅老师总淡淡地说，要给年轻人机会，而且你的文章写得有价值。我理解傅老师的想法，他不想我背上人情债，希望我做一个踏实有实力的研究者，淡化个人付出与鼓励年轻人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傅老师眼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关系稿，他常跟我说，编辑是在做成人之美的事，只要你的文章写得足够扎实，编辑部就乐意录用；反之，如果文章质量平平，再好的私交也枉然。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对我的研究态度和论文写作起到了莫大的鞭策作用，直到今天，我给刊物投稿时，总要掂一下自己文章的分量，更不能随意给熟悉的编辑投稿。

我们见面除了聊学术，也谈各自的生存处境，交流现实生活的各种体验。身在京城，处“庙堂”之高，傅老师也有难言的烦忧和苦恼。读他的某些著作，其内心的创痛和不安虽不溢于言表，却也并非无迹可寻。比如《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一书，在和美国友人韩秀的通信中，透露出傅老师生活的些许失意与淡然。他的心态能早早地平和下来，曾所经受的煎熬和隐忍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年过不惑之后，我终于参透了傅老师当年的心思：那些无视个体生命的行为，以及漠视个人正常诉求的傲慢姿态，是对人基本尊严的扼杀；而傅老师是一个有高度人文情怀的学者，他眼中最忌惮的就是对人之尊严的践踏，如若屡屡面对此等事件，他怎能不心生失落感呢？这是人之良知的体现，不关乎个人得失。

我和傅老师有年龄和学识上的差距，但能成为知交，其实想起来，是我们的性格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渴望在一个平静而公正的环境中生活，却也放不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唯有双手紧握“志业”才能平复内心的波动。而正是这种心理，可能会被人误以为有积极入世的仕途执念，因此难免招来非议。同时，我们都有一颗仁慈之心，对待周边的人事常能站在他人立场上三思，但有人不以为然，认定这是你个性的“软弱”，容易被说服或改变自我立场。于是，形形色色的人和难以处理的事接踵而至，心中时常有无法平复的矛盾纠葛。

如果一个人用明澈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赤子之心对待世界，那他一定也希望世界以相同的方式回报他；如若不然，那他内心的痛苦和失落就会加深。时间长了，我们的正常需求就会被外界漠视，自我内心的憋屈感就会日趋强烈。也许有人会将此心情理解成郁郁不得志，但其实是对生活的失望之情，与个人事业或仕途成败难以并置而论，就像存在主义者体认到虚无一样，折射出的只是一种普遍而悲情的生命认知。

好在严冬不会一直封锁大地，在认清生活及周遭人事的本来面目之后，傅老师反而释然了。能让我们安身立命的终究不是外在的荣光，而是如何拥有诗意的充实生活，如何在有生之年做自己认定有意义的事情。机缘巧合，正当傅老师在现代文学的花园里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之际，或偶尔被外在世界的“无情”干扰了恬淡之心后，他走上了重译莎士比亚戏剧的道路。面对如此浩大的工程，傅老师顿觉此生漫长而短暂，在对莎翁深奥精神和艺术的不断理解中，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变得愈加内敛丰盈。

2014年秋天，我获得富布莱特项目资助，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访学，临行前去拜访傅老师，只见他办公室堆满了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很多英文版我从未见闻过。他若有所思地告诉我，自己正在做一件足以耗费一生精力的事，那就是重译莎翁全集。我听后感到很惊讶，估计傅老师也不清楚他的选择究竟会将他个人的志趣引向何处，因为在中国莎士比亚的译介历程中，仅凭一己之力翻译完全部莎剧者，至今唯梁实秋一人，他的翻译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直到晚年才在台湾完成夙愿。朱生豪在战乱中辗转流徙，翻译宏愿未达却英年早逝，其他莎译名家还有曹未风、孙大雨、方平等，他们将有生之年全部投入到翻译中，译本虽各有特色，但不足之处也比比皆是。

不过，“文变染乎世情”，正如艾略特（T. S. Eliot）在《庞德诗选》（Selected Poems of Ezra Pound）的序言中说：“一代自有一代之翻译。”随着文学表达和审美风气的变化，莎翁作品在新的语境下也有“重译”的必要性。我们都知道，莎剧在现代时期有多种文体的多种译本，20世纪中后期以来，却鲜有人再重拾翻译莎剧的苦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傅老师的决定是有价值的，他把重译莎剧的历史重任扛在自己肩上，这需要才气，更需要勇气，我只能对他肃然起敬，对他翻译的莎剧文本充满期待。日后，在中国莎剧译介历史中，除了朱译本、梁译本等之外，还应有傅译本，且后者一定更符合21世纪以来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因借鉴和吸纳了多个英文版本和中文译本的优长，加上傅老师洗练的文笔，傅译本也必将成为权威的译本。

景色怡人的秋天过于短暂，大雪与雾霾在冬天不期而至，沙尘暴与温润的南风相伴，待到枝头变绿时，北京便进入了酷暑时节。这几年，傅老师对四季轮回的脚步浑然不察，他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翻译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其心思徜徉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和欧洲各地，他独自一人漫步在莎剧的广阔天地中。英汉之间词义的甄别，鉴定已有版本的优劣，寻找符合原文风格而又被当下读者接受的最佳表达，查阅各种资料等等，这些构成了傅老师的时间链条。

傅光明译“注释导读本”《莎士比亚全集》第一辑（《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赛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6、7月版

二

在读到傅老师翻译的莎剧之前，我有幸先读了他的莎研专著《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读罢这本具有学理性和文学性的莎学新成果，我对莎剧的故事原型、传播接受历程，以及莎翁在剧中的艺术创造力等，有了充分的了解。我们在通信中谈到莎剧中的“原型故事”，傅老师说他正有心将他专门论述莎剧素材源流的文字整理成单行本。根据多年来的研究体会和国内莎学界对莎士比亚创作能力莫衷一是的评价现状，以及在引导学生阅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资料缺失，我觉得傅老师如能出版这样一本有关莎剧故事来源的书，对中国莎学和广大读者而言，其价值也许不会低于重译一部莎剧。

莎士比亚借鉴欧洲各国既有故事进行创作的现象，并非莎研的新鲜话题，但国内却没人专门对此加以考察，致使读者无法看清莎剧故事主题的历史面貌，也无法完整把握莎翁的戏剧创作资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莎学界的缺憾。在如此学术背景之下，傅老师这本《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从故事主题、人物形象、情节构思以及语言方式等方面出发，详细梳理莎士比亚在创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影响，既是对莎剧原型故事的溯源，也是对莎翁创作资源的钩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毋庸置疑，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但莎翁在创作中借鉴他人作品或民间传说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可以极端地说，没有借鉴或模仿，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典剧作家莎士比亚。傅老师曾对莎士比亚戏剧作过如下论断：“莎士比亚从不原创剧本，而总是取材自古老的故事”，并因此认定：“莎士比亚绝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戏剧诗人，而是一个天才编剧。”在傅老师眼里，尽管莎士比亚所有的创作都对别人有所模仿，但他仍然是一位有非凡创造力的作家。傅老师对莎士比亚戏剧背后的“原型故事”之打捞与整理，足以见出莎剧自身丰厚的历史谱系，而对莎翁的伟大形象丝毫无损。

《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一书详细梳理出莎士比亚戏剧的故事来源，为中国读者了解莎剧创作的复杂背景及资源提供了清晰图景。下面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略加说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并不发生在意大利的维罗纳，这牵涉到对故事历史的溯源，故事的“旅行”以及故事如何逐渐成熟圆润，最后在莎翁笔下臻于完善，傅老师于是考证出与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相关的七种历史文本：一是古希腊时期以弗所的色诺芬（Xenophon）撰写的《以弗所传奇》故事集，首次讲述了服用安眠魔药来逃避婚姻的故事。二是意大利那不勒斯诗人萨勒尼塔诺（Masuccio Salernitano）第二部《故事集》的第33个故事《马里奥托与尼亚诺扎》，讲述了发生在锡耶纳城的爱情悲剧。三是意大利作家波尔托（Luigi da Porto）的小说《最新发现的两位高尚情人的故事》，在萨勒尼塔诺的故事基础上，增加了男女主角之间的家族世仇。四是意大利作家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的《短篇小说集》收入了《罗梅乌斯与朱莉塔》，出现了“奶妈”和“修道士”这两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增加了女主角房屋窗口的阳台和绳梯。五是法国作家鲍埃斯杜（Pierre Boaistuau）翻译了班戴洛小说集中的六篇，结集为《悲剧故事集》，其中第三篇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六是英国诗人布鲁克（Arthur Brooke）的叙事长诗《罗梅乌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史》。七是英国作家佩因特（William Painter）将鲍埃斯杜的法文本自译为散文《罗密欧与朱丽叶》。此外，《罗密欧与朱丽叶》同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的《变形记》和古罗马悲剧作家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的《变形记》存在精神上的承继关系。

莎士比亚的“原型”故事在不断的改编、翻译和传播中变得越来越丰满，莎剧集聚了各文本之长，再加上作者天才般的创造力，才成就了莎剧的经典与不朽。显而易见，厘清莎剧故事来源，固然有助于读者理解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但傅老师出版此书更重要的目的，却是探求莎剧对这些故事传说或已有文本的超越，凸显莎士比亚伟大的艺术才能。

在考证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故事相关的七个文本之后，傅老师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进一步显示出莎翁戏剧如何高明。傅老师指出，就英国范围内而言，布鲁克的长诗《罗梅乌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史》是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两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截然不同：首先，布鲁克诗歌中的故事持续了九个月，二人至少有两个月处于蜜月期；而莎士比亚将故事浓缩在五天之内，二人作为夫妻只有一晚的欢愉时光。这种改变符合戏剧的舞台演出，剧情由此变得紧凑，戏剧冲突和悲剧色彩倍增；如若持续的时间过长，震撼的悲剧性审美效果就会降低。第二，莎士比亚在剧中创造了几个具有艺术表现力的场景，比如二人幽会的阳台、诀别的黎明等。第三，在对待这对青年男女的态度上，二者有霄壤之别：布鲁克给长诗所做的前言充满了说教的意味，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对“坏情人”，他们背弃良言，沦为欲望的囚徒，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而在莎翁笔下，二人则是真爱的守护者，用纯真的爱化解了家族世仇。此外，莎士比亚在剧中给让罗密欧痛苦不已的恋人加上了“罗瑟琳”的名字，生动地刻画出世故而又卑微的奶妈形象等；在创作体式上，莎士比亚不像创作《阿德丽安娜》的意大利盲诗人格劳托（Groto）那样，用素体诗去讲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而是采用有韵的诗体，从而使浪漫的抒情笔调与唯美的爱情故事和谐交融，让读者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傅老师还指出，莎士比亚在戏剧中采用了四种传统的抒情模式：第一种是十四行体；第二种是独白吟咏式的“小夜曲”，比如表现朱丽叶等待新婚之夜的焦急心情时的文字；第三种是中世纪的“晨歌”，比如表现罗密欧与朱丽叶新婚之夜后在寝室依依话别的文字；第四种则是“挽歌”，比如表现帕里斯到墓地哀悼朱丽叶的文字。如此种种，无不体现出莎士比亚的创作天赋。

傅光明译“注释导读本”《莎士比亚全集》第二辑（《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第十二夜》《李尔王》《麦克白》）。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

限于篇幅，无法逐一述说，总之，若莎剧中根本没有原创元素，那莎士比亚也就不成其为莎士比亚。简言之，以《李尔王》为例，剧中的“暴风雨”便是莎士比亚的原创，因为之前那部旧戏《李尔王及其三个女儿的真实编年史》中没有这样的场景设置。在傅老师看来，莎剧中的“暴风雨”既是自然界的暴风雨，也是李尔内心情感的暴风雨，它是剧中不可或缺的重头戏。为此，傅老师举出英国莎学专家奈特（G. Wilson Knight）名著《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观点，认为《李尔王》中的暴风雨就是戏剧全部冲突的显现，也即是整个戏剧本身；同时，又举出诗人科德维尔（Christopher Caudwell）在《幻象与现实》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暴风雨只是一个隐喻，即上天并非冷酷无情，而只是像一个暴怒的人在毫无理智地行事；还列举了莎学专家布拉德雷（A. C. Bradley）在《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观点，认为《李尔王》中的高纳里尔、里根和埃德蒙的罪恶行径是引发暴风雨的主要根源，它使悲悯和恐惧达到了极致，李尔王在艺术的演绎中获得永生。

那些在欧洲大陆或海岛上流传的故事，不过是所有作家的创作材料，只有当它们被莎士比亚的艺术匠心打磨之后，被他的才华和天赋浸染之后，才会化为人类历史上不朽的经典名作。故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与其说是这些原型故事成就了莎剧，毋宁说是莎剧让这些久远的故事获得了“当下”的生命力，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能通过莎剧记住它们。

《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的出版，让莎剧中的“原型”故事在遥远的东方拓展了生存空间，延续了艺术生命。倘若莎翁地下有灵，定会感谢傅老师的辛苦付出；倘若读者有意，定会喜欢这样一本故事性超强、读来趣味横生的学术著作。

2018年2月5日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

傅光明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