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无名》：在正义和真相到来前，坚持得更久一点

性侵的案发现场，隔绝的私密空间，被称为“黑箱”，而揭开这个“黑箱”，暴露出的则是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的更为巨大的“黑箱”。

这是今年4月中信出版集团的译著《黑箱》的书名之义，编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大众重新关注性侵案件立案之难和对受害者的隐形伤害。

作为一起性侵事件的当事人，《黑箱》作者伊藤诗织是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自己遭受强奸侵害的女性。她被日本著名记者山口敬之性侵，但日本警方则一再告知伊藤诗织，“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这种情况是‘黑箱’，收集证据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和性侵案立案难度极大的东亚国家日本不同，在性侵案立案相对容易且司法体系相对完备的美国，是否能够打破“黑箱”的束缚，最终让真相大白，让受害人得到正义的抚慰呢？

上海译文出版社于今年四月出版的译作《女人无名》讲述的正是这个大背景下，发生在美国匹兹堡的真实故事。

1992年，身为表演系大三学生的艾米莉·温斯洛被人破门而入后强奸，此后，她记录了自己长达二十年的司法维权之路。虽然侵害人在二十年后被缉拿归案，嫌疑人阿瑟·弗莱尔的身份也被最终确认，艾米莉却很难称得上是得到了真相和正义，也很难说是维权成功。

艾米莉·温斯洛（Emily Winslow）

《女人无名》的英文原版书名是“Jane Doe January: My twenty-year search for truth and justice”。“Jane Doe”指的是不知姓名或在法庭上隐匿真名的女当事人，一月则是这起性侵案发生的时间。和伊藤诗织一样，艾米莉不希望为所谓勇敢代言，因为对她来说，“真相和正义”是原本就该追寻的东西。

“站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面对充满同情的陪审团和伸张正义的法官，说出事实真相，将他绳之以法。这正是二十多年来我梦寐以求的一切。” 艾米莉写道。司法维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你知道一氧化碳是怎么让人中毒的吗？一氧化碳并不会主动伤害你，它既不会燃烧，也不像硫酸那样腐蚀身体；但它会把原本该氧气待着的地方占了。”沉重的压抑感使得艾米莉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但这次不是因为他（阿瑟）捂住了我的脸，而是因为空气突然被抽空了”。

——《女人无名》

即使是在美国，性侵案的维权之路也异常艰难。和伊藤诗织多次立案被撤不同，美国警方很快介入了艾米莉案件的调查。可面对不知名的嫌疑人，横亘在艾米莉面前的是漫长的等待。除了期待有一天嫌疑人的DNA被录入系统后匹配上，追捕遥遥无期。

2013年，随着一个类似的性侵案嫌疑人被捕和DNA的录入，终于让艾米莉看到了一丝曙光。但因为DNA样本的确认困难，她陷入了可能无法出庭作证的惶恐。好在，艾米莉在当年案发时就保存了侵害者的DNA样本，借助完备的技术，最终她成功以受害者的身份对阿瑟·弗莱尔提起了诉讼。

就像所有性侵受害者都需要自证清白一样，即使是艾米莉这样的明确的受害者也需要写一份“影响声明”。（影响声明——“impact statement”，是由受害者所写并在庭审宣读的声明，内容即这项罪行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之后，法院会参考各种因素，包括这份声明对罪犯进行量刑。）

“……假如他们要给我的案子定罪，就得要求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内心破碎的小公主。我得装得跟个傻子似的，但又不那么傻，愣愣地一字一句地说‘他把他的阴茎放到我的阴道’里”，“只有让我的情绪真实地流露出来，才能让陪审团看到我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但我同时还是得注意把握好尺度，不能因为太过愤怒而冒犯了他们”。

——《女人无名》

只有亲历者才能指出这种悖谬的存在：受害者希冀通过庭审洗去性侵所带来的惨痛，而庭审现场却需要她用“卖惨”给加害者量刑。意在维系正义和公平的法律系统，却同时需要通过受害者“放大”自己所受的侵害来定罪。

艾米莉自己把这场起诉称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庭审日期因为DNA检测、嫌犯要求精神鉴定、更换辩护律师等原因一拖再拖，艾米莉一次次在拉锯战中失望、重燃希望、再度失望……终于，庭审日期定了下来。可就当距离开庭只有4天时，艾米莉却被告知她的案子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新的追溯法案是2004年出台的，只能作用于2004年以后的案子——而艾米莉的案子发生在1992年——这意味着她一年多的努力一瞬间化为了泡影，她好似被重重地打了一拳，瘫软在地。

这一年多来，从警官到律师，从未有人意识到“追溯期”的问题，这让人不得不质疑“诉讼时效”存在的合理性。证据有效性是限制诉讼时间的缘由，但随着科技的发展，DNA鉴定等证据形式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人犯了一次罪之后没有再犯，就不必再追究。因为对于社会而言，这是一个积极的导向。

因为诉讼有效期的限制，艾米莉期盼已久的公正将永远缺席。面对社会机器的低效，大众的健忘，人们误以为时间可以抹平伤痛，可对于艾米莉来说，这只会让悲剧不断重演。

期待幸存者宽恕是对伤害的无视

性侵受害者，以及他们身边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是否选择“宽恕”的问题。

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东亚地区，对伤害的宽恕似乎成为某种理所当然和别无选择。可是这样一种要放下，要宽恕的文化压力，却可能最终击溃受害者。《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这里的强暴，不是肉体上的被侵犯，而是当一切作为社会准绳存在的理念，比如公平和正义难以到达之时，我们被曾经笃定的态度所“强暴”。身体上的伤害伴随着精神的折磨，这位年轻的女作家被击溃了。她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也做不到宽恕。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1991-2017）

可是，为什么性侵受害者们会在饱受文化压力，被认为是偏执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反复发声？ 无论是通过文学还是法律的途径？

艾米莉给出了她为什么坚定地寻求法律定罪的理由。一方面，对于受害者个人而言，法律上对“罪犯”的认定是她们重拾信心的重要支点。 “法律的量刑是给予受害者价值的途径，这也是他们唯一可以得到疏解的方法”。另一方面，法律对危害社会安全的人进行制裁后，可以保障更多公民的人身利益。

艾米莉是虔诚的基督徒，当朋友和她聊起宽恕时，她说，人们期待我回答“可以宽恕”，但我并不清楚这有何用意。

通过宽恕和遗忘来让性侵在公共视野里消失，这背后代表的其实是政府职能的失灵。人类社会运转的基础是人们对于共同准则的维护和践行。而法律存在的意义，是用强制手段处理那些无视准则的人。倘若这些问题可以被宽恕，法律的意义何在？！无论个体选择“宽恕”与否，政府和社会机构都不能将自己从这场讨论中抽离出去，企图逃避责任。

用道德来解释法律处理不善的地方，是对现有体制的妥协，和对性侵害的无视。一步步的退让，无法坚守准则，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当加害人未受到法律制裁前，有关宽恕的讨论很难不被视为对受害者无形的伤害。而对受害者最好的抚慰，永远是来自社会正义声音的支持。比起宽恕，我们更应该学会如何捍卫自己的权益。

在《女人无名》的开头，艾米莉提到，她希望将这本书“送给无比怀念的约翰·休斯”，作为艾米莉的心理咨询师，约翰从未提过宽恕的话题。“从不让我迫于压力不得不以德报怨或不计前嫌”。艾米莉认为，是否要宽恕那个施暴的人，以及这种宽恕要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必须由每个受害人自己考虑清楚，而她“并不介意他（加害人）在监狱里找到内心的安宁，这也许也算是一种宽恕，或者说看开了吧”。

受害者的亲人朋友该如何守望相助？

性侵案发生后，受害者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同时，无论是参与案件的警察、律师，还是受害人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是社交网络时代的网友，表面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托举着“浪尖”，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1992年，彼时强奸刚刚发生，艾米莉给了自己一年时间调整，她暗下决心：“我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但不能过度依赖”，“我可以在白天的时候打个电话过去大家小聚一会。最重要的一条是我绝不允许自己在晚上把朋友叫醒。我必须学会在夜里照顾好自己。这让我对自己有最起码的尊重”。

她无疑需要朋友的关爱，但也常陷入“表达悲伤”的窘境。一方面，她担心自己的悲伤得不到回应，同时，她也害怕自己的悲伤给他人压力。

这样的表达困境也同样存在于同情者身上。第一场听证会后，因为不想勾起艾米莉的伤痛回忆，很多朋友不主动向她提及这件事，这让艾米莉感到失落。她承认，“我已经主动写邮件说这件事了，但每次都要我这样遭受创伤的人一再要求，大家才会和聊这事……”，“作为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人，我不太能接受他们用悲伤的表情和我沟通。我倒是希望他们可以跟我说说话，聊聊天”。

艾米莉将她身边的人比作“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巨型机器”，这台机器正愤愤不平地为她忙个不停。她不需要“愤懑不平、大呼小叫、不断要求、强硬有力”，因为这台机器已经“轰隆隆地碾过这些继续往前走了”。而这台机器中，有两个人对艾米莉至关重要。一位是约翰·休斯，另一位则是1992年强奸案发生时的主管警官比尔。

约翰在剑桥大学工作，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牧师和心理咨询师。除了第一次聊天是艾米莉主动寻求帮助，后面的约谈都是约翰主动提出的。当艾米莉不知如何和朋友开口提起自己的经历时，约翰总会替她去和别人沟通。正是约翰这一系列举动给了艾米莉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同时开解了她。

比尔和艾米莉相识于1992年，时隔20年，但艾米莉再次提起诉讼时，他已不再是警察，可当艾米莉重新联系他时，他立刻到警察局总部调阅了当年的卷宗，并和接手的警督沟通情况。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通邮件，且留出时间参加她的听证会。1992年的那天晚上，比尔用公正的笔迹满满记了好几页，这让后来的警官都感到惊叹。听证会后，法官决定正式立案，比尔抱着艾米莉哽咽痛哭：“这个结果很好。这个对我也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对于艾米莉而言，比尔是唯一见过当时那个慌乱的、流着血的自己的人。他的存在和强有力的支持让艾米莉知道，自己并非孤立无援。

从约翰和比尔身上，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出几点受害者的身边人比较恰当的做法：一、不要随口提起宽恕的话题，尤其在案件没有进展的时候；二、主动询问受害人近况和案件进展，询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三、为他们的案件做力所能及的事，“记住”本身也有意义。

日本的金缮（Kintsugi）修复艺术

在全书结尾，艾米莉提到了日本的金缮（Kintsugi）修复艺术，用来表达她内心对过往伤痛的全新态度。金缮（Kintsugi）修复技艺是用金箔突出陶瓷修复的痕迹，丝毫不去掩饰物品摔成粉身碎骨的过往，反而将它“经历过的一切”作为物品的一部分，展现其变化和成长，以及历经岁月淘洗所沉淀下来的美。这种修复方法体现了与传统修复术强调完好如初、不留痕迹等完全不同的美学态度。

对于艾米莉来说，她不想否认和掩饰自己曾经的粉身碎骨，她希望能安全地袒露这些伤痕，她也不认为只有完美和快乐才是美的；残缺、变化、沉淀也是美。

是的，除了呼吁法律的完善，不要求受害者“完美”，不否认她们曾受过的伤，无疑也十分重要。唯有如此，在司法的正义和真相到来之前，她们才可以坚持地更久一点。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 严月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