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张爱玲《第一炉香》：香港，一座华丽而悲哀的城

导语：

最近许鞍华导演的《第一炉香》正式开机。《第一炉香》发表于1943年，是张爱玲从香港回上海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张爱玲叩响上海文坛的处女作。同时，《第一炉香》也是非常具有文学能量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主题、风格、写作手法，张氏风格已臻于娴熟。而小说背景设置在香港这个复杂的场域，中西文化、新旧势力在其中厮杀、角力，这又使得《第一炉香》具备了异常丰富的解读可能。我将通过六讲来为大家精读这篇小说，这是第二讲。

您将听到：

作为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梁宅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作者强调梁宅给人以晕眩不真实的感受？

为什么张爱玲说香港是一个华丽但悲哀的城？

详细内容：

大家好，欢迎收听细读经典这个系列。今天是我们细读张爱玲的中篇小说《第一炉香》的第二讲。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第一炉香》的写作背景，以及《第一炉香》非常特别的、具有电影画面感的开头，这是张爱玲早期小说中非常典型的一种写作手法。

那么《第一炉香》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一个上海女孩子在香港上流社交界一年里的沉沦经历。

这个女孩子叫葛薇龙，原本家住上海，是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因为要躲避战乱，全家都来到了香港。结果香港生活水平一个劲儿地长，葛家没什么钱了，也支撑不下去了，就想着要回上海。葛薇龙因为在香港读中学，还有一年半就能毕业了，为了能够如期完成学业，她决定一个人留在香港。但是没有钱怎么读书呢？这时候葛薇龙想到，自己在香港还有个姑妈，或许能够资助她。

葛薇龙的这个姑妈早年不顾家里反对，嫁给了一个香港有名的富商做第四房姨太太。葛家的具体家世背景，小说里没有细说，但应该是老派的士绅阶层，所以闺阁小姐给人做姨太太这件事情被认为是伤风败俗，非常不光彩的。为了这个事情姑妈和娘家的几个兄弟闹掰了，尤其是葛薇龙的父亲。不过，葛薇龙是一个很有主意的女孩子，她很清楚自己老派父亲的脾气，以及实际的经济能力。最后估摸下来，觉得自己的前途还是要自己把握，于是就瞒住了父母，自己到香港的半山豪宅区来找姑妈，希望姑妈看在亲戚的份上，可以资助她继续读书。

所以《第一炉香》的故事就是从葛薇龙的姑妈——也就是梁太太——在香港半山的豪宅开始的。而我们今天所要解读的重点，就是半山上的这所豪宅。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花一讲的时间来说这个梁宅呢？张爱玲在小说的一开头就说，她要给我们说一支战前香港的传奇故事。要注意，香港在这里不仅仅是传奇的发生地，它同时也在为传奇提供着外在的张力，换句话说，所谓的传奇只是在一个剧烈冲突的社会之下，表现出的一件具体事例而已。

小说中的梁宅，是故事最主要的发生地点。《第一炉香》中的绝大多数场景，不是发生在梁宅里，就是发生在通往梁宅的山路上。所以，对作者来说，梁宅其实就是香港的一个缩影。而我们如何去理解梁家的这座豪宅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理解梁宅就是理解张爱玲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香港。

我们先来看葛薇龙眼中的梁宅是什么样子的。小说里是这样描述的：“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

听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是现代的摩登建筑，那就错了，因为在流线型几何房子的“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你看，中西混搭得十分触目，有点像早几年北京王府井的高楼上硬是要按一个中式的屋顶。除了风格的混搭，还有颜色上的激烈对比，“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宅子里的装饰就更加混乱了，直接来了个世界文化大杂烩，有美国风的立柱、英国式的花园。

然后我们再来看室内的装饰描述：“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你看客厅里又是沙发，又是壁炉，但装饰品呢又件件都是中式风格，而且风格极其驳杂，又有遗老遗少的趣味，比如翡翠鼻烟壶，又搞得有点雅趣，像斑竹小屏风，还摆着观音像，算是一点民间传统信仰的点缀了。这里说得含蓄一点是雅俗共赏，用大白话说，基本上就是乱摆一气。

但这些中式的和西式的元素显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的拼接，因为这些看似多元的文化元素在权重上并不是平等的。张爱玲借机告诉我们那些中式布置是有它特殊的用意的，有一句话很重要：“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用现在流行的学术术语来说，这里有一个东方主义视角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一位文学批评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就写了一本重量级的专著叫做《东方学》，在书中他提出了东方主义这个概念。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归根结底就是一套权力话语，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

《东方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

这个东方学的理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它开辟了一个研究殖民和霸权问题的全新视角。这个理论本身比较复杂，我们今天就不具体展开了，主要我们提取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炉香》中的香港形象。

前面说的好像很玄乎，说西方对东方的表述是一套权力话语，那权力话语怎么能起到控制东方的目的呢？萨义德认为，西方一直以来对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对真实的东方的实地经验或者研究，而是根据自我的需要，无意或有意地构建出来的一种“想象的东方”。在文化层面上它表现为，西方对东方存在一种特别的刻板印象。总体来说，会认为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女性化的，而作为对立面的西方呢，则是理性的、成熟的、阳刚的、男性化的。

通过这种对东方的形象的建构，西方所获得的好处，就是能够顺理成章地衬托出自己的文化优越感，并且为殖民东方提供正当的理由。因为你是堕落的、原始的、停滞不前的，所以就需要被殖民、被启蒙，于是殖民的掠夺就被美化成非常正义的一件事情。在几个世纪里，这种东方想象都在被不断地被夸大，已经成为西方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这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本土文化看来自然是非常不舒服的。举个例子，意大利导演贝尔托鲁奇有一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叫做《末代皇帝》，虽然他的取景是在故宫实地拍摄的，电影也拍摄得美轮美奂、相当精美，但是当你看到影片中对于满清宫廷的表现时，会有一种特别生硬的、不舒服的感觉，里面的慈禧像一个原始部落的萨满巫师，鬼气沉沉；太监一个个形容猥琐，贪婪、懒惰，甚至诡异到恐怖。这里就存在一种典型的东方想象，认为古代中国是神秘的、原始放纵的、不可理喻的。那我们可能也会认为满清宫廷堕落陈腐，但不会认为是因为它的原始放纵导致的政体的陈腐，这与我们的历史认知是不相符的。

去年中国的时尚圈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意大利品牌杜嘉班纳发布了一则叫做“起筷吃饭”的广告宣传片，结果引起国人的巨大反感。按说品牌本来要做的事情是对东方文化致敬，但是为什么会引起全民的不愉快呢？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刻板的东方想象作祟。这种东方想象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对原有文化的粗暴简化和抽象，然后把它安置在一个陈旧过时的时空之中，傲慢地对其进行评论和指责，而不去考虑现实的真实性和复杂性。我们可以再去对照看广告，会发现广告片中把东方文化简化为筷子，刻意选择的是陈旧过时的背景，模特也是选择典型的扁平面孔和细长眼睛，脸上挂着笨拙而讨好的笑容，可以说是完全落入到东方想象的窠臼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真实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文化之间，有一个折射镜，通过折射之后的文化虽然还保留了原有文化的一些要素，但是是错乱、扭曲的，甚至面目全非的。

在80年前，从上海来到香港的张爱玲想必也有这样深刻的感受。所以她借着葛薇龙的观察告诉我们：“这里不但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晕眩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发现两点。第一，我们知道张爱玲是不关心政治的，她不关心政治上的权力争夺，但是她却对微观层面的权力争夺非常敏感。我们知道，她的小说主题几乎都是关于男女之间的斗争。所以，张爱玲对于西方如何用权力去塑造一个想象中的东方，如何通过扭曲的形象去矮化它、奴役它，这对于张爱玲来说，她是不感兴趣的。张爱玲写的是微观层面的权力较量，例如在小到一个屋子的布置上，东西两种文化是如何短兵相接。

从她对梁宅的描述来看，本土文化是完全趋于下风。作为本土的、原生的中国文化，原本应该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已经被上流社会，或主流话语边缘化成了一种点缀，一种讨好和献媚。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已经退化为一种装饰性的元素，仅仅用于满足殖民者的东方想象。所以，在香港，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已经节节败退了，它既没有底蕴，也没有生机。这是我们能从中体会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张爱玲并不去描写西方是如何看待东方的。她的出发点很微妙，写的是香港是如何在西方的目光下，丧失自我的。在张爱玲的描述中，香港官方恐怕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为它编织的刻板印象，并且进一步按照西方的刻板印象进行着自我表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

除了上述对于梁宅的描述以外，《第一炉香》里还用了许多丰富的细节，为我们展示了香港是如何按照西方的想象来自我塑造，从而丧失了自我主体性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关键词来进行把握：第一个关键词是时间的停滞，第二个关键词是性的诱惑。

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时间的停滞。我们刚才提到过，传统的东方主义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认为东方一直处在一个停滞的前现代社会，所以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始终停留在古老的传统上，要么是认为东方野蛮、迷信、无可救药，要么认为它充满了神秘、原始的美好力量——就像现在许多人会觉得西藏是个神秘圣洁的原始之地，这其实也是一种类似东方主义视角的想象。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是认为它美好还是落后，我们发现，东方其实都是停滞不前的。

而我们从张爱玲小说中对梁宅的描述也可以看到，东西方的建筑元素各自占据了不同的时空。现代性的部分几乎全部是由西方的元素构成的，而中国的代表元素则刻意强调其古中国的特质，例如屋顶上是仿古的琉璃瓦，屋内装饰是一些有中国代表性的古董。张爱玲写其中一个叫做睨儿的丫头，“她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梁太太有一个小书房，也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布置，“白粉墙，地下铺着石青漆布，金漆几案，大红绫子椅垫，一色大红绫子窗帘，那种古色古香的绫子，薇龙这一代人，除了做被面，却是少见。地下搁着一只二尺来高的景泰蓝方樽，插的花全是小白骨嘟，粗看似乎晚香玉，只有华南住久的人才认识是淡巴菰花。”这里提一句，所谓的淡巴菰是烟草的英文tobacco的音译，而烟草则是张爱玲旧式家庭中的标配。最后，葛薇龙也不由地对屋内的时空氛围感慨道：“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梁宅通过这一系列古中国的文化符号，构建了一个时间停滞的异域东方，这当然也是刻意去迎合西方的东方想象的。而梁太太也正是通过这种刻意的迎合来谋取自身的利益。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性的诱惑。我们先来读小说中的这一段：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

这一段非常重要，作者在前面描绘的是梁家大宅的布置，是为了取悦西方人而做出的东方色彩，紧接着，葛薇龙就在玻璃门里瞥见自己的影子。她通过镜像感知到自己恰恰就是这种东方色彩的一部分，是东方主义具体化的一个例子。让受西式教育的女学生穿着满清服装，与现代化背道而驰，本来就是一个荒诞而滑稽的例子，而且作名妓打扮，更是充满了性取悦的意味。到这里，香港对西方的取悦，从建筑物到女孩子，明确地获得了一种性别和身体上的表述，香港是女性化的、讨好的、被观看的，西方则是阳刚的、掠夺性的，是观看者。同时这种表述巧妙地将大环境中的文化氛围和主人公个体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一个退化的堕落的向西方取悦的女性形象，既是香港文化的表征，也暗合了葛薇龙的实际命运。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香港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西方如此强势的权力话语之下，中国本土文化的声音又在哪里呢？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对这一点做了很有意思的处理。

我们再回到小说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

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经提到了张爱玲小说中的电影画面感，我们仿佛在看电影一般，从沉香烟雾的扰动之中，时空转换来到香港，从叙述者的视角逐渐转化为女主人公葛薇龙的视角。

但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就会留意到，葛薇龙在梁宅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并不是在大门口。作者没有写她如何叩门，如何从花园中步行走入，如何感慨英式的花园，如何回望花园外的荒山等等。实际上在小说的一开始，小说的序幕已拉开，葛薇龙就已经在这座宅子之中了。在我们看到她之前，她已经走过了花园，来到了通往客厅的走廊上。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她转过头来，向花园里远远望去，而我们的视线就这样和葛薇龙的视线对接在一起。所以，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眼中的葛薇龙其实更像是被作者空降到这个大宅子里去的。

可是张爱玲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排主人公的出场呢？我们想象一下，好比我们正在做了一个穿越的梦，梦中的自己，一醒来，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一个美轮美奂，各种时空混搭的大宅子，而外面就是荒山。你会有什么感受？

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来的一只金漆托盘。”梁宅美则美矣，但终究是一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空中楼阁，它是脱离现实的一个怪异变种。在后文中作者对梁宅有过很多次的描述，有时候说它像聊斋里的鬼屋，有时候说是皇陵，有时候说它像冻在冰块里的薄荷酒。其实写的都是它与周遭的格格不入，突出的是它与周边的断裂，以及它自身的封闭性。

所以，被张爱玲空降到梁宅内部的葛薇龙，其实也是要突出梁宅的这种封闭性。这样写有什么用意呢？我觉得这里至少有这么几层含义。第一，这种封闭性为葛薇龙切断了与旧家庭旧文化的联系。从故事的叙事角度来说，这样就很好的解决了葛薇龙的价值观转换的问题。一个从上海来的女孩儿怎么就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了香港的交际花呢？她的家庭，她所受的教育，她的旧礼教的影响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发生作用呢？作者为我们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葛薇龙的父母在香港待不下去了，急匆匆地回了上海。在象征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葛薇龙与旧家庭旧礼教之间的那层关联消失了，旧文化撤逃了。所以，葛薇龙被作者空降到这个大宅之后，她发现旧的家庭观念、伦理道德、评判标准都带不进来。她想开口提自己的父亲的时候，想用宗族观念去感化姑妈的时候，发现是完全行不通的，自己几乎被姑妈给骂出去。所以，在梁宅，旧式家庭的一切，被低矮的栏杆拒斥在草坪之外，成为面目模糊的，没有影响力的空洞背景。而大宅中奉行的殖民地特有的价值观、文化基因，则主宰了葛薇龙之后的人生，成为她血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之后会看到，葛薇龙试图走出梁宅，回归自己旧家庭的举动，其实都是徒劳的。所以梁宅的这种封闭性，既是空间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第二层含义，梁宅的这种断裂与封闭，也是呼应了香港在精神上的特殊性。我们前面说过，梁宅其实是香港的缩影，而与梁宅一样，香港并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在殖民文化和近代商业双重作用下畸形繁荣的变种。它脱离周边的现实，怪异地生长。我们在之前的分析中已经了解到，在殖民地香港，中国传统文化是弱势的、脆弱的，这里通行的逻辑是西方殖民地的一套生存法则，更直接、更势利，它通过取悦西方殖民者的方式获得生存，也从中窃取权利。

所以，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细读张爱玲的开头的时候就能发现她的用意，梁宅的空间位置象征着香港的处境，一方面是与本土文化的隔膜和断裂，一方面是它自成一体的畸形与怪异。

通过今天的解读，我们知道了，张爱玲笔下写的虽然是梁宅，但实际上写的还是香港。张爱玲有一句有名的金句：香港是一个华丽而悲哀的城。香港的华丽是它外在可见的繁华、热闹，各种新奇的文化、体验都在这里交汇；悲哀呢，则是它的文化身份，它没有传统，也找不到自我，只有不断通过自我异化、矮化去迎合、附庸殖民者的需求，以换取自己的利益。这种外在的华丽和隐藏的悲哀成为了香港传奇的基调，种种的极致、冲突、扭曲、不合理都获得了它的可能性和正当性，所以，在葛薇龙的个体命运上，她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做出偏离人生轨迹的种种抉择，联想起殖民地香港的种种光怪陆离，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