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亚欧大陆腹地的中亚地区,远离海岸线,却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所,几千年来,亚欧各大文明在这里交融消长。
南亚地区距离中国并不远,许多国家都与中国边境接壤。但由于高原山脉的阻隔,加上迥异的宗教系统和语言,让不少南亚邻国反而有相隔迢远之感。
中亚地区的文学,因为复杂的语言生态而鲜少被他国熟知。受制于语言变迁,文学难以有丰富的发展,但从已经译为中文的中亚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依稀理出一点脉络。南亚文学则表现了全球化中的文明冲突与历史制度遗留的现实问题。
中
亚
被忽略的文学腹地
撰文| 新京报记者李妍
我们现在常说的“中亚”,通常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其中有三国与中国接壤,而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们,更与我国西北地区的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撒拉族等族人民血脉相通。
中亚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但当提起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我们却很少想起这片地域。为什么?想究其原因,首先需要了解这里有些复杂的语言生态。
中亚五国各有各的主体民族语言,其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又译为柯尔克孜语)和土库曼语属于突厥语族,而塔吉克语独属于印欧语系语言。
从公元16世纪开始,俄罗斯在中亚的势力日益扩张,大量俄罗斯移民涌入中亚,直至19世纪沙皇俄国完全占领中亚。于是,俄语在中亚日益推广和普及。苏联时期,俄语的优势地位在中亚得到进一步巩固,其影响力也延续至今。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中亚五国,基本都同时通用俄语和本民族语言,而在商务、科技、文化艺术领域,俄语的作用依然难以替代。
除此之外,中亚几种语言的书写形式在历史中也经历了数次变革。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语系的西里尔字母……都曾成为其语言书写下来的方式。近年来,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间的交流,拉丁字母又重新被推行。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当语言和文字不得不几经嬗替,文学——我们通常所指的书面语形式的现当代文学,很难发展得特别丰富。再加上语言相隔造就的阅读障碍以及翻译的有限,我们对中亚文学的了解就更为有限。
中亚有相当精彩的口头文学传统,这里的史诗和民间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也无法忽视。比如乌孜别克族的史诗《阿勒帕米西》、吉尔吉斯的史诗《玛纳斯》……都是由“阿肯”(歌者)们口口相传至今的伟大作品。
从已经译为中文的中亚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依稀理出一点脉络。哈萨克斯坦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著名诗人阿拜·库南拜耶夫的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陆续译介,《阿拜箴言录》还有不止一个译本。作为苏联文学的一部分,萨比特·穆卡诺夫、哈比登·穆斯塔芬等哈萨克作家的作品也曾被引进到中国。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根据阿拜生平事迹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阿拜之路》,也在上世纪90年代引进并重版。公元十五世纪乌兹别克的伟大诗人阿里舍尔·纳沃伊的长诗和传记小说,都有了中文译本。阿布都拉·哈迪尔的小说《圣殿里的毒蝎》中文版出版,又扩大了中国读者对乌兹别克文学的认知。
真正被广泛译介并传播,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中亚作家,当然要数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尽管主要活跃于苏联时期的他,通常被归于“苏俄文学”的框架之下。他的《白轮船》《永别了,古利萨雷》《查密莉雅》《一日长于百年》……得到了万千中国读者的共鸣。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中有诗性和人道主义的底色,在他抒情气质浓郁的文字里,我们能读到来自吉尔吉斯草原的民族传统与灵魂,也能读到苏俄体制的时代记忆。在中亚文学的版图中,艾特玛托夫像一个出挑的异数,但又恰恰说明着,我们不能用狭隘的“民族文学”的视角去揣测文学,它其来有自,却能超越种种边界。
除此以外,与中国有着深刻渊源的“东干文学”也在近年来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东干族是指迁移到中亚的中国甘肃及陕西回族后裔,如今是散布于中亚各国的少数民族,他们中的许多人能操陕西关中方言和以陕甘方言为基础的新疆伊犁汉、回方言,也有作家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
中亚简单却又错综的文学地图和这片土地的历史一样,本身就是各民族不断流动、迁徙、共处、相融的证明。
1
《阿拜箴言录》
作者:(哈)阿拜·库南拜耶夫
译者:粟周熊、艾克拜尔·米吉提
版本:民族出版社1995年
出生于1845年的阿拜·库南拜耶夫是哈萨克斯坦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是近代哈萨克斯坦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在哈萨克斯坦具有非凡的地位。阿拜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长诗、散文和哲学作品,他说:“诗是文学的精华,语言的皇帝”;“我的方向——让诗的语言更加精炼/我要用诗的清泉灌溉人们的心田/决不为个人消遣去挥舞笔墨/只为了勉励那些上进的青年”。阿拜的写作有着鲜明的启蒙立场,他对哈萨克民族作了深刻的文化反思,批评人们生活中的恶习,张扬自己的追求与理想。《阿拜箴言录》中多是短小的具有哲理性质的语录。
2
《阿拜之路》
作者:(哈)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
译者:哈拜、高顺芳
版本:民族出版社2004年4月
《阿拜之路》是哈萨克斯坦作家、学者、阿拜学奠基人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根据阿拜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历史小说,长达一百四十万字。这本书既是阿拜本人的传记小说,也是一部哈萨克民族的诗史,兼具文学和史料价值。穆合塔尔笔下的阿拜表现出了胆识、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以及高尚的思想境界;书中对哈萨克族的生活、娱乐也有着最真实的描写。《阿拜之路》多卷出版以后,在1959年获苏联列宁文学奖,之后被译成一百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是哈萨克斯坦当代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
3
《法尔哈德和希琳》
作者:(乌)阿里舍尔·纳沃伊
译者:吴国璋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3月
阿里舍尔·纳沃伊是公元十五世纪乌兹别克斯坦的伟大诗人、哲学家、艺术家、政治活动家。他被誉为乌兹别克斯坦文学鼻祖,乌兹别克斯坦文学语言奠基人。他的作品中最负盛名的是《五诗集》,包括《正直者的不安》《莱伊丽和马季农》《法尔哈德和希琳》《七行星》和《伊斯坎德尔墙》五部长诗。在诗歌之外还著有哲学论文《心之所钟》等,谴责荒淫无道的执政者,主张由正直的执政者治理国家。这本《法尔哈德和希琳》,是纳沃伊《五诗集》中迄今唯一一部被完整译为中文的作品。
4
《一日长于百年》
作者:(吉)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译者:张会森、宗玉才、王育伦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去年,艾特玛托夫的这部长篇小说时隔三十年在中国重版。相对于他的早期作品如《白轮船》等中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的叙事更为复杂,小说的情节同时在现实、传说和科幻三个层面展开。萨雷·奥捷卡大草原上一个荒僻的铁路会让站,和大气层之外苏美两国的“均等号”空间站,分别发生了一件事情,打破了原有状态。艾特玛托夫在会让站中塑造了一幅“无知”的群像,他通过对“宇宙”意识的引入,让所有人都处于无知的穹盖下。而在美苏联合委员会,那里又呈现出“无知”的另一种形态……在繁复的多层次结构中,艾特玛托夫拓宽了对生活观照的幅度,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5
《亚瑟儿·十娃子精选诗集》
作者:亚瑟儿·十娃子
选编:M.X.依玛佐夫
译者:林涛、崔凤英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6月
亚瑟儿·十娃子是东干族文学的奠基人,东干文字创制的参与者之一。他出版过20多部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和剧本等,有《革命潮》《富足的光阴》《祖国的路》《劳动的火花》《逝去的岁月》《春风》等。在创作之外,他还用东干文、吉尔吉斯文翻译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还用俄文翻译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片断。近年翻译出版的这本《亚瑟儿·十娃子精选诗集》,从诗歌的层面看也许称不上精彩,但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本,亦不失关注的价值。对照书中的一些近现代东干语词,也能让我们对现代汉语的生长变化多一些新鲜的体认。
南
亚
近现代亚洲的倒影
撰文| 新京报记者宫照华
南亚,距离中国并不远,许多国家都与中国边境接壤。但由于高原山脉的阻隔,加上迥异的宗教系统和语言,让不少南亚邻国反而有相隔迢远之感。君主立宪制的不丹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与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尼泊尔和马尔代夫近似于纯粹的旅游胜地。近几年,国内引进了一些不丹和尼泊尔的藏传佛教大师书籍,主题全都以“禅修”为主。这个在当地占主流地位的宗教让不丹一度成为看似“最幸福”的国家,它曾经在幸福度指数统计中位居第一。但这种幸福度又是以反现代化为代价换来的。而在其他南亚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身上,现代化进程和被殖民的历史让它们布满了伤痕与痛苦的记忆,相应地,也诞生了一批更具深度的文学作品。这个位于亚洲南端的地域,仿佛是亚洲近现代历史的倒影,用大量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全球化中的文明冲突与历史制度遗留的现实问题。
1
《罗摩衍那:森林篇》
作者:(印)蚁垤
译者:季羡林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8年10月
南亚地区的语言差异很大,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马拉提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阿萨姆语等等,这些语言各有各的文学著作,而其他更小众的乡土语言,也有各自的民间作品。语言的生僻导致南亚文学作品一直没有办法很好地与国际文学圈接轨。
在印度次大陆文化中,有两部篇幅宏大的史诗,一部是《摩诃婆罗多》,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长度为荷马史诗的10倍,另一部是《罗摩衍那》。前者与印度教的联系更密切,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中的对话便来自于它,包括黑天对梵、业、我、奉爱瑜伽等概念的定义,其叙事场景非常广阔。相比于宗教影响力更强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则是许多梵语戏剧和叙事诗的来源,它的作者名叫蚁垤,据说曾以偷盗为生,后来坐在大地上内省自修,一连数年一动不动,身上爬满蚂蚁成了蚁窝,因此得名。《罗摩衍那》共分七篇:童年篇,阿逾陀篇,森林篇,猴国篇,美妙篇,战斗篇和后篇。在猴国篇中出现的神猴哈努曼,也成了印度教与佛教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形象。
2
《午夜之子》
作者:(英)萨曼·鲁西迪
译者:刘凯芳
版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9月
漫长的历史沉淀是印度的文化财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由于历史的沉淀,印度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深陷泥淖。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印度的文化与社会制度相对统一,人民追崇印度教,社会上则信奉影响至今的种姓制度。除印度教之外,佛教,基督教,祆教,伊斯兰教等流入印度的其他宗教都反对这项制度,但在几次矛盾冲突中,没有任何思想能颠覆种姓制度,反而让它在印度更加稳固。18世纪,英国殖民者到来,又将西方文明制度引入了印度,这使得南亚地区的纠纷更加复杂,其他宗教对种姓制度和印度教的压力,佛教上座部和大众部的教义分裂,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和反对西方外来文明、民族独立等箭头交错在一起。而在英国殖民者之前,印度莫卧儿王朝又以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以说波斯语为上流社会的标志。孟加拉、尼泊尔、印度地区的写作者都选择用各自的乡土语言创作,上等种姓、下等种姓和贱民使用的语言也不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交流,让南亚地区的文学发展陷入了停滞。
在政权交替和西方殖民者的压力下,即使原本相对统一的宗教文化,也在近现代产生了歧义。V.S.奈保尔曾经在“印度三部曲”中提过,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来自于印度教圣典《薄伽梵歌》,同时,主张暴力和恐怖袭击的人也把《薄伽梵歌》奉为经典,其中“尽你该尽之责,哪怕其卑微。不要管其他人的责任,哪怕其伟大”这句话在不同的政客口中有了不同的阐释。多元的文化,本国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突,再加上上千年种姓制度影响导致的阶层固化,让南亚地区成为在今天很受国际文学关注的话题。取材自该地区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很容易获得国际性文学奖。
但在外来者关注南亚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敌对批评的怪圈——即外来者必然会以殖民者的视角对待被殖民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当奈保尔在“印度三部曲”中,还把矛头指向了印度本国国民,认为他们是造成印度落后的根本原因(而非殖民者)、是甘地毁掉了印度的时候,他所遭受的非议更是铺天满地。萨义德确认奈保尔已经变得“没头没脑”,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认为奈保尔是个“令人舒服的白种人神话的恢复者”。
出生在印度的英国小说家萨曼·鲁西迪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他的代表作《午夜之子》借鉴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叙事方式,用魔幻的方式叙述了印度次大陆近百年的变化。这本小说中有一个段落,或许能代表印度在独立后遇到的困境:英国人撤退后,主人公的父母前往孟买开始新的生活,他们看中了一套名为梅斯沃德山庄的地产,那里风景优美,价格低廉,但是原来的拥有者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原封不动地保留住宅里的所有物品,一个灯罩,一柄梳子都不能扔。主人公萨里木·西奈就在这样一个遗迹般的环境中,于印度独立的午夜出生。印度报纸大肆报道,认为这个是出生在光荣时刻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孩子。但西奈明白,他只是那个时刻中诞生的一千零一个孩子中的一名。这些各具异能但却总是在西奈脑海中吵个不停的孩子,正意味着新印度未来的迷茫。而且,由于助产者当天把他和另一个穷人婴儿给调包,西奈还成了一个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父母的、丧失身份的人。“由于玛丽·佩雷拉的罪行,我被橘黄色的布包裹起来,我成为中了奖的午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其实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儿子将来也不是他的儿子……”,他的命运也将在魔幻中经历苦难、荒诞、颠簸。
这本书写完后,在国际文学界很轰动,成为与《百年孤独》比肩的文学经典,连续摘得了1981年的布克奖和二十五周年“特别布克奖”与四十周年“最佳布克奖”。但在最需要阅读的印度本国,它却一度遭遇封禁。主要是小说在第二部开始从独立与文明冲突,转向了对黑暗政治的反映,印巴分治,巴基斯坦政变,英迪拉·甘地的独裁统治皆包含在内。
3
《两次暗杀之间》
作者:阿拉文德·阿迪加
译者:路旦俊、仲文明
版本: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另一位印度小说家阿拉文德·阿迪加也在小说中反映了印度的政治动荡。2008年,他的《白老虎》同样摘得了当年的布克奖。在这本小说中,他安排了独特的叙事方式,让印度企业家巴尔拉姆给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写信,叙述自己如何从被奴役的穷人变成一名成功商人,反映了许多印度经济发展背后的贿赂腐败问题。《两次暗杀之间》则用14个短篇故事虚构出一个名为基图尔的小镇,这个城镇就像是印度最极端问题的大杂烩,阿迪加用了七天时间,描绘了基图尔的格局,历史,语言和基本情况。“两次暗杀”指的是1984年总理英迪拉·甘地遇刺和1991年拉吉夫·甘地遇害,正值印度从独裁专制走向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创作时间线上,这本书比《白老虎》更早,可以视为作者沿着印度历史脉络进行的一次创作。
4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作者: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译者:杨立新、冷杉
版本:99读书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
这些文学作品在英语文学世界的成功,证明西方读者和作家都对印度问题相当感兴趣。因为那里既是南亚历史,也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历史。南亚作家用文学方式刻画的现实,让其他地区的人更深入地了解了当地状况。而在印巴分治之后,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佛教徒之间的信仰冲突,也成为很具讨论性的国际性话题。因此,巴基斯坦作家达尼亚尔·穆伊努丁的小说,《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也在美国发表后入围了最佳短篇提名。
5
《剩饭》
作者: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
译者:张忞煜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
相比之下,使用非英语写作的印度作家,则被完全忽视掉。
例如达利特语(种姓制度中的“贱民”语言)作家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他在里程碑作品《剩饭》中描绘的底层人民生活,和印度内部的历史问题,其实很具有现实意义,在南亚地区被翻译为旁遮普语、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等多种语言,但并没有受到国际文学的关注。在这本自传作品中,瓦尔密齐回忆了身为“贱民”食不果腹的生活和来自上流社会的嘲讽蔑视。书名“剩饭”正是对“贱民”群体的概括,因为他们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能将高种姓人吃剩的食品打包回家。
因此,在南亚地区,书写当地现实和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之间一直存在着这么一股矛盾,就像它们无法摆脱英国的殖民历史一样,它们也无法摆脱被殖民的目光。这可能也是为何另一位在英语世界成为经典的,出生于斯里兰卡的作家迈克尔·翁达杰一直将故事设置在其他地区,而不是斯里兰卡。直到2000年,他才在《安尼尔的鬼魂》中讲述了斯里兰卡内战的故事。其实,虽然中国和南亚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在文学中,我们可以从南亚作品里读到许多值得在当下思考的问题。例如,在西方现代文明和全球化中,如何处理遗留的传统文化;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深层原因;在世界语境中寻找定位等等。中国和南亚地区也同样有着在西方入侵中被迫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历史,贫富差距和性别问题也是共同的议题。如果能更多阅读有关南亚现实的文学作品的话,相信也会对我们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很大帮助。
本文原载于2019年5月1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3、B05版。作者:李妍宫照华;编辑:杨司奇榕小崧;校对:赵琳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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