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乡土的底子

李敬泽: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乡土的底子

2019年05月17日 18:32:42
来源:凤凰网文化

由贾樟柯艺术中心发起创办的吕梁文学季,5月9日至16日在山西汾阳贾家庄举行。8天时间内,吕梁文学季围绕主题“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举办了包括大家演讲、学术对话、莫言研讨会、校园日、电影交流放映、朗读会、写作工作坊等在内的四十余场活动。

5月15日,“吕梁文学奖”“马烽文学奖”评委、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在贾家庄发表了题为“自吕梁而下”的演讲。凤凰网文化将演讲内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飨读者。文章未经演讲者确认,请勿私自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欧阳江河。 

最后一个演讲我非常惶恐,惶恐的主要原因,还不仅仅是因为前面几位都比我能讲,还因为文学季组织者说,我们这次的演讲主要的主题是谈乡村。那么前面是阿来、格非、苏童,他们谈乡村,比起来我就特别不自信,特别自卑。为什么呢?因为阿来、格非、苏童,他们都有自己的乡村,他们都是地主,有一块土地是属于他们的。而我呢?并没有。哪块地也不是属于我的,我的老家是在山西,在咱们山西芮城,枫林渡那个地方。但是我30多岁以前,都没有来过老家。直到30多岁了,回到了枫林渡,回到了芮城,然后去祭奠我爷爷的坟,站在我爷爷的那个坟前,那个坟正对着的是三门峡水库,居高临下对着三门峡水库,同行的亲戚就告诉我,咱们家呀,当年我爷爷的家是在那个水库底下,当年是被淹了,拆迁户。所以我就看着那片大水,我就想,你看,我就是个无根的人。

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还是不少的。前一阵子我们的文学界讨论故乡的问题,每个作家都在谈论自己的故乡,然后还要出题,说谈谈你的故乡。我就说,我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没有明确的地域认同和地方认同的人。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还不少,这样的人在我们的中国越来越多。

现代以来,先是由于计划经济的统一调配,然后又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徙,在这个流动和迁徙的过程中,很多人实际上是离开了乡村,离开了他的那个故土,或者说像我这样的人,甚至都谈不上离开,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乡村和故土。比如像我是生在天津,然后我长在保定、石家庄,我16岁到了北京,一直到现在。哪里是故乡呢?很难讲,更不用说,我脚下的那个乡村在哪里呢?恐怕也谈不上。所以我说我今天就很不自信,没有资格在这里谈论乡村。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一定是非得在乡村生活过,才能谈论乡村。实际上没在乡村里过过日子的人也可以谈论乡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5000年的农耕文明的国家,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学,都深刻的打上了农耕文明和乡村经验的烙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个乡土的底子在那里。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乡村的经验,不管我们是否在乡村里过日子,乡村、乡土某种程度上说都伴随着我们,是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所以这么一想,我又觉得也不妨坐在这儿谈谈乡村,因为对我来说,我也可以说,乡村同样是我在心理上的一个出发之地。

然后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吕梁,来到了我们的汾阳,来到了我们的贾家庄,我是昨天下午到的,到的时候都快傍晚了。然后我很遗憾,错过了昨天下午的一场对话,什么对话呢?据说昨天下午,有一群女作家在这里讨论性别、政治、女性主义,非常可惜我没能参加,没能聆听。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吕梁山下,在贾家庄里讨论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一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我想了想,如果我参加,如果我昨天下午也在场,那当然我一定是这些女作家的坚定支持者,是女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我多现代啊?所以我要坚决站在女同胞一边,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一定要把他们都炖烂了,为男女的平衡、性别的平衡而斗争。这个我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错过了昨天下午的女性主义讨论,到了晚上就正好看了一场戏,非常好看的一场戏,不在剧院里,在露天,下面是地,上面是星空,我们管它叫野台子戏,就在这个野台子上,扮演人间的故事。这其实也是中国戏曲的原初的那个场景,我们现在看戏,都是在现代化的大剧院里,其实几乎所有的戏剧的萌发,他们在民间的流传,几百年来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野地里,叫野台子戏。所以昨天晚上特别有幸能在21世纪,在2019年,看了一场野台子戏。而这一出戏正好就叫《打金枝》,然后我就想,这个《打金枝》昨天晚上的这个戏,和昨天下午的这个女性主义讨论构成了非常有趣的对话关系,所以看完了戏,我就特别的问我们下午几位女作家有何感想?女作家们谁也不搭理我。为什么呢?因为《打金枝》是干什么的?《打金枝》就是打老婆,这就是家暴,政治非常不正确。但是,这个戏我看得还是很投入,我也老实承认我依然是被这个戏深深的感动了。

《打金枝》写的是唐代郭子仪的儿子和公主的事,他们不是百姓,是公主和驸马,这就牵扯到两性关系更为复杂的问题。但是说到底,尽管是公主和驸马,尽管是皇上和郡王,但是说到底,这样一个在野台子上唱的戏,其实也同样是老百姓的家事。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中国在我们这个农耕文明的国家,自古以来我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的大事和家里的事,其实都是一件事,其实是一个道理。是可以从家里一直类推过去的,从家一直推到天下,反过来也可以从天下一直推到家。道理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就想,昨天晚上我忽然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一个陕西作家,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叫红柯。红柯是宝鸡人,家在农村,有一次我印象很深,他就跟我讲起他们农村的家里,说:我们那里可了不得,一部二十四史你觉得很高深吧?其实我们家里,我们村里的那些老人,一个老农治理他的家庭所用的办法和心思和一个皇上没什么不同,全是帝王心术啊。一样是皇上的一套。我觉得洪柯说得特别对,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农耕文明的特点。所以现在我们整天看《甄嬛传》、看《延禧宫略》,都是宫里的事,其实也是村里的事。老农家的事和宫里的事儿差不多,宫里的事儿和老农家的事儿也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每天晚上拿着Ipad看的那个,其实和《打金枝》一样,也还是野台子戏。这是昨天看《打金枝》的一点感想。

但是不管怎么样,打老婆是不对的,家暴也是不对的,必须处理,必须有个说法。如果此事发生在今天,发生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那我们就更是必须要有个说法。在《打金枝》这个戏里,我不知道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看了这个戏没有?这个戏也给了一个说法,这个戏给的说法特别有意思,整个这个戏演下来,两口子合好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和他的妻子和好了,最后是花好月圆、天长日久,很好。但是我们仔细斟酌这个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戏到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结果或者给出一个承诺,这个郭暧说:我以后再也不敢打老婆了,再也不能打老婆,因为这个不对。这个戏到结束也没有说这么一句痛快话。这个戏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给我们的是说:这个事就不用说了,不用非要分清谁是谁非了。为什么呢?如此的花好月圆、天长地久,如此的柔情蜜意,青春欢好,好好过日子吧,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然后我们就不必要非要把磕磕碰碰,但又是甜蜜、美好的日子一定要事事都分出个是非来。所以最后两口子欢欢喜喜的下聊去了,官司其实也没判,也没打算判。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件事和昨天下午的讨论恐怕还是有点矛盾,尽管我没有参加昨天下午的讨论,但是我能够想象昨天下午的教授们、时代女性们,对这样的结局是不满意的。打了不能白打,这样的渣男是必须付出代价的,这个我也赞成,但是我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所关心的是《打金枝》里面的这个道理是个什么道理。《打金枝》里有一句台词,到最后这个唐王说了一句:说来说去都是糊涂理。讲来讲去,讲的都是糊涂理。这个糊涂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看了这个戏的人,都会感动。这个恰恰是糊涂理,这个在具体的是非对错之上和具体的是非对错之下的那个更广大的人情,它支持着我们的传统生活,支持着我们的日子。就是说我们要让日子,让我们一个乡村的传统生活好好的过下去,和和美美的过下去,平平安安的过下去,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种糊涂理。

这个糊涂理不是按照西方的、现代的法律和理性仔细分析出来的那个理,而是什么呢?是人情事理,这个人情事理中,包含着的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联系如此紧密的一个共同体维系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份子,我们不得不如同在一个乡村一样,如同在一个老式的乡村一样,我们没有选择,在一个古老的乡村没有选择的,不像现在你可以说,一拍屁股就走,一气之下坐上飞机、坐上火车,我走,古时没有这个选择。人挨着人,人和人相互扶持着一起生活下去。所以就必须有个理,这个理是个糊涂理,这就叫做人情的理。这个人情是确保我们在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中,相互依存的、高度一寸的共同体中如何生活下去,如何共处下去。所以这是一个乡村的理或者是说我们中国古老传统的理。这样的理,《打金枝》通篇,整个戏讲的都是这个理。这个理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真的是属于我们的乡村的,属于我们的土地的,属于我们的传统的。它是我们大地上的自然法。就是说,当有人类开始,当人类在土地上靠着耕种不得不群居,不得不结成一个共同体之前,我们全部的本能,我们全部的自然的本能都决定着我们要认这个理,要认这个人情的理,这个理是在《打金枝》里高于其他的理的,它的基础就是自然法。

我在这儿再申明一下,我是坚决支持女性主义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可能也要注意到像《打金枝》中所呈现的那样,根植于大地的,根植于传统的这样一个自然之理,自然之法,这个法固然是我不赞成家暴的,但是它可能也更充分的考量了人情。考量了在生活中人必然会有的碰撞和摩擦,并且为这个碰撞和摩擦留出了余地,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意思,但是这不是我要说的主要的意思,到现在还没进入主题。

现在我宣布进入主题,谈乡村。

谈乡村是什么呢?还是从《打金枝》说,看一台《打金枝》你发现特别有意思,整个一台戏,全是白胡子的人在教育没长胡子的人,全是老太太在教育小媳妇,全是年长的人在教育年轻的人。年长的人遵遵说你们年轻人太冒失太冲动了。我现在给你们讲一讲世上的道理,日子该怎么过?人应该怎么做?《打金枝》是这样的。老人在教育年轻人,在这个戏里面,年纪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长胡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王春林老师就留了胡子,留胡子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戏里,以至于在中国所有的传统戏曲里,当我们谈到通达、明智、截至、智慧经验的时候,一定要长胡子,这样的角色一定是要长胡子的。不听话的,通常是会惹祸的,因为年轻。关于年轻人的不稳当,《打金枝》里有一句话叫年轻人一时火性起,不懂得轻重惹是非。所以相应的年轻意味着什么呢?年轻意味着不成熟、冲动、不知轻重,意味着火气。所以这儿这么多的年轻人,听了这话肯定都很不爱听。不要紧,我下面就要说你们爱听的话了。

在传统中,在我们根植于我们共同的乡村经验,共同的乡土生活的那个悠久的古老的传统中,年轻、火气是危险的、是不成熟的,它意味着我们随时可能冲动、随时可能破坏共同体的和谐,乃至危及共同体的存续,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必须成为重点教育的对象,用个现在的理论术语来讲是重点规训。

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明背景,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同样是古老的文明,在希腊文明中,对于年长和年轻它的看法就相对的要更复杂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希腊很著名的《荷马史诗》,《荷马史诗》里面伊利亚特,整个《荷马史诗》里伊利亚特的这场战争,谁引起的?就是因为年轻人的冒失和冲动引起的。出了一趟国,看到了一个美女海伦,脑子一热就把海伦给抢回来了,然后就引起了一场战争,这本身就是年轻引起的。但是,在整个战争中,我们看伊利亚特,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读过?两位英雄,一位英雄阿基琉斯,这个阿基琉斯年轻充满火气,用我们《打金枝》里面的话叫充满了火气,脾气极为暴躁,一点就着,同时具有巨大的力量,非常地勇猛,可以说是整个《伊利亚特》里的头一号的英雄。然后伊利亚特里有另外一位英雄就是奥德修斯,奥德修斯相对的沉着,相对的成熟,相对的理性,对事情深思熟虑。奥德修斯的武艺不如阿基琉斯高,但是奥德修斯的头脑比阿基琉斯成熟。而在伊利亚特里特别意味深长的是什么呢?就是奥德修斯比阿基琉斯年长。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一个年长的人和一个年轻的人的对比,也就是说,不管是中国文明还是希腊文明,在我们的文明的底部,都存在着对于人性或者说人性中这两者特质的这样的比较,也都存在着对年轻以及年轻所代表的价值的那样的怀疑。

但是这里还是有一点差别,差别在哪儿?就是希腊文明毕竟是以商业和贸易立国的,希腊人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农耕民族,他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做买卖,靠航海。所以我们看伊利亚特里,它对于年轻所代表的价值,阿基琉斯在伊利亚特里,我刚才讲了是头一号的英雄,也就是说它这里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欣赏年轻所代表的血气与力量的那种冲劲。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的觉得这种年轻是存在问题的,可能把这个人自己以及他的共同体都带到危险的共同体里去。也就是说希腊文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一些,实际上不仅荷马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看柏拉图、看亚里士多德,他们用的词不叫火气,他们用的词叫血气。在他们的哲学中都曾经深入的辨析了年轻的血气对于共同体的重要价值。

然后我现在要谈的吕梁,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都属于我们记忆中那个古老的乡土。进入现代以后情况有了大变,这个大变的标志在哪儿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在不久前,就在十多天前,我们纪念了五四运动100年,1919年五四运动,这是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中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是调转了我们传统中,我刚才所说的对于老年与青年,年长与年轻的那种传统的看法。我们要实现现代化,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的中国,我们需要的恰恰是青年。我们需要的恰恰是新青年所代表的那些价值。我们看到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青年身上所体现的价值全部被赋予了正面的意义,迅速的就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正面价值。五四运动靠的是什么?新文化运动靠的是什么?一本杂志叫《新青年》,然后我们还设立了一个日子叫五四青年节,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当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选择了我们要走现代化道路的时候,青年的正面的意义被空前的,同时也是永不回头的这样的给确立了下来。青年不仅仅代表着生理的青年,他还代表着好奇心,代表着激情,代表着未来,代表着进步,代表着走向远方。所以五四之后,青年是扬眉吐气了,青年不在是个被教育者,我们青年成了这个社会的先行者。

我们今天身在吕梁,吕梁这个地方我以前没来过,但是我记得这个地方,知道这个地方是靠什么呢?《吕梁英雄传》,马烽先生的长篇小说。

我这次来之前重新翻了一下马烽先生的《吕梁英雄传》,我注意到一开始的这个情景很有意思,日本人来了,八路军暂时的转移了,然后这个村子就落到了日本人和维持会的手里,所有的人备受欺压,这个时候我估计马烽先生就是无意识的,这个时候马烽先生在描述中看到,说:年长的人们都是心怀愤怒但忍气吞声。然后呢?村里的小组长站出来了,这个时候马烽特别提了一句,说这个党小组长叫雷石柱,27岁,年轻人,然后他的2个小伙伴,2个党员,一个叫康有礼,一个叫孟二愣,这两个人管他叫哥。《吕梁英雄传》起源于这3个年轻人,他们凭着血气、凭着我们刚才说的这叫做年轻人一时火性起,由此开始了组织民众展开抗日斗争,然后才有了我们整个这一本的《吕梁英雄传》,这么多的英雄。然后就在这个贾家庄,《吕梁英雄传》写的是1944年的事,贾家庄就在这里。

到了1962年,马烽先生编剧一部电影,叫做《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们》,青年在这里又成为了马烽先生书写乡村的时候的一个主题。主角高湛带着一群年轻人要在这儿修水电站,老社长不赞成,老社长说你们瞎折腾什么呢?千百年来都没这样。水电站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以现代之力对土地的改造,意味着人类以现代之力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改造。而这是由一群年轻人发动的,所以在这个电影中,马烽先生同样把这个变革的主题,把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的这个行动的主题赋予了年轻人。所以我在这儿谈农村,谈乡村,我觉得我们不能不谈到,或者必然要谈到马烽先生的这两本书,在这两本书里,一个长篇电影里,青年是革命的主体,也是现代化的主体,是走向未来,建设一个未来,在这篇土地上让未来降临的这样的主体。

再然后呢?90年代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说:青年,年轻人,在中国过去40年的巨大变迁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年轻人离开了乡土,大批的年轻人离开了乡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40年来中国也经历了巨大的现代化的、城市化的浪潮。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浪潮里,我们看到了贾樟柯的电影,在贾樟柯的电影里,离去和归来几乎是一个贯彻每一部电影的潜在的主题,你会发现他的很多很多电影里都会涉及、都会出现的场景是什么呢?出现火车,出现站台,出现长途车,出现飞机。人在旅途里,人在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人在离开他的乡土,所以乡村被留在了身后。

从马烽到贾樟柯,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作家的写作和作品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时代的大变,在这种大变中,我们现在会谈论乡村的衰落,乡村是不是衰落的?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想乡村衰落的主要的原因,如果说存在这样的衰落的话,这个主要的原因我能够说出来,是那个青年的、主体的出走和不在场。就是说,青年以及青年所体现的那些价值,不仅在文学作品中、艺术作品中,呈现出了出走和不在场,而且恐怕在生活中,也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出走和大规模的不在场。所以我们今天都认为中国的乡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开药方,都在思考。我个人真的是没有药方,我一个文人,一个搞文学的人,我哪儿懂得怎么建设乡村?我真不敢乱讲。

但是来到吕梁,从《打金枝》到马烽再到贾樟柯,在这样一个脉络里,我有作为一个文学人的直觉,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或者说一个要害,可能在于青年。由此我也想到,我不久前看的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这个《山河故人》也写的是青年,然后这3个青年在时代的大变中,各自离散。有的走得很远了,都走到澳大利亚去了;有的走了又回来了;有的一直还留在这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整个电影的最后一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这个时候那个赵涛,赵涛年纪也不小了,不是年轻了,20多年过去了,他一个人牵着狗,走在他的故土、乡村的田野上。然后忽然音乐声起,她一个人跳起了迪斯科,那是他年轻的时候跳的舞,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半老了。我看到这个场景,我还是深为所动的,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呢?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个人、一个女人回忆她的青春,回忆她流逝的走过的生命。我觉得也是这个人,她与她的青春的和解,她与她的这个土地的和解。她站在这儿,跳着青春时候的那个舞,在这片土地上,至少她心里是希望能够和这片土地达成和解的。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电影里也看到,赵涛的儿子在走过了那么远之后,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最终他想回到这里,回到吕梁山下,当然这个“回”是多么的困难,电影里最终也没有演他最终怎么回,因为他甚至已经失去了这里的语言,这个小男孩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但是他还想回,他要回。

所以我也把《山河故人》和《吕梁英雄传》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站台》等等这个序列放在一起,我们能够看到,就在这100年、70年、40年,十几年间,中国的乡村所经历的巨变,以及中国的乡村在经历这样的巨变之后,我们正在希望能够开辟新的未来,为乡村获得新的未来。

在2020年我们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下,也许乡村新的未来正在向我们敞开,而这个未来可能就意味着我们青春所代表的所有的现代价值,与这片土地的传统,与这片土地的经验与智慧,这之间的和解。所以我作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故乡但是就意味着所有的中国的乡村,都是我的故乡。吕梁也是我的故乡,我期待着这样的和解,我也期待着吕梁会变得更美、更好。那曾经是马烽的吕梁,贾樟柯的吕梁会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