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当今乡村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教育功能

阿来:当今乡村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教育功能

由贾樟柯艺术中心发起创办的吕梁文学季, 5月9日至16日在山西汾阳贾家庄举行。8天时间内,吕梁文学季围绕主题“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举办了包括大家演讲、学术对话、莫言研讨会、校园日、电影交流放映、朗读会、写作工作坊等在内的四十余场活动。

5月10日,“吕梁文学奖” “马烽文学奖”评委、著名作家阿来在贾家庄发表了题为“乡村重建与士绅传统”的演讲。凤凰网文化将演讲内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飨读者。文章未经演讲者确认,请勿私自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欧阳江河。 

今天中国的乡村重建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我们在讲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说的是我们工业的、服务业的、城市的巨大进展。我们经常把北京的CBD、上海的浦东、外滩跟纽约、巴黎相比较。从这些外在的指标来看,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乡村重建的完成。因为如果我们到美国、到欧洲,我们可能在城市里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荣耀,但是我不能出尘,我们出尘20里地、10里地,情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但是在欧洲、在美国可能是另外的情形,我在美国印尼安那州,我下到乡下有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你这才是来到了真正的美国,说这儿才是白色的美国。

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人种上的肤色,说穷人、少数人种都在城里打工。我们有产业、住在乡下的,白人。第二,我们是农产主,不是蓝领。

中国的乡村建设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在发达的地方,国家提出来叫乡村振兴。在不够发达的地区叫脱贫空间,脱贫空间的标准并不高,有些地方一个家庭人均3200块钱就算脱贫,也就是说他是一个5口之家,1年的收入就是1万块钱上下,就算脱贫,其实这是一个很低的标准。但是任何国家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解决乡村的问题,恐怕这个国家的强盛,它就会有一些短板,有一些表面的繁荣的成份。

而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国现在面临的这种挑战,其实大家知道的,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鸦片战争以来为什么开始了呢?过去中国农村的经济,它的形态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的状态,大部分乡村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跟外界发生实质性的交流,除了很小的必需品,大部分农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供自己消费的。

但是今天来到了这样的时代,我们和全球化接轨,西方的工业品就来了。我们读过《江村经济》,《江村经济》写上个世纪的事情,西方发达的纺织业把他们机织的棉布销售到中国,而机械化生产的东西有2个好处,一个是价格低廉,第二个质量稳定。

费先生要研究的不是中国贫穷的山村,他研究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今天在中国也是最富裕的地带,江浙一代的经济形态,上海郊区的经济形态,所以那个时候就带来了农民的破产,当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挑战呢?就只有用外国人的发展,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实从文学的观点看,我们把《江村经济》看作是当时乡村的非虚构作品也未尝不可以。

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的农村就已经不能够坚持原来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彻底的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土地产出比的关系,比如说改变了丰收的观念。过去说丰收很简单,包括今天很多地方,边缘乡村的农民,丰收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多了粮食,多摘了桃子,这棵树多了多少的枣,这就叫做丰收。但是今天农民生产的东西,大部分是要提供到市场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定价的机制。这个定价机制不是卖东西的农民决定的。那么今天1亩地多打了200斤麦子,但是在纽约,小麦的期货市场的价格,因为全球小麦都丰收了,不光这个村你们的小麦丰收了,价格跌了200块钱,你多收了200斤和跌了2毛钱之间相比较,算不上丰收。也许明年少打了200斤麦子,小麦价格上去了2毛钱所以价格会上升。

过去关于丰收的概念,今天都发生了变化。过去,农民可以自己把握自己命运,今年风调雨顺,我们自己又勤劳,没有刮大风、没有下冰雹,没有落虫害,粮食都囤在家里,明年有灾荒也不怕。但是今天很少有人做这种储备,我们生产的目的就是要让它到市场上去流通,换成现金,再用现金去换取我们必须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不支付了,我们今天也不生产自己的大多数我们需要的那些东西,过去都是我们在乡村手工生产的,但是今天都是在城市里面机械化生产,我们大量需要现金购买,所以生活形态发生这样的变化了之后,农民的经济就发生了一个致命的变化。

第二我们会讲到士绅传统,士绅传统过去是什么呢?就是乡下的地主田地比较多,他们就不光是种粮食,收租,不光是干这件事情,它之所以作为绅它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维系乡村的道德,尤其是维系乡村的教育,过去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到城里面去接受教育,而是在乡下自己家里,比如说我们四川,四川的情况我知道得多一点,但是我知道苏东坡,三苏他的父亲,他自己,他的弟弟,他们在什么地方受的教育?就在自己家,家道比较的殷实,有很好的田地,在解决田地之前,他们家又开辟了很好的水渠,不光解决了他们家农田的灌溉问题,不靠天吃饭,还惠及了很多的乡里,解决了稳定教育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办教育,私塾学校,自己办,自己家的孩子在哪里上学,旁边的村庄里面别的人家,不太有钱的人家,单独请不起老师的人家,也在他们家里面上学。

所以他们进城是为了什么呢?去赶考,我看历史材料,他老爹已经40多了,苏东坡和他弟弟20来岁,3父子联袂到开封,这是那个时候的首都,就相当于上京城,父亲考进士,过两年两个儿子一考又是进士,苏东坡据说是第一名,但是后来是按照第二名录取的。为什么呢?发生了一个误会,那个时候有一个散文家叫曾巩,唐宋八大家。曾巩是主考官,曾巩一看苏东坡的字像他学生的字,所以为了避嫌,这个人是我的学生不能够让他得第一名,我是主考官,所以就把你搞到第二名,后来发榜了之后才知道,曾巩也很后悔,说我把你当成我的学生了,我要避嫌,所以才把你搞到第二名。他的这个教育在哪儿完成的呢?没有上过清华附小,没有上过北师大附中,就在当地上的大学。

四川还有一个人叫杨慎,他的父亲在朝廷里面已经是宰相了,但是也没有把他的户口迁到京都来,让他上最好的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国际学校,没有,还是留在四川乡下成都新都县,现在是一个区了。今天我们去看,还能够看到他们家,贵府、大宅子。父亲在朝中当大宰相,他留在当地,就在家里面看书,也是20来岁,一进京城考试,状元。所以那个时候乡村是士绅家庭,最重要的不光是有地、有钱,还有文化。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主要的文化完成,是在那些有钱人家、有土地、有资产的人家那个地方完成的。

所以孟子有一句话是:人有恒产、则有恒心;人无恒产、则无恒心。那么有土地、有财产,就有恒心。所以恒心最重要的就是接受教育、接受学习。所以本来有钱、有土地,而且还惠及一方老百姓,这是绅,绅是什么意思呢?汉字是很有意思的字,大家看这个字,旁边的身体的身象征的是一个人的身体,为什么要加一个绞丝旁呢?就是人要穿衣服等等,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那个时候人穿长衣服,腰间要束一个袋子,绅就是穿上衣服,要束一个袋子,表面的意思是说要衣冠整齐,一般的地主也不能够称为绅,是指在道德和教育上对自己有要求的,就像穿衣服会用一个腰带把衣服系起来一样,是有道德的文化的基本原则来修身齐家不光有财产还要有道德要求,还有文化要求能够约束自己,这种人才能够叫做绅,但是它不能够叫做士,士是什么?士是知识分子,在乡村受到很好的教育,达则兼善天下,修身治家。重要的还有后半句:治国平天下。然后还要进行考试,苏东坡到京城去考试,并不是不写诗,今天我们说苏东坡是诗词双举,但是他到宋朝的考试考的是策论,策论的内容是什么呢?给皇帝提建议。什么建议啊?怎么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为了什么?第一老百姓生活安定,社会就安定。第二税收增加。北宋国家文化很发达,但是北宋有一个问题,武功不行,边疆上老是被辽、金虎视眈眈。所以我们怎么样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增加税收的时候加强军备,所以苏东坡考试得第二名,考的是这个内容。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还有上一句话,仕而优则学。我们除了把事情办好,积累了经验之外还要继续学习,仕而优则学,这才是士绅,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士都是从乡村耕读传家的绅子,这样的人家里头产生出来的。我们乡村,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文化人,哪一个是从城市家庭里面出身的?城市人口很小,杜甫也是乡下出身的,欧阳修也是乡下出身的,而他们告老以后,还有一个词,治国平天下成功不成功,还有一个词就叫做告老还乡。

中国乡村自近代以来一直在面临现代性的挑战,现代性的挑战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大量的工业品进入到乡村,这个时候就要用现金支付,这个时候乡村的生产目的就改变了,过去大量的自给自足,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农产品换到大量的现金,来换取这些工业品,不要也不行,因为它一来把你原来手工业生产的东西全部都摧毁了,你没有竞争力。

今天的农业生产还是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的小规模生产不及美国的大规模生产。你看2、3公里1户人家,2、3公里这旁边全部都是玉米地和大豆地,一个人家旁边,美国的那个洲的粮食仓库就是这么大,一家人是5、6个这样的,我说这里头穿的什么?粮食仓库。一家人生产这么多粮食为了干什么?只能够卖到外国去,美国人自己吃不了,最大的目的地是卖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卖到中国来,大豆,今天我们吃的豆油等等。所以我们说东北有点衰落,除了东北传统的衰落以来,东北本来是可以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农产品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尤其是我们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国际定价上没有办法跟美国的农产品相抗衡,所以我现在开玩笑,说美国又要跟我们打贸易战,我说对有些人来说是坏消息,但是对东北农民是好消息,因为我们也可以提高大豆的关税、玉米的关税,所以一家一户的生产都和国际有关系,国际的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关系,因为所有的大宗农产品的定价权都不在中国,都在主要的那些外国的农产生产国的手中,而他们完全是用现代化工业的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

费先生担心的东西,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解决,或者说我们正在尝试着进行解决。今天的乡村建设我们看到的是盖房子,脱贫攻坚,但是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的解决和规模化生产的解决,为什么要解决土地?今天我们农民有一个东西叫做“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就是便于让大家把土地使用权出让出来其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仿造美国农产生产的那种方式,今天我们叫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等,我们有很多合作的模式。今天我们有很多作家在书写乡村的时候就有一个毛病,我们还在按照我们自己对乡村的某种想象,而不是真正的在面对今天乡村所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这样一个格局当中来观察乡村的问题,思考乡村的出路。

工业革命是从英国最早开始的。工业一旦有需要之后,它对农村就会形成巨大的威胁,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圈地运动,因为英国的纺织业发达之后,英国不产棉花,但是那个地方适合养羊,维度比较偏北,气候冷。适合养羊,所以圈地运动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就把大量的农村的土地买过来,不种庄稼了。干什么?变成草原,养羊。养羊干什么呢?拣羊毛,发展纺织业,

中国过去很自豪,说我们是丝绸的故乡,印度人也有理由自豪,印度在机器时代到来以前,印度是棉纺织最发达的国家,纺织棉花,我们今天到印度还会买到非常好的手工棉布,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棉布还要好,工艺还要好。英国的第一步就是把他们的羊毛纺织品给拿来,印度的棉纺织手工业立马就垮掉。

费先生写的是他们的丝绸纺织业在外国冲击下的衰落。今天我们不止是这样讲的,今天对农村是全方位的,包括种植业也受到挑战,中国今天是乡村脱贫,到处都在摘橙子,我们到处都种苹果,市场上最贵的苹果是美国来的,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还说大宗产品、玉米大豆,几乎可以把我们整个一个地区,比如说整个东北的生产都压低了,所以中国乡村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必须改变生活方式的地步。要留在农村的人口必定要减少,但是又不能向今天这样只剩下老人、小孩。我们应该是要留下一些有文化、有体力、有智力还懂得经营的人,才能够更好的经营乡村,要不然今天留下的只是乡村的苟延残喘而今天乡村就完不成如果在继续发展,今天乡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乡村失去了教育功能,过去耕读传家的传统没有了,而且我个人认为也不可能再重现了。

所以说绅这样一个阶层消失了以后,士这样的一个阶层从农村也就必然消失了。但是绅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在中国乡村里面重新再现呢?今天上午也讨论到,有可能。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精英重返乡村。有2个途径,一个是本来出去有很多经验的,真正面对过世界的,懂得市场的,掌握了技术的这些人重返到乡村。那么他们重返到乡村,肯定跟上一代不一样了,他们的思路、他们的做法都升级换代了。包括我们今天的土地可以流转,那么他们就可以更集约,把全村的很多土地集中起来,200亩、300亩、1000亩,我见过最大的一个例子,他居然一个乡,土地全部都流转了。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才可能进行那种对应市场的大宗产品这种生产,而且大宗产品生产,真正你要有竞争力,要提高品质。那它就可能要改良品种,改善它的储存、运输的条件。如果是一家人还是5亩地,20亩地,这样的情况就不可能产生,因为它没有空间。没有利润的空间,只有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产生了,他才可能。所以一些精英重返社会,重返社会他还不是过去的那个绅,他可能特别的唯利是图,早起,积累资本的阶段。

那么他什么时候才有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呢?即便认识到了,我看也难,因为今天的教育和古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今天是一个更全面、更专业、更系统,尤其是多学科的,所以他已经不可能在那个传统的私塾学校里头完成,他必须在现代的新的这个教育体系当中完成,所以乡村教育,教育重现几乎就不可能了。如果乡村教育重建不可能,那么我们说士绅传统之中,至少“士”的那个东西就消失了,但是当他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一些人很好的返回到乡村,经营乡村的时候,绅这个东西又留存下来了,不然就只剩下唯利是图的人。虽然过去中国人,因为中国的乡土观念,有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就构成一个道德约束,一些人可以在外面干坏事,他外面挣的钱不一定非常干净、合法,但是回到本乡本土之后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形象。

我也举一个四川的例子,四川有一个大地主,文革之前非常有名,叫刘文彩。他的发家并不光荣,他们家出了2个军长,侄儿是军长,抗战死了。他的亲弟弟也是军长,他的亲弟弟管着四川最富裕的地方,民国时期叫防区治,什么意思呢?你在这个地方当军长,那么这个地方的政府官员也是你,当地的税收什么的都归你管,他弟弟管的是四川最富裕的地方自贡那一带,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产盐,而四川自贡的盐是供应好几个省的,因为那个时候盐是国家的专卖。刘文彩就说,让哥哥把他弄去当盐运局长这个时候就大发财,当了几年局长之后就非常有钱了,然后就回到他们老家,在外面他的名声很不好。到处刮地皮,但是回到老家,形象一变,对佃户也很好,对老百姓也很好,然后建中学,现代化的中学,到省城去请当时最好的老师,周围乡邻的佃户的孩子上学都免费,而且对老师特别好,他们家有一辆福特轿车,他自己不坐,但是老师们进城回城,都派这一辆福特教师,今天大家去看刘文彩庄园,这个福特轿车还停在那个地方,接送这些老师,在乡下回去他就变成一个大山。

今天上午我们也谈到了熟人社会、亲戚社会里头,他会变成另外一种形象,而且对推动当代的教育、开当地的风气,发展当代的经济,在他晚年确实是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回归乡村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刚好今天我们就结合起来,他们在外面学到的知识,积累的资本,加上今天土地可以流转,我们可以进行规模化的农村经营,而且是外向性的这种农业经营,那么中国的乡村它就可能变成另外的样子,但是这个样子是不是真正能够完成呢?我们今天刚刚开始,刚刚开始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大部分情况下,乡村重建是由政府来推动的。

还有一个四川人,哈佛的博士,他上过普林布顿,回国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为改变中国乡村做贡献,我回去不当官,不发财。同样他是一辈子坚持乡绅建设与乡村教育的,他也始终在摸索这个道理,之前他的眼光还是跟我们很多人一样,觉得中国的农民就是缺乏教育、没有文化,他第一站到湖南,干什么呢?到农村去办夜校,教农民识字,他理解的对农村的现实也很简单,教农民识字,学一点文化,他觉得农民就会觉悟,就会学着接受新的知识。而且他的这个思想还深刻的影响了一个人,谁呢?毛泽东。

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就觉得他这个做法很好,就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他是志愿者,志愿到农民学校里面去上夜校。毛泽东非常的关注农村,大家打开毛泽东的第一篇,就是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大家看毛泽东的最早期的革命工作是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时候不是要推广新技术、新知识,是让农民起来。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古典的乡村社会,只要内部没有起战争,那么它的生产是稳定的,但是在民国年间,一个是外国的工业品的分销了,对乡村的产摧残很严重。第二大家知道,民国年间是大混乱、军阀大内战的时期,民不聊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乡村就完全不一样了,绅和士就几乎没有了,就是一些军阀在作威作福。

刚才我说,那个时候还产生了刘文彩,他早期也是鱼肉百姓的,只是不在家乡鱼肉百姓,是在另外的地方鱼肉百姓。

我说乡村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没有自组织的能力,因为过去的社会,传统的家族乡绅约束这种东西在废弛,到处都有人在造反,造反就是不依规矩了。第二个弱就是营养不够、卫生条件不好、医疗条件不好,身体弱、组织能力弱。

再有是愚。今天政府在做的事,一些政府也好,一些社会组织或者说一些公司进入到农村的时候,当他们觉得我们要去帮助农民,改善乡村情况的时候大部分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就还是这样的问题。这个情况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建国以后我们也走了乡村建设的道路,可能操之过急,尤其是大跃进之后,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我们的农业出了大问题,人民公社出了大问题,之前是一片光明,从合作社开始。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学家对这一块是非常明白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创业史是对合作社会的回忆。我们今天关于农村的农民的文学,我们当然有足够的力量来书写这种历史波动、历史波折当中农民所造成的苦难,农村所遭遇的经济的、教育的甚至是道德的倒退。

文学和农村一样、农民一样,也要往前发展的。那我们所书写的对象,它已经面临了全球化的挑战。如果不是农民群体,不是全部农村,但是至少在这个庞大的群体当中,也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已经在对这种挑战做出正面的、积极的回应,有些回应成功了,有些回应可能失败了,如果我们要写失败,为什么不写这种回应的失败?为什么我们喜欢成功,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样的成功?这难道不是今天我们的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缺陷吗?而如果说农民有他所讲的那样一些毛病,那样一些弱点,还是因为他们首先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跟这样一个巨大缺陷有关,但是我们今天书写的人,我们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们不光精通中文,还会英文,至少会问大家how ,好一点的可以到英国用英语演讲,但是他一写农民,还是像个农民一写农民的时候,发现我们也是农民,跟我们书写的那些对象一样的眼睛,一样的心胸,一样的水准。文化,不只是我们接受教育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胸怀眼界的问题。当我们的书写对象都变成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况,而在旧的东西彻底消失以前,在这样的一些废墟当中,人文的废墟、产业的废墟,物理空间上一个一个万物复苏失去生机的村落,那些废墟当中有一些新的东西在萌芽、在成长,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我们看外国的东西,我们也很奇怪,比如说我们看外国作家,我们谈有的作家,我们大部分谈的是那种技术性上有创新的作家,但是我们不能够偏废,这些是一些坚持了现实主义情怀,观察现实更深入,更敏锐的反映那些时代的作家我们也应该要关注,同样是得诺贝尔的作家,美国的作家我们喜欢谈论一些人,我几乎没有人听到另外一个作家叫斯坦贝克,斯坦贝克二战的时候是一个战地记者,写过很多欧洲战场的战地通讯,所以他回到美国,他有一个深刻的经验,大家知道美国在二战爆发以前,美国有一个经济大萧条的时期,股市崩盘、产业不好。股市崩盘,产业不好,最惨的就是带来美国中西部,就是密西比远岸农业的破产。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就是写中西部的,因为美国的农业,我刚才讲了,种的小麦农民自己是吃不完的,他是农厂主,他种的棉花是穿不了那么多的,就是出卖到市场,而且他是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时候,有几百公顷土地的时候,是需要资本流动的,资本流动从哪里来呢?银行的贷款,那个时候美国国家也和我们一样,美国国家要提供一些贷款,制造产品流动。但是经济不景气,这些产品卖不出去,第二银根紧缩,银行也不贷款了,所以大量的美国中西部的农场,大农场还能够扛住,那些刚刚走向发家道路,而且过去还没有积累足够资本的这些农户和农厂主就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就是写的这个事情,他也是海明威、夫卡拉,美国一群作家当中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而且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关注美国农业,所以说美国有时髦的爵士。

我今天是叫作家,但是我知道我是农民,我的父母是农民,我从小和他们一起干农活,7、8岁就跟父母都下地了,一直到我19岁彻底的离开农村。

我还想说另一个作家:英国的哈代。我们完全把他当成一个古典作家,我们说他是古典作家的时候,其实就认为他们的经验是过时的,刚好我有一个观念中国是后发展国家,我们自己的命名叫发展中国家,国际上一个更通行的叫法叫做后发展国家,你正在经历这些东西,这些新发展的国家已经经历过一回了。他们经历过一回,那些事情农民不知道,但是文学书写进行了很丰富的经验,别的艺术形式都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但是也是很奇怪,我们有那么多人书写乡村,我们不关心那些经验,我们不关心那些经验子,而我们即便是一些写乡村的国家,我们也老去关心外国人、美国人、欧洲人他们工业化程度很高了之后,在城市里面感受到孤独的人,比如说大家动不动说卡夫卡,我说卡夫卡也不是不能谈,我也去看了卡夫卡的故居,也读过他的作品,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关注更对我们有借鉴经验的人。

我所谈的东西都是非常皮毛的东西,我们作为文学家处于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要很好的书写我们的乡村,那么这个乡村重现的这个现实,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和关注,我们到一个村里,熟悉一下周围的人物,观察一下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语言方式,他们的情感反应模式,这当时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更要看到,今天的乡村、今天的农民,他面临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一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有普遍性的,是国际性的。

而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在经历别的国家也经历过,我之前跑到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有一段时间拉丁美洲文学很火,我这两年去了智利、秘鲁、墨西哥、古巴、巴西,这些国家其实他们发展到收入2000、3000千美金的阿根廷,比中国人要早,中国人在文革吃得半饥半饱的时候,像墨西哥、秘鲁这样的国家,人均收入已经在2000、3000美金了,只不过他们这些年跌入了经济学上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今天中国要摆脱的也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中国要摆脱光发展城市经济不行呢?必须解决乡村经济的问题,而他们是大量的农民自动的进入到乡村,他们的政府没有关注到乡村的建设。但是他们没有关注,但是他们的人,他们的作用对乡村有巨大的关注。

我今天上午举到一个例子,墨西哥的作家胡安·鲁尔福,胡安鲁尔福在中国有他的两本书,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过的?我读过他的两本书,在80年代的时候,一本叫《燃烧的平原》,一个短篇小说集,他就写墨西哥乡村破产的农民,他们就进入到城市,有些就走向反抗的道路,参加游击队,它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非常干净的方式来进行刻画,非常精彩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大家可以看一看,但是过了多少年,拉丁美洲人说,我们拉丁美洲的现实特别的光怪陆离,我们今天有一句话说: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荒野、更荒诞。

魔幻现实主义,今天我们老谈《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是集大成的,鲁尔福就写了巴勒姆,巴勒姆是乡下的一个恶霸地主,地主有两种,一种称之为绅士,一种称为绅,一种就成为恶霸。土豪、劣绅,如果是绅也是劣,那么这个人巴勒姆有多坏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墨西哥城里长大,临死前他妈妈告诉他,说我们是你小时候,我把你带到这个城里来的,也是非常下层的贫民窟里面长大,我现在要死了,我很怀念我的老家,你能不能回去帮我看一下老家,你回老家就找一个人,这个人叫巴勒姆。这个人是谁呢?是你爹,这个爹就很坏,除了霸占田地以外,这个村里漂亮一点的少女都被他睡过,他妈妈也是其中之一,而且不幸的是怀孕,也没有养过他一天,然后就走到山路上,碰见一个赶毛驴的人,他问路,说:“那个村在哪里?”说:“在翻过一座山,这个村子就到了。”他说:“那你认识一个人,叫巴勒姆吗?”说:“我认识。”说:“你找巴拿姆干嘛呢?”他说:“他是我爹。”这个赶毛驴的人说:“他是你爹,他也是我爹。”“他也是我爹”,这用多么巧妙的方法,把霸占民女的事写出来了。要不然我们写,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来写,费了多少笔墨,结果他就到了那个村子,那个村子全部都倒塌了,人都走光了,他就坐在那儿,结果太阳一落山,这个村子就活过来了。为什么呢?村子里头的那些死人、鬼出现了,所以那些鬼魂就在那个村子里就构成了一个世界,他就描绘他回到村子,看见过去的那个村子,村子没有人,只有鬼,他就用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写了墨西哥乡村的破败,你想它的那种深刻程度,只是一个中篇小说,不管是写现实的深度,还是写开创一个文学流派,我们中国人喜欢做简化,我们就简化到魔幻现实主义就是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就是《百年孤独》,其实这样是不好的,所以今天的文学,到了这样的一个关口,我们认识乡村,真正的乡村的乡建,应该是由国务院发改委的人来讲,至少是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人来讲,经济学家来讲。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不过是我在观察和准备书写乡村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角度以及思路。这也是我对中国重建乡村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重建士绅传统的一个粗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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