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的生活

本文摘自《三松堂自序》，冯友兰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10月出版

那时候，从北京迁出来的高等院校，有的往西南，有的往西北。往西北的合为西北联合大学，往西南的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昆明受到的战争直接威胁是空袭。人们就开始考虑到选择居住的地方，要分散，不要集中，要远离军事目标。人们就开始向城外迁移，用当时的话说，叫做“疏散”。先疏散到离城七八里的村子。后来又疏散到离城十七八里的村子，叫“龙头村”。这个村子是昆明郊区比较大一点的集镇，又叫“龙泉镇”。疏散到这个地方的人很多，有西南联大的人，也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还有北大的文科研究所。有些人就在老乡们的房前屋后空地上盖了简易的房子，同老乡们定下合同，将来走的时候，所盖的房子就无偿地归此地主人所有。这样，龙泉镇就成了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了。那时候有两个这样的文化中心，在东郊区就是这个龙泉镇，在西郊区就是大普吉，疏散到那里的大半是清华的人，清华的几个研究所就在那里。这两个中心，都是无意中自然集合而成，并非出于有计划的安排。出于有计划的安排的，是西南联大新校舍。西南联大原先借用了昆明的几个学校的校舍和几个会馆的房子。后来在北城墙外边弄来了一大片空地，在其上建筑了一些简易平房，虽然简易，可是应有尽有：有宿舍，有教室，有图书馆，有大饭厅，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日本向昆明空袭是从武汉出发，到达昆明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人们摸到了这个规律，就把每天活动的时间提前，联大也将上课的时间提前，到10点左右就把上午的课上完了。下午3点以后上课，这中间是准备空袭疏散的时间，一有空袭警报，师生们都向新校舍后面的一些土山上疏散。有座土山中间有道峡谷，我们称之为“一线天”，都认为那里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空袭时到那里去的人最多。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一线天”门口，掀起的土把华罗庚埋起来了，幸亏很快就解除警报了，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来。又有一次，一颗炸弹正落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院子里，有一位工友不幸遇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日本占领了越南，昆明本是后方名城，这时变成了前方重镇。日本向昆明空袭，改从河内出发，距离近了些，到得早了些，但基本上还是在中午那段时间内。后来美国空军飞虎队到昆明来了，日本的空袭渐渐少了。昆明街头出现一些洋人，他们的皮夹克背上印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十二个大字，这是恐怕他们降落到偏僻的农村遭到误伤。

就当时的武器力量说，空袭昆明这样的城市的效力主要是心理上的。当时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他们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困难，就只好在昆明找点小事做一下，可以说是勤工俭学。他们所做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当时昆明正午12时放午炮，有一个同学做了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联大赛足球，时间是正午12点，同学们看见这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有工夫来？”他说：“我要来看足球，就把午炮提前放了。”

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贴补。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向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到了抗战末期，联大一部分教授组织了一个卖文卖字的会。说是要卖字，闻一多还给我刻了两个大图章，以备使用。不过还没有开张，日本就投降了，我的图章始终没有用上。到1946年我们将要离开昆明的时候，教师们大都把原来从北方带来的东西在街头拍卖了。家属们坐在街头摆地摊，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持续几个星期之久。

我家先住在龙头村的村子里，后来搬到一个旧庙里，那座庙修在村边的小土山上，已经没有神像了。这座庙有两层院子，后一层是龙泉镇镇公所，前一层的北房是一个公司的仓库，东厢住一对德国犹太人夫妇，据说男的原是德国外交部官员，被希特勒赶出来的。我家住在西边厢房里。旁边是个小学，叔明一度在院里设了一个油锅炸麻花，学生下课了就来买麻花吃。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约集了几家联大家属，自己配方，自己动手，制出一种糕点，名叫“定胜糕”，送到昆明的一家大食品商店冠生园代销。据她说，初次送货去的时候，还不敢说姓梅，只说是姓韩。还有一家眷属在云南大学及联大附近，开了一个小馆子。

还有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其实潘光旦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好奇。也确有一些嘴馋的人，像云南的地方军队，就经常去农民家里打狗，把狗拖去杀了吃。有一次他们打狗，来到一个农民家里，恰好潘光旦就疏散在那一家里。他早年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踢足球伤了一条腿，只剩下一条腿，以后走路总是架着拐子，可是能够照常上下楼梯、跋山涉水。这时他听见有军队来打狗，就出来拦住，问：“你们为什么打狗？”那个带头的说：“是上边叫我们来打的，吃了狗肉可以治湿气。”潘光旦说：“你们的上边是谁？”回答说：“是龙大少爷。”（龙云的长子）潘光旦说：“好了，龙大少爷我们都是熟人，你们都回去吧。”有个兵插嘴问：“你说你跟龙大少爷是熟人，你知道龙大少爷住在什么地方？”潘光旦装着大怒，用手一指，说：“你说话小心点！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丢的！”那个带头的大概认为潘光旦一定是一个有战功的高级军官，就回头向兵们说：“走吧，走吧。”那些兵都悄悄地走了。在我疏散的那个地方，也有过这样打狗的事，可惜我没有潘光旦的勇敢和机智，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就没有出来拦阻。

当时周培源一家疏散得很远，住在昆明城外的西山脚下，离联大新校舍约有四十里。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来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就进教室，保证了按时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