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科书中的林肯形象

本文原刊于American Studies Journal 53 (2009)，题为“Lincoln’s Image in the American Schoolbook”，作者为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历史学院David Goldfield教授。经授权，武汉大学美国史专业魏崴译成中文。原文有注，译稿发表时一并删略。

在美国的教科书中，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占有着令人尊崇的地位。然而在他任期内的不同时期，人们对他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南方人和民主党人大体上把他视作一个粗俗、无知、缺乏深度、敏感、无能而又语无伦次的人。即使是共和党人同僚也觉得有必要加入反林肯的行列。因而他们把他描绘成为一个只会用下流的笑话来替代严肃的政策话语，既粗野又像滑稽演员般的西部人；或是把他描绘成为一个暗地里同情奴隶制度的南方人。

当战争行进到对一个战时总统不利的阶段时，对他的指控便会迅速累积。在林肯执政头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对于他来说是糟糕的，至少1864年秋天之前的大段时间里如此。1863年7月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和维克斯堡（Vicksburg）取得的主要胜利也只是暂缓了（林肯受到的）诽谤中伤。对美国大众和他的政治对手来说，这些胜利意义不大，因为战争仍然毫无结果地进行着。而且，当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在1864年的春季攻势并不是取得胜利，反而是“堆积”了大量尸体的时候，反对林肯的喧嚣到达了高潮。在一个总统选举年，（这样的现实对林肯来说）没有任何帮助。共和党和民主党中的反对者也已经在夏天围绕所谓的“尸体”（Carcass）问题转来转去。林肯自己也怀疑他能否重新当选。就连一向支持林肯的《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也以一幅描绘林肯和“哥伦比亚”（Columbia，美国的女性化身）的热辣漫画来抨击林肯，以此回应一项提议所引发的争论，这项提议旨在募兵50万以填补格兰特“血腥战役”（Grant’s bloody campaign）中的巨大伤亡。

这幅漫画的标题为“哥伦比亚需要她的孩子”。漫画中，“哥伦比亚”要求，“林肯先生，把我50万个孩子还给我！！！！”而林肯，神情轻松而丝毫没有担忧，他坐在写字台前，两腿骑在椅背上。一份由他签名的公告躺在他的脚下，上面呼吁“500000人，更多军队”。他回答说：“事实上，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这位艺术家指的是林肯在1862年9月在安提特姆战场上不敬地开玩笑这一在纽约世界发表的虚假报道。小伯纳德·F·雷利，《美国政治版画》，1766-1876年：国会图书馆藏品目录（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1991年）

在林肯的总统任期内，民主党对他的反对从未间断，尤其是在他1862年9月发布初步的《奴隶解放宣言》之后。民主党人在政治运动中经常把种族问题当作一个议题。他们的文学作品把林肯描绘成一个在签署《奴隶解放宣言》时践踏宪法的被谴责者；或者是一只向黑人孩子（像小动物一样兴奋）挥舞宣言的猴子（总统最喜欢的民主漫画）。也许，民主党对美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是1864年总统竞选期间创造的“异族淫乱”（miscegenation）一词。这一年，一个关于林肯主持“异族淫乱舞会”的描绘让人联想到所有种族在淫荡和酗酒狂欢中奔放舞蹈的“恐怖场景”。1864年9月初，威廉·T·谢尔曼（William T. Sherman）将军进军亚特兰大，挽救了林肯连任的希望。菲利普·谢里丹（Philip Sheridan）将军在早秋谢南多厄山谷战役（Shenandoah Valley campaign）获胜进一步增强了林肯的连任前景。而且，在超过70%的士兵投票支持林肯的情况下，林肯很容易就把他的民主党对手、前联合将军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击败了。与此同时，格兰特将军不断向盘旋在弗吉尼亚北部的罗伯特·李将军濒临瓦解的军队施压。至少在共和党内部，这些（军事上的）胜利开启了林肯的复兴之路。

林肯在写《解放宣言》；由邦联牙医，巴尔的摩的阿达伯特·J·沃尔克（Adalbert J. Volck）绘制，1863年，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

像猴子一样的林肯，手中持有解放宣言；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大卫·斯特罗瑟（ David Strother），1863年画，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图书馆（Lilly Library）。

“异族淫乱舞会”，林肯竞选总部，纽约市，1864年9月。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

1865年4月14日，耶稣受难日，林肯被约翰·威尔克斯·布思（John Wilkes Booth）刺杀身亡，正是此事使他成为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受人尊敬的人物。这一行动的后果是把林肯从一位总统转变成了一个“基督一样的殉道者”（Christ-like martyr）。从那时起，至少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大多数教科书都通过“殉道”这一“滤镜”（filter）来看待林肯的总统生涯。有趣的是，一些早期的教科书提到林肯，往往把他放在美国文学的万神殿里，而不是政治舞台中。因为这些教科书好像觉得政治舞台太平凡，以至于无法囊括这位半神天才的传奇一生。因而，林肯被顺理成章地与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先贤”相提并论。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北方学生不记得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The Gettysburg Address）。显然，这是一个美国文人比政治家更受公众欢迎的时代。

第一部评价林肯的学校历史课本是由费城著名律师本森·L·洛辛（Benson L.Lossing）撰写的《美国历史》百年版（1876）。实际上，他的这一版本读起来更像是一个宏大的简报，而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分析。洛辛在课本中提出了北方人关于南北战争的看法以及林肯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他把南方人称为“反对共和国生活的阴谋家”，而把北方民主党则称为“不忠的人”（disloyal men）。在这种语境下，林肯成了伟大的“解放者”（Emancipator）。而且，他总是凌驾于政治纷争之上，却又那么平易近人。林肯的这种自由给予者（freedom-giver）、人民公仆（disinterested servant of the people）的形象，直到下个世纪都会是教科书的一大主题。

而林肯在耶稣受难日的殉道成了内战后几十年的另一个共同主题。在这一主题里，林肯被流行的文本、图画渲染成为拥有上帝般品质（God-like qualities）的人。他被誉为“胜利凯旋的烈士”（Martyr victorious），与乔治·华盛顿并肩成为国家的“救世主”（Saviour）。从此出发，我们可以在这位殉道总统的庄严画像中发现很明显的宗教主题。林肯的肖像出现在主祷文上，而主祷文经常挂在中产阶级的家里，这样父母就可以告诉他们的孩子林肯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这样一来，伟大的解放者主题在教科书之外获得了标志性的存在。公众心中的林肯强化了教科书中的林肯形象，而教科书中的林肯又进一步塑造了人们心中的林肯形象。1876年4月14日，托马斯·鲍尔（Thomas Ball）的著名雕像“林肯与跪着的黑奴”在华盛顿揭幕。这形象地反映了美国19世纪后期黑人与白人之间适当的地位关系，也暗含了自那以后盛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解释：即黑奴的自由主要是这位殉道的总统提供的。

弗里德曼纪念碑，林肯公园，华盛顿特区；雕刻家：托马斯·鲍尔。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

图中乔治·华盛顿欢迎林肯进入天堂。这是约翰·萨坦1865年的画作：亚伯拉罕·林肯，烈士的胜利。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市亨廷顿图书馆。

在重建期间和重建后出现的隔离学校体系中，林肯成为黑人学生的模范英雄。当然，非裔美国人不能复制林肯从木屋到白宫（from log cabin to the White House）的轨迹。但是，他可以作为黑人心中崇敬的象征，这使黑人第一次将他们的故事与美国的故事联系起来。这张黑人儿童跪在林肯家族画像前的照片凸显了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在黑人社区的标志性地位（iconic status）。

1898年，一个黑人孩子跪在林肯家族的画像前。 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

“我们国家的救世主”，这是林肯在19世纪80年代超越政党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他出现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竞选海报上。同时海报上还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884年。图中可以看到每位总统都被一行字概括了功绩，其中位于上端的华盛顿是将美国从专制中拯救出来；左下端的林肯是将美国从分裂中拯救出来；右下端的克利夫兰是将美国从腐败中拯救出来。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教科书出版的趋势影响了教科书中林肯的形象。1890年代建立的美国南部妇女联合会（the 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和美国南部邦联退伍军人之子（the Sons of Confederate Veterans）等协会推动了南方版美国史教科书的产生。这些组织特别热衷于推动一些灵活的、对南部更为友好的关于内战和重建的历史观点的传播。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南方教科书并没有收回内战期间广为流传的林肯的负面形象，而是采取（对林肯）温和的批评，有时甚至是褒奖的态度。但是，作家们保留了他们对激进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以及掠夺成性的联邦将军的谩骂。而且他们的教科书也给予了与林肯处在相同位置上的南部联盟领导人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足够的重视。正如J·威廉·琼斯（J.William Jones）的《美国史教科书》（Schoo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96）中两位领导人的肖像所示：戴维斯的全身像占据了教科书的整整一页，而林肯也有肖像嵌入到大段介绍文当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当时南方一本被主要使用的教科书。

亚伯拉罕·林肯和杰斐逊·戴维斯。上图是教科书中介绍林肯的小品文与戴维斯的全身像。J·威廉·琼斯（J. William Jones），《美国史教科书》，215-216页（Schoo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15–16）。

琼斯把林肯描绘成激进的豺狼（jackals）中的温和派：“亚伯拉罕·林肯，”琼斯写道，“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人之一。……他不受党内极端分子的欢迎，对废奴主义者非常反感，以至于他们在1864年提名了一位反对他的候选人。……重建初期他被刺杀对南方和北方来说都是不幸的，因为没有人敢在和解和正义的行动中走到被征服者的面前。”当然，林肯可能遵循的重建政策仍然只是个猜测。但琼斯能够将他想要的解读往林肯那边倾斜，从而免除总统对重建的“恐怖”所承担的任何责任。因此，在北方人和南方人都敦促地区和解的时候，南方学童可以加入到全国对林肯的共识（national consensus）中去。而且，他们不需要放弃对重建的看法，把重建视为被误导的北方人和不称职的非洲裔美国人强加给南方白人的一种悲剧。到1900年，几乎所有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无论南北，都遵循着这样一种解释。

苏珊·彭德尔顿·李（Susan Pendleton Lee）的《新美国史教科书》（New Schoo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最终使琼斯的书黯然失色。因为她的这本书成为美国南部首选的历史教科书。李在写作上比琼斯更像是一个南方爱国者，她不情愿地给林肯一些荣誉。不过，她对林肯的描述，虽然不是特别恭维，但也认识到了他的一些品质：“亚伯拉罕·林肯出身贫寒，外表粗野，举止笨拙。他的早期教育非常有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通过学习几本好书来提高自己，尤其是圣经、莎士比亚和数学著作。…他心地善良，性格坚强，信念真诚。他有着敏锐的幽默感和无畏的性格，有着取之不尽的轶事和例证。他还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在各个方面都适合成为他的政党的成功领袖。”

到20世纪初，拥有德国博士学位或在德国接受过研究生培训的专业历史学家开始接手编写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尽管作者身份发生了变化，但对林肯的崇敬仍然存在，而且还兼顾了南方人视角下的内战与重建的历史书写。那个时代的学校调查结果表明，华盛顿和林肯被认为是两个最伟大的美国人，而其他被提到的名人远远落后。威利斯·梅森·韦斯特（Willis Mason West）的《美国历史与政府》（American History and Government，1913）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大萧条之间使用最广泛的教科书。韦斯特把重点放在阐释林肯战时的领导艺术和解放奴隶的壮举上，他认为这两者都是非同寻常的。作为一种敬意，韦斯特把林肯的肖像放在这本书的正面。就像今天的封面一样，教科书的正面反映了该书内容的解释重点与倾向。这也是学校课程给予内战更多重视的时期。而在二十世纪初期以前，大多数课程为美国独立战争（Revolutional war）分配了相当多的时间。

亚伯拉罕·林肯。威利斯·梅森·韦斯特（Willis Mason Wes），《美国历史与政府》（American History and Government，1913）

随着1909年林肯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举行，这位殉道的总统成了为美国“日月精忠”的人（man for all seasons）。从工人争取劳动权的运动到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几乎每一个进步事业都享有林肯的“官方授权与认可”（imprimatur）。尽管他很少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甚至在任总统援引林肯的名字，都会使他们的政策合法化。西奥多·罗斯福（原文使用的Teddy Roosevelt）和他的反托拉斯议程（trust-busting agenda）以及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为其外交政策的辩护尤其如此。威尔逊本人就是一位教科书作家，他在就任总统前发表的一篇著作中指出，他钦佩林肯战时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扩大总统权力。

林肯和威尔逊面对风暴，卡通杂志（Cartoons Magazine），1918年2月

在妇女选举权和妇女权利方面，林肯成为1919年最后一次推动选举权修正案颁布运动的“形象代言人”。《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中的一篇文章称赞了林肯的女性特质，尤其是他作为“国民母亲”（national mother of sorts）的角色。作者解释说，“母亲给林肯留下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印象，所以林肯本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像母亲的做派一样’对待他的邻居、他的州、他的国家。”作者总结说：“他对母亲的理解在英语文学中是无与伦比的…（在他身上）体现了自基督以来没有人具有的普遍的母性。”仅仅几个月之后，就有一本书更明确地把林肯比作基督，尽管这不一定是为了说后者的好话。

即使是亲南方的《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一部根据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最畅销的小说《宗族：向3K党致敬》（Tribute to the Ku Klux Klan, The Clansman，1905年）改编而成的史诗好莱坞电影，也诉说了很多关于林肯的好话。一听到林肯被暗杀，南方的一位电影主角担心，“我们最好的朋友走了。我们现在会怎么样？”随后屏幕上出现了对共和党激进统治的恐惧，并展现出似乎一切与殉道的总统都断绝了联系。而事实上，他们认为在林肯治下这些恐怖本是可以避免的。虽然林肯与普通人的合作关系作为一个主题被削弱了，但一些教科书还是找到了（书写林肯）的新方向。像上帝一样的林肯成了一切标准的诠释（工具）。对他的完美（的理解与认识）成为所有学生，特别是新到来移民子嗣的必修课程。

1890年至1920年间发生的史无前例的移民事件对历史教科书的覆盖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通常，作者要么对移民（特别是爱尔兰天主教徒）持消极态度，要么希望他们能摆脱旧世界的束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同化论者（assimilationist narrative）的叙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主导地位。这些文本使用林肯作为教学工具，引导新来者通过林肯来逐步了解美国的文化和政治。林肯千变万化的形象使每一个移民群体都能从这位殉道总统的模范生活中寻找到一些与他们的经历最为契合的东西。1917年，一位学校教师评论道：“林肯使移民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国家，也是他们出生的国家。”所有的移民学童“都被这个衣衫褴褛的男孩所吸引，他的童年充满了奋斗和艰辛”。但是，有所不同的是，波兰裔的学生“更欣赏林肯在经济上的奋斗，这得益于他们的农业背景，另一方面，犹太裔的学生对林肯作为一个史诗般的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者更有兴趣，他们更多关注他在解放奴隶时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移居而来的孩子不仅能够在教科书上学习到林肯的事迹，还能在学校的各种剧目、实践活动中了解到更多关于林肯的故事。

“流浪者在美国找到自由，”1919年，密尔沃基为犹太学童举行的美国化游行。（上图为当时的宣传海报之一）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州协会（WI[X3]22831）

教科书不断变换的（阐述）重心强调了向移民子嗣传授美国公民基本知识的重要性。哈佛著名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布什内尔·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撰写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最受欢迎的历史教科书《美国史教科书》（Schoo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18年）。他用一幅移民驶入纽约港并经过自由女神像时的彩色肖像画作为重要的封面图画。哈特提供了那个时代历史教科书中最全面和最复杂的处理方法去追溯林肯。哈特通过强调林肯与普通人的联系，把这位殉道总统从天上带回到了人间。而且，这一主题在早期的教科书中通常被忽略。只不过，这种做法更多是为了让这些移民学童产生共鸣：

在他的见识和习惯中，很少有人能推荐这样一个伟人。他的衣服不合身；他喜欢讲有趣的故事；他会见所有的到访者。贫穷、孤独的士兵、或是士兵的母亲，总能找到接触到这位伟大总统的路。…在这片偏僻的树林里，林肯（Rail Splitter，林肯的象征意涵）担负着指挥两百万士兵的责任。…林肯的伟大主要归功于他知道人民的所思所想的巨大力量。他的简短演说充满了高尚的精神，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对南北方来说都是真实的。

尽管如此，哈特的文本仍然强调19世纪末南方导向的教科书首次提出的和解主题。他写道：“经共同同意，亚伯拉罕·林肯是内战时期最伟大的美国人。林肯从来没有忘记他出生在肯塔基州，而且，他了解南方人。”

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有关林肯的历史作品中，“地区和解”（sectional reconciliation）和“林肯作为伟大的平民”（Lincoln as the Great Commoner）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建于1922年的林肯纪念馆，象征着这些主题。北墙上刻着林肯第二次就职典礼的内容，强调“地区和解”；南墙上的葛底斯堡演说，指代的是北方和南方的所有士兵。在这些文字里，真理之天使与象征性的北方和南方在永恒的联盟中携手。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的林肯传记，第一卷问世于1926年，很快便成为全国许多学区的必读书目。这本书详细阐述了“林肯作为一个普通人”（Lincoln-as-common-man）的主题。桑德伯格把林肯描绘成一个西部人，一个拓荒者，一个“人民的人”，而不是一个绕着天球运行的“天外飞仙”。他是一个接地气的“边疆人”。总之，一个勤劳的工人形象，比一个遥远的父辈更适合大萧条时期的需要。

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新一代的教科书，但林肯作为普通人的原型和作为“地区和解”的榜样的基本主题仍然存在。认为战争主要是为了州权而进行的，以及认为重建时代是一个强加在受苦的南方的错误实验的南方观点继续盛行。作为20世纪40年代的流行文本，约翰·霍拉代·拉坦（John Holladay Latané）的《美国人民史》（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1941）延续了南方对战争和重建的看法，同时保留了对林肯的积极观点。就像D·W·格里菲斯（ D.W. Griffith）的《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a Nation）和大卫·O·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的《飘》（Gone With the Wind）一样。拉坦把林肯被暗杀描述为南方的“灾难”。至于《解放奴隶宣言》，20世纪早期非南方观点教科书对该文件赞不绝口，而拉坦的态度则更为温和：“重要的是要记住，该宣言严格意义上说是一项战争措施。”拉坦认为，有关结束奴隶制的任何道德基础的引用都已不复存在。而这反映了当时的国家共识，即种族隔离和白人至上最适合非裔美国人的条件和能力。至于黑人投票权，拉坦指出，“林肯无意把特权授予黑人，使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他更希望看到国家把特权授予一些更聪明的人。”拉坦的观点同威利斯·梅森·韦斯特（Willis Mason West）在20世纪早期的编写教科书的处理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南北双方各自盛行着对战争和重建的独特看法：

尽管如此，这一血汗和财宝的花费还是值得的。这场战争使400万人陷入困境。…它证明了除了进一步的感性诉求之外，美国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邦联。这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国家中进步程度越高的部分必须迫使其先进的政治思想和更好的劳动制度融入到较弱的、静止的部分。

在冷战期间形成美国历史共识的重要性集中在林肯对促进局部和解和种族和谐的贡献上。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民权运动的到来，历史学术界对南北之间的道德平等持更为批判的观点。奴隶制取代了“州权至上”，成为促成内战的主要原因。而且重建时代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共和党压迫人民和黑人暴政的时代，而被看作是有可能实现种族平等但最终失去了这个机会的时代。奇怪的是，新教科书对林肯的态度比过去倾向南方的“前任”教科书更为挑剔。很少有开国元勋及其继任者逃脱了20世纪60年代及其之后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批判。很显然，60年代是美国文化的反叛年代，历史学者开始打破传统，逃脱过去对他们的束缚。林肯可能仍然是“伟大的解放者”（Great emancipator），但他再也不是过去史家笔下的“伟大的集大成者”（Great integrator）。历史学家指出，林肯支持将被解放的奴隶殖民至非洲。即使是在内战开始后也是如此。此外，历史学家认为，尽管林肯在道义上反对奴隶制，但他在林肯-道格拉斯辩论（Lincoln-Douglas debates）中的评论反映了他对黑人是劣等种族的信仰，或者至少是他愿意为了白人选民的选票而牺牲社会平等。一些非洲裔美国历史学家受到黑人权力意识形态（Black Power ideology）的启发，将林肯描绘为充其量只是一个误入歧途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这掩盖不了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本质。

最后，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Watergate）时代，林肯当时利用美国宪法中的战争权力条款废除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囚禁持不同政见者、扼杀新闻界的人士。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帝王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背景下，有着显著的当代光环。在黑人权力意识崛起的背景下，林肯被描绘成一个有着“沾满泥土的脚”的总统也许并不奇怪。虽然用当代问题来看待历史人物的做法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是用当代美国人生活的标准和原则去要求逝去150年的人却是另一回事。林肯的种族观点在21世纪初看起来似乎已经过时甚至是非常反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历史人物的历史语境，在历史人物自身的历史背景下去呈现他。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历史教科书不再将美国历史完全等同于白人男性的历史时，这一结果总体上是积极的，因为非洲裔美国人和妇女开始成为历史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下而上描绘历史的困难在于，更大的主题往往被淹没，一种相对主义的出现，使得美国社会与生活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刻，往往某些群体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甚至超过特定的历史人物。士兵和奴隶成了内战的主角，林肯、戴维斯、格兰特或李却被抛弃在一边。如果没有对特定领导人物的行动进行理解与阐释，成千上万普通大众的活动、成就和失败也许就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简单地说，一些人对于推动美国在实现《独立宣言》承诺的道路上前进更为关键。像林肯就一直认为，美国的“创始文件”《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包括非裔美国人。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种更好的平衡开始出现在教科书上。历史学家认识到，没有政治的社会史只能是片面的历史。有时，领导层的确是自上而下流动的。在“911事件”这一变化的历史编纂背景下，教科书中出现了看待林肯的新视角。像往常一样，这个时代的林肯形象反映了当代的历史学问和当代的美国生活。对于我们所说的关于历史学家是“原始主义者”（protestations）的主张，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只在特定历史人物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研究历史人物，同时，我们的研究也受到我们周围世界的影响。这使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并对他们和他们留下的文件提出新的问题。只要现在不成为过去的议程，这样的存在就可以提供信息和帮助。特别是对于经常问我们“为什么历史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的学生来说。

《在美国之旅：美国历史》（In The American Journey: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于1998年首次出版，2009年已经推出了第五版。作者融合历史学问与当代美国生活，从而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林肯。这幅林肯“肖像画”的新特点是对林肯宗教观点的探索。尽管他从未加入过教会，但宗教意象和圣经的引语却填满了他最精彩的演讲。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在家里用宗教用语。因为对圣经的了解很广泛，他把美国的“民主实验”置于民主政府在世界“最后的希望”的背景下。林肯认为奴隶制损害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道德上的领先地位。因此，他以一种道德敏感性，以及把独立宣言与宪法作为人民最神圣文件的觉悟，投身于联邦事业中去。他在国家的“根基性文件”中阐述了一种“非宗派性质”的“公民宗教”（a nonsectarian civil religion）。

第二个创新更像是对二战后衰落的旧主题的重申。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的作品把林肯描绘成一个西部人：他意识到联邦政府既需要扩张地理边疆，又需要改善内部环境，还要让所有美国公民保持西部的纯洁（即摆脱奴隶制）。林肯的幽默感，起到了缓和紧张局势的作用。而作者认为，这与他在边疆环境下成长的背景有关。

第三个创新性观点涉及林肯和美国内战。这本书清楚地指出了非洲裔美国人在“偷取”自由时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解放奴隶宣言》将联邦政府视为推动自由背后的力量并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该书的序言还表明，林肯在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时他还用宪法促进联邦事业。林肯的这些政策产生了激烈的课堂讨论，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和古巴关塔那摩湾拘留所等当代事件爆发时。

最后，通过对这一代学生的视觉效果（直观的视觉材料：图片、影视等）的运用，我们的教科书展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极大地困扰着林肯。堆积成山的死亡人数以及艰难的四年战争岁月是如何使总统日益衰老的。这些教科书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代价到底有多高昂，以及战争带来的自由到底代表了什么结果。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形象在美国教科书中还将继续演变。在美国，我们把历史写下来。我们从学生的需要和当代美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出发，询问历史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以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意味着教科书中的历史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永远服务于现世的目的。

两幅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第一幅是1859年在纽约市拍摄的，就在他在库珀联盟(Cooper Union)发表著名演讲之前。第二张是在约翰·威尔克斯·布思（ John Wilkes booth）在福特剧院刺杀他的前四天拍摄的。两张照片，拍摄时间相隔仅仅六年，却能在林肯的肖像上清楚地看到岁月的痕迹。这反映了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内战所造成的损失是多么巨大，对人性的摧残是多么难以想象。 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