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力挺爱国，进退有据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蔡元培——力挺爱国，进退有据

撰文| 叶胜舟

“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他的效果，但这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家应当做脚踏实地的工夫。

——蔡元培《在北大话别会演说词》（1920年10月20日）

姓名：蔡元培

时年：51岁

身份：北京大学校长

地点：北京、杭州

蔡元培是与孙中山一起干革命的元老，曾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长北大十年半。迄今为止，他是影响北大最深、最受敬重的北大校长，在中国教育界的名望也难以被超越。

老北大的师生员工，都称他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郑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胡适任驻美大使时，非常敬重他，每次提及时“只称蔡先生而不名”，生平最佩服蔡先生的领导作风，“只谈政策，不管行政，他最会用人而对人信任亦专。”（傅安明《回忆胡适之先生》）

不同政治势力争论“五四运动”的正统。无论谁领导、谁传承，五四运动主将、骨干、中心在北大，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等，既有右倾，也有左倾，这是不争的事实。蔡元培对过热的政治运动有所保留，但倾力支持、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人身安全，也是不争的事实。

支持学生积极营救

将“五四”游行前后蔡元培言行的多个细节串起来，虽然他没有直接领导这个爱国运动，但清晰表明了其引导、支持、保护的逻辑和立场。

细节一：1919年5月2日，他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与傅斯年、许德珩同班的北大学生何思源在《五四运动回忆》中说，蔡先生“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细节二：2日晚，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3日凌晨，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前往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胡适在192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印证此事。“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失败的消息传来，徐世昌主张签字，陆徵祥、王正廷、伍朝枢皆主张签字”；汪大燮连夜去看蔡元培，“告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蔡赞成其说，故四日有大游行，遂有打赵家楼的事。”

细节三：汪大燮所称的“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显然是指通过学生游行，抗议施压北洋政府，推翻已作出的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决定。蔡元培不仅认同，而且马上行动，随即到北大，转告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

细节四：3日晚，北大在三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实质是“五四”游行的动员大会，推定许德珩起草宣言。蔡元培不仅批准召开会议，而且为方便许起草宣言，“立即批了条子，叫总务课给我一刀纸。五月四日，北大学生整队出发到天安门示威，蔡先生是支持的。”（许德珩《回忆蔡元培先生》）

细节五：5月4日上午约11时，学生游行队伍在红楼后的空地集结，准备出发之际，教育部派代表和军警前来阻拦，北大队伍因此最晚抵达天安门广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北大1917级哲学系学生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都声称蔡先生有阻拦。蔡元培本人回忆，对1918年夏学生反日请愿有阻拦且事后辞职，但对1919年“五四”游行没有阻拦。“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细节六：蔡元培不仅拒绝开除学生，而且全力保释被捕学生。学生游行队伍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20名北大学生。5月4日，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蔡元培“严尽管理之责”，对不遵守约束、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应即立予开除”。支持“五四”游行的蔡元培当然不会执行。

相反，当晚北大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商讨救援被捕学生。他来到现场，对束手无策的学生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全场欢声雷动。接着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关于善后处理事宜也由我办理，只希望你们听我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从明日起照常上课”。（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

蔡元培日夜奔走，极力营救被捕学生，其中一招就很绝。前外交总长、财务总长，时任招商局董事会会长孙宝琦为段祺瑞所敬重，5月4日晚，蔡元培前去拜访，请他设法向段求情。孙表示困难，“先生就呆坐他的会客室里，从下午九时左右起，一直过了十二时以后不走。”（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为救爱国学生，他是不惜老脸了。

5月5日下午2时，蔡元培与北京其他12所大专校长集聚北大，商谈营救被捕学生，会议声明“虽致北京教职员全体罢职亦所不惜”。5月6日，蔡元培带领各大专校长与警察总监吴炳湘交涉，愿以身家保释被捕学生；当晚，又召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商议次日学生停止罢课，北洋政府保证释放被捕学生。

细节七：5月7日，北大学生复课，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20位学生全部释放。学生返校时，蔡元培率全校师生员工在红楼广场迎接，致词慰勉。被捕学生之一许德珩回忆，“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的，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那种慈祥伟大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日多多的回忆，是值得我们办教育的人多多效法的。”（许德珩《吊吾师蔡孑民先生》，又见《回忆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在发表演讲。

扛责辞职以退为进

“五四”游行后，蔡元培已敏锐地察觉“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作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又见《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政府、学生双方都想把事情搞大。“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游行失控，在赵家楼打、砸、烧行为的确涉嫌违法，他作为校长必须扛起责任，不宜恋栈。据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回忆，5月4日晚北大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时，蔡先生当场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三十二个学生保释出来。”果然，为保护学生、保护北大、保护自己、免激矛盾，5月8日，即被捕学生释放后第二天，蔡元培“引咎”辞职，次日悄悄离京。

南下途经天津与一位友人谈话时，他解释辞职的原因,“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晨报》，1919年5月13日）5月10日，他在《告北大同学诸君》信中明确表示：“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诸君之理！”

校长爱护学生，学生敬重校长。5月10日，北京各校在北大开会，迅速发起挽蔡元培留任（简称“挽蔡”）的活动。先以北大全体学生名义致函政府：“若令校长得留，则生等虽去校之日犹怀补过之思，否则非惟贻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险，且恐激起全国舆论之非难。伏乞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同日，北大教职员工推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沈士远等8位教授为代表，到教育部请愿，表达全体师生挽留蔡元培任校长的呼声。

北京各大专校长见政府对慰留蔡元培始终不表态，5月13日向政府集体递交辞呈，以此支持蔡元培，表明共进退的坚定决心。大总统徐世昌表面文章做足，暗地小动作频频。5月14日，签署慰留蔡元培的命令；同日，将挽蔡命令与挽留“五四运动”矛头直指的陆宗舆、曹汝霖命令一并在《晨报》发表；同日，又下了两道弹压罢课学生的命令，指责学生“名为爱国，适以误国”，要求教育部门约束学生，“毋得干务政治”。5月15日，将同情蔡元培和五四运动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免职。由此可见，与学生“挽蔡”真挚情感不同，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留任北大校长消极敷衍，毫无诚意。

于是北京各校学生继续罢课，核心诉求三个：中国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蔡元培复职北大校长。半个月后，全国多个城市罢工、罢市声援，形成运动新高潮。军阀大肆抓捕上街演讲、游行的学生。北大三院“校舍化作军营，被捕的一千一百余人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六百余个”。（罗家伦《北京大学精神万岁民众革命精神万岁》）

法不责众，何况已引起公愤。北洋政府的监狱关不了这么多爱国学生，只好不了了之，释放被拘禁在北大三院的学生。在北大师生、全国教育界工商界、社会舆论的持续联合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继续让步。6月10日，下令免曹、陆、章三人之职。6月26日，主持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致电在杭州隐居的蔡元培，不接受辞呈，“学府主持，非公莫属。众望所在，翘企同殷。”同时专门派徐秘书抵杭劝说，以表挽留诚意。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蔡元培听取“老谋客”汤尔和的建议，7月9日复电傅岳棻，留任北大校长，以胃病未愈为由，未立即北上（实际到校时间为9月20日），期间暂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7月11日，《时事新报》刊登蔡元培复任两条件：（一）不参加校外会集；（二）今后学生行动听指挥。所谓“听指挥”，即希望学生不仅要尽快复课，而且不能随便罢课。

救国读书两不相忘

蔡元培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于醉心政治，无心求学，他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1919年7月21日，在杭州会见全国学联代表时提出完整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口号。

去杭州迎接他回校的段锡朋回忆：“先生以为五四运动过去了，大家要知道真正的救国，单靠爱国的感情是不够的，必须秉此感情以求理智的发展，去发挥真正的爱国力量。‘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是先生昭示的名词。”罗家伦也回忆，蔡先生“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一方面肯定学生“五四”以来的贡献和价值，“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另一方面指出国民永久觉醒非一时之功，勉励学生扩充知识，“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

1920年1月，蔡元培撰文《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提出“学生运动弊大于利”的观点。他认为罢课的损失比罢工、罢市还要大，“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不客气地批评部分学生会混水摸鱼，“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功）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少”；呼吁学生认清自己的能力和主业，“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最后劝告学生：“打定主义（意），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

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一样，不可能先天正确、永远正确。蔡元培对政治、教育、社会的阅历和思考，不是20岁左右的学生可比拟。他已经看出学生运动的负面冲击，可能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甚至左右，因而明显持保留意见。他说，“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蔡元培这段话的本意是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反对学生（含20岁以上）直接、过多干预政治，反对学生因参与爱国活动而荒废学业。

穿西服的蔡元培

外柔内刚志不可夺

彼时国运萎靡，国势危急。各种政治势力甚至外国势力培植代理人，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争夺青年。大学及其校长夹在中间最为矛盾难受，既肯定学生爱国热情，又对学生荒废学业深为惋惜，所以经常呼吁政治势力不介入学校和学术。当然，这种呼吁只是一厢情愿。

只做学术不谈政治、既独立社会又影响社会，无疑是缘木求鱼。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议》，倡导“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一介校长，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浓厚，无力回天。

“五四”之后，“政治”北大已是愈演愈烈，越陷越深。蔡元培对学生运动起来后的学生心态变化，早有先见之明。“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对于“五四”运动后的“负效应”，不少人都有所察觉，并表示出某种忧虑。查毓瑛在致胡适信中（7月3日，具体年份不详），批评北大的一些不良倾向：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议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些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有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一些北大学生尝到运动的甜头，挟爱国胜利之余威，乐此不疲搞请愿、闹独立。北大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学生许多事情不容学校干涉，发展到后来，越来越放肆，宿舍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俨然“独立小国”。

蒋梦麟回忆，“五四”胜利之后，如蔡元培、胡适所料，北大一些学生“为成功之酒陶醉”。多次以罢课向校方提出无理要求，“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例如学生竟然取代学校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学生活动的经费、免费发给讲义。（蒋梦麟《西潮与新潮》）那个年代的北大学生，有好政治、好学运、好上街的“三好”风气，持续甚久，影响甚广。

蔡元培向来温和尔雅，是谦谦君子，很多人误以为是“好好先生”，其实很有主见和原则。“殊不知他‘外柔内刚’，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风格”（罗家伦《蔡元培先生的风格和远见》）；“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于其所不好者，绝不假词色。其行至方，语至直，从不阿合于人”（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任鸿隽《蔡先生人格的回忆》）。

1922年10月17日下午、18日晨，北大爆发“讲义费风潮”。蔡元培与学生公开冲突，也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最激烈的冲突。“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基于对学生不可理喻行为的极度失望和痛心，10月18日，蔡元培果断辞校长职。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同日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北大校务瘫痪。

辞职，辞职，辞职！在险恶黑暗的政治旋涡和恨铁不成钢的学生面前，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十年半，至少辞职七次。他以《易经》“小人知进而不知退”解释自己的动机和立场，“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进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叶胜舟；编辑：徐学勤；榕小崧；校对：付春愔。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