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吴钩：打开宋代的“隐藏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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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吴钩
焚香点茶、听风饮酒、赶集贸易、赏春游园，这都是世人所知晓的宋代。但养宠物、爱插花、喜“写真”、会熬夜、懂收藏，才是宋代的“隐藏玩法”。宋画中拥簇的市集、鲜香的食肆、考究的庭房，宋史中政治制度的改良、文化的雅俗共存、社会风习的清雅多姿，更是吸引了一批“宋朝粉”，历史研究者吴钩便是其中之一。
“吴钩”原是春秋时期流行的一种弯刀，以青铜铸成，在诗词歌赋与历史典籍里也经常出现，富有一定的传奇色彩。谈到自己这一延续至今的笔名，他笑言，这个早年间以冷兵器之名给自己取的笔名，现在回想起来，总感觉太有“杀气”了。如今的吴钩，更渴望寻觅历史的光明切片，近年来他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阐释传统，并著有“吴钩说宋”系列图书。
日前，吴钩携新作《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做客深圳本来书店与读者分享创作心路。趁此机会，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吴钩著
广西师范出版社·新民说
2019年3月
吴钩说宋
我期待传统历久弥新
而我的小书不妨速朽
Q
从“说宋”系列第一本《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到新作《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为什么选择研究和书写宋朝而非其他的历史时期？
吴钩：是与我的写作倾向和阅读习惯有关吧。早年间除了读明清笔记小说外，吴思的《潜规则》也对我的影响颇为深刻，因此我创作了《隐权力》，想以此观测古代传统官场上与社会上更接近真实的权力分布与权力博弈格局。但那时我的关注点大多是一些古代官场的阴暗面，内心较为压抑。人始终是向阳而生的，我也开始逐渐主动阅读、寻觅历史的光明切片，然后就遇到了宋代。
正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不论是从居民生活水平、商业繁荣程度还是政治文明程度来看，它都处于华夏历史的高峰，并开启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不少汉学家都认为唐是“中世纪的黄昏”，宋则被称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Q
历史（history）本就由故事（story）构成，因此你借鉴了林达夫妇的写作经验以故事讲述宋朝历史，做到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备。那为何以女儿为倾听对象呢？
吴钩：《知宋》是系列的第三本，也是我心中最特别的一本。故事作为“呈现制度的形成以及运行这一动态过程”的载体，体现的是生动的、被执行的制度。于私而言，当然是希望女儿通过情节曲折的故事，沿着历史文化根脉找到兴趣所在，以故事呈现大宋的政治文明成就，总比引证文献论述宋代文明要来的鲜活。
从公的角度来说，现在许多人言必称“两希文化”，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有如陌生的“他者”，产生本能的“排异”反应。历史上的研究突破，对大众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学术知识，要么就是猎奇地关注“宫闱”与“官场”。对宋朝的讲述，也基本深陷于“积贫积弱”的成见。兼听则明嘛，我想提供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历史，扭转一下百年来我们对自己历史的单一想象，或者偏见。
Q
那么在你看来，是什么导致了现代不少人对遥远的西方文明持有开放接受的态度，对传统文化反而产生本能的“排异”这一奇特现象呢？
吴钩：大凡文化自信的时代，民族心理与性格都会呈现出相对开放的状态，汉唐宋明，都是如此。个人认为，晚清时候，“停滞的帝国”却不得与西方面对面，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上，都落后于西方。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就非常焦虑，挫败感很重，产生了一种要在文化上反思或者甚至自我否定的思想倾向。从五四运动前后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要求彻底地弃绝中国古代的封建、儒家思想，去其糟粕的同时，精华的一面也无法得到传承，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代社会与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断层。
因此一些现代人的崇洋媚外实际除了延续五四之后的隐性的文化自卑，还有一部分源于对本土文化的不了解。当我们把视野投向更长远的尺度，譬如去重新审视雅思贝尔斯（编者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轴心时代”里中国思想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是如何奠定的人类文明精神根基的；或者将目光聚焦在某一特定时代，比如宋朝，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因为自卑而阉割打压传统华夏文化。
当然，我们也更需要中国史学家以不同角度探求历史的真实，亲切自然地呈现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我很期待传统历久弥新，而我的小书不妨速朽。
Q
今天我们真正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宋人留下的文化痕迹，除去我们熟悉的史籍与朝代建筑，就是传世书画了。您的作品《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也是选择以画为切口打开大宋历史的。
吴钩：宋画有个特点，就是高度写实，绘画各科的发展，到宋代绘画分科更加细致、专门。我们端详宋画，就可以比较明显地感受到宋人的“格物致知”精神，画家讲求细致地观察事物，然后力图准确逼真。宋代界画特别出名，所谓界画，就是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它的创作宗旨就是工整写实、造型准确。一幅画如果追求写实，就相当于时代的纪录片。从史料价值来看，宋画的价值是很高的。
比如《清明上河图》，它也堪称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徐徐展开了一幅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繁盛的市井风俗画。“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也正是孟元老写作可与画卷图文对照的《东京梦华录》的原因。
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上的鲜花店
李嵩《夏花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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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积贫积弱”的宋朝大众刻板印象不同，你笔下“具有近代性”的宋朝是活色生香的。
吴钩：所谓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是史家钱穆先生提出，他有自己解读的角度。
宋朝的经济是有长足发展的。宋以前的城市，布局也较为格式化，管理严苛。伴随着唐末以来的坊墙的毁灭性破坏，许多商业活动逐渐摆脱了时空上的限制。
首先在高墙市门、鼓钲锁钥变成瓦砾废铁的同时，临街而建的民居、店肆多了。因而，在两宋时期便出现了商业荟萃的繁华大街。各地的驿站、商店和戏曲舞台——勾栏，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建筑风格也一改唐代大气雄浑的特点，变得纤巧秀丽、注重装饰。
再就是唐代之前，城市实行宵禁制度，只在元宵节弛禁三日，“谓之放夜”。直至宋代，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城市彻夜燃烧烛油，笙歌不停。我们不妨说，中国社会的繁华夜生活是从北宋开始的。
宋代社会区域流动性也非常明显，宋代之前是一个静态社会，人们基本上都呆在家乡老老实实种田，他们所处的宋朝却是一个动态社会，很多人都成了游食于城市的浮客，南宋都城临安，人口密集、接踵摩肩。我们也能从史料文献中观察到活色生香的市民生活。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苏汉臣《冬日婴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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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似乎也觉得宋朝社会阶层流动性也较为明显？
吴钩：宋人自己都说：“贫富无定势”，“富贵盛衰，更迭不常”，“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盛衰矣”。书中谈到的草根少年吕蒙能够成为宰相的事迹，也从侧面很好的佐证了这一点。在一个成才机会多元化、各种上升渠道未被梗阻的社会，奋斗才能改变命运，实现“逆袭”。
而一个社会上升通道关闭，阶层流动停滞，处于社会下层的草根及其后代，无法通过后天的努力转化为社会上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阶层固化”，在宋代之前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是比较严重的。曹魏行九品中正制使其取得政治特权，西晋的占田制又使其取得经济特权，也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典型门阀制度。魏晋政治云谲波诡的背后，是士族阶层的日渐强大与稳定发展，将相大臣出身大族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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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族也占有很多资源，使与平民失去了上升的机会。
吴钩：世家大族基本垄断了教育资源，平民出生的人跟贵族出身的人，不仅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还有世代身份的不平等。婚姻上，贵族不与庶族通婚，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魏晋，因为梁山伯是平民出身，祝英台是一个贵族。通婚的话，阶层之间的壁垒可能就会被打通。但如果不通婚的话，两个阶层的壁垒会永远存在，而且世世代代传下去。
门阀制度确立后直到唐代，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形成了中国特点的官僚选拔制度。特别是到宋代，门阀贵族基本都消亡了。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从唐到宋，科举制度全面推开，平民化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阶层固化越来越松动，一直延续到明清。科举最大的好处就是当时的政府呈现一种开放的姿态，打开大门，只要你有才华，并能通过科举选拔，你就有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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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宋代地理和阶层的流动性都较为明显，那女性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
吴钩：当然，到宋代的时候，女性地位也相应有所提高，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一个就是女性拥有财产继承权，她们可以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唐代自然也有，但宋代女性继承的财产份额更多，而且名义上是叫嫁妆，但这并非往常意义上的耳环或戒指等金银首饰，宋人的嫁妆包括房地产。
第二是女子能主动离婚，能自由改嫁。作为一名带有轻微“八卦”倾向的“宋粉”，我对宋人的婚姻生活也抱有强烈的兴趣。一直以来，许多人都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七出”和“休妻”，而没有女方主诉的“离婚”。但实际上，古代也有离婚，叫做“和离”。从宋代的文献史料看，“和离”在宋人生活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诉讼也不鲜见，以致宋人应俊感慨：“为妇人者，视夫家如过传舍，偶然而合，忽尔而离。”
周昉《簪花仕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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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知宋》后觉得，你似乎对仁宗的评价颇高？
吴钩：：我统计了一下，书里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宋仁宗那个朝代。
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论能力，他不如宋太祖赵匡胤雄才大略；论学问，他也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艺。我觉得他虽“百事不会”，但“克己复礼”和“宽以待人”这两个优秀品质集中在仁宗皇帝一个人身上。
明人评“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出现在宋仁宗朝：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宋仁宗朝的牛人名单，我们还可以拉得更长：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这些名动一时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全都是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也难怪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大概也由于仁宗盛治、节俭爱民，才会人才辈出吧。他擅长当一名帝王，当时的民众对他的评价其实也很高，据《宋史》记载，当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甚至百年后的文人士大夫也对那个时代念念不忘。
吴钩说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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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邓晓偲
编辑| 伍岭
人物手绘| 勾特
实习生| 吴丽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