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谈勃朗特姐妹：用故事升华那些不堪的欲望

安妮、艾米莉、夏洛蒂·勃朗特——她们的兄弟布兰威尔·勃朗特所绘，1834年。
【编者按】
特里·伊格尔顿，生于1943年，英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出版著作超过五十本，代表作有《权力的神话》（1975）《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文学理论：导论》（1983）《批评的功能》（1984）《美学意识形态》（1990）《理论之后》（2003）《理性，信仰，革命》（2009）《文学事件》（2012）《激进的牺牲》（2018）。
本文系伊格尔顿著《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Myths of Power：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一书三十周年纪念版导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语文学杰出教授。
她们是反叛者，她们是保守派
勃朗特姐妹可以被称为晚期浪漫主义作家，这并不单单是一种年代学划分。她们以作家身份出现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此时伟大的浪漫主义时代已经几近尾声，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开始。这样她们就成为了转型式人物，活跃在高浪漫主义（high Romantic）革命戏剧的年代与危机丛生的新型工业社会诞生的交叠之际。这个社会发轫于勃朗特姐妹生活的英国北部地区，从这里的工厂与纺织厂蔓延开来，最终横扫全球。
由此来看，这三姐妹是名副其实地在全球工业社会的源头进行创作的。工业革命就在她们的门口开展，从教区牧师寓所的窗口就可以亲眼看见。她们其中一本小说，夏洛蒂的《谢莉》（Shirley），便取材于工业化时期的约克郡。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地点，作为地方作家，她们的写作却十分反讽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十九世纪中期，即便是远隔重洋的角落，也有不少人听说过布拉德福德和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这些如雷贯耳的地名。不过艺术家并非总是应时而生，很难简单地说一位作家归属于哪个时代：他们可能由前一时代而来，身上残存着辉煌往昔的余迹，又或许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为模糊难辨的未来发出预言。很多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兼具这两种特质，他们回溯古风素朴、生机勃勃的文明，以期从中窥见新时代的颜容。这便是《呼啸山庄》的叙事中所体现的复杂的时间循环。希思克利夫（Heathcliff）和凯瑟琳（Catherine）是浪漫复古派还是革命先驱派？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英]特里·伊格尔顿著，高晓玲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对于勃朗特姐妹而言，作为晚期浪漫派意味着她们至少同时属于两个时代。她们的父亲是独断专行的托利党人，从小给她们讲述的是英雄事迹和神话人物，教她们敬仰威灵顿公爵，热爱一切崇高尊贵的事物。这些都充分折射出浪漫主义时期极尽浮华夸饰的革命与反革命潮流。这是很罕见的一个时期，人们亲身体验到历史的创生过程，从巴黎到波士顿，所有人都感受到自己脚下的土地正在发生的剧烈震动，一种全新的革命情怀由此诞生。这是布莱克和罗伯斯庇尔的时代，是黑格尔和杰斐逊的时代，这是令人惊叹的创新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有拜伦和雪莱的诗篇，也孕育了美国宪法和康德哲学。这也是一个后启蒙时代，把人类看作理性克制的动物的构想，让位于把人类视为充满激情与欲望的造物的观点，无限性（infinity）是人真正的家。人类的创造性想象力得以释放，与革命政治形成一种怪异的同盟关系。
要在这个时代的黄昏崭露头角，勃朗特姐妹首先要做的便是持守一种对往日辉煌的怀旧情愫。就像法国小说家司汤达，这位后拿破仑时代的记录者，见证了可贵荣光的消逝——不再有暴乱起义的诗篇、武力征服的情节剧，取而代之的是描述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散文，寡然无趣。此时那种创造性或乌托邦式的想象就与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严苛规训形成了激烈冲突。作为这一转变的缩影，这三姐妹不得不把神秘浪漫的童年留在身后，投身于维多利亚时代女家庭教师这个严苛清苦又折磨灵魂的身份中。
与此同时，对于勃朗特姐妹而言，时势也有让人满意的一面——混乱的革命激流得到了遏制，秩序和等级也基本恢复。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武力骚乱遭到专制警察国家的残酷镇压。到了三姐妹生活的时代，它开始复兴，表现为工人阶级大规模参与的宪章运动。勃朗特姐妹既是充满自由精神的反叛者，又是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保守派，她们对这些持异见者既同情又恐惧，对当局既心存不满又满怀敬仰。本书要展示的便是中产阶级下层这种特有的摇摆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三姐妹属于激进的保守派这个怪异又矛盾的物种，从而属于一个杰出的文学世系：从约翰·罗斯金、约瑟夫·康拉德，到T. S. 艾略特和D. H. 劳伦斯，莫不如此。

三姐妹的笔名签名：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
这样来看，勃朗特姐妹继承了新时代的两种特质：既躁动激进，又传统保守。我想要说的是，她们既是反叛者又是反动派，既是虔诚的国教徒，又是热切的反国教分子，这些用个人性情来解释恐怕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可以看出，她们不仅身处社会冲突的集结点，而且也历经了一段矛盾纠结的历史。这塑造了她们小说的内在结构，这段历史并不只是社会学事实，对她们的感受方式（sensibility）也产生了决定性的（formative）影响。
新人类新文学
如果说在浪漫主义时期，历史的形成是可见的（因此这也是历史小说的伟大时代），那么在工业革命初期也同样如此。这并不单纯是关乎纺织厂、乡村圈地运动、饥荒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关乎一种全新感受方式的形成，这种感受方式正适合初步走向全面城市化的英国社会。人们需要学习新的规训和感觉习惯，新的时间节奏和空间组织，新的压抑、顺从和自我形塑的形式。一种全新的人类主体性模式正在形成，他们就像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发生自我分裂的主人公一样，既志向满满又挫折不断，既孤立无着又聪明自立。
正如夏洛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这种社会新秩序中典型的个体一方面冷静自利，另一方面又脆弱无助。没有人比勃朗特姐妹更具代表性了，她们教养良好，却不得不在压抑的环境中工作谋生。这三姐妹踏出约克郡教区那片文明飞地，进入无人保护的世界，她们被迫成为家庭教师，把自己所受的教育作为商品兜售。她们身上记录了文明与粗蛮的冲突、教养与劳作的冲突、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的冲突，无处不彰显出社会存在的新形式。
最让人钦佩的是她们对抗这些冲突的勇气。对于狄更斯这样同时代的小说家而言，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没有过去的经验可资借鉴，只有直面现实。不过对于勃朗特姐妹来说，她们得到过珍贵传统的滋养：包括神话、传奇、民间传说和奇幻小说等等。但她们并未采取自我防御姿态，退缩进隐居世界，也未漫不经心地丢弃传统，转而热情拥抱自己的时代。相反，她们的小说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综合了两个维度：结合了哥特风格和现实主义、童话和社会纪实，从而勾勒出不可思议的新形态。论到兼具恣肆的想象力和坚定的现实主义，有哪部英语小说能比得过《呼啸山庄》呢？

《呼啸山庄》初版本
其结果便是——至少在夏洛蒂的小说中是如此——不同文学形式的精彩结合。三十年前，在本书的第一版中我曾把夏洛蒂的小说和艾米莉的伟大作品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在统一性方面稍逊一筹。然而，现在我已经不再把统一性看作小说不可或缺的优点，而且也意识到夏洛蒂作品的感染力恰恰源自这些表面上的参差乖张之处，所以原来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另外，我也一直刻意弱化对这三姐妹性别方面的关注，其中一个特别过分的例子就是我总是冷漠无情地处理露西·斯诺（Lucy Snowe）的痛苦经历，把她描述为一个身处异乡、孤苦伶仃的弱女子形象。在如今这个后女性主义时代，我的那种看法无疑是属于前女性主义的研究的，随处可见都是这样的例子。现在我更想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性别是本书致力于勾勒的、围困勃朗特姐妹的所有其他矛盾最深刻集中的地方。
爱尔兰人——勃朗特
对于左翼分子来说，阶级、种族和性别是神圣的三位一体关系。本书的研究不仅搁置了性别问题，而且也把种族和族裔问题放在了一边。有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值得关注：那些英国文人中的翘楚根本不是英国人，比如斯威夫特、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萧伯纳、王尔德、康拉德、詹姆斯、庞德、叶芝、乔伊斯、贝克特、T. S. 艾略特等。同样，勃朗特姐妹也并非英国人。正如很多其他为英国文学史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一样，她们是爱尔兰后裔。数百年间，爱尔兰人不仅得向英国人交赋税、送牛肉，还得把自己最好的文学作品拱手献给英国人。当然，即便没有爱尔兰移民，英国也照样能上演一些矫情做作的小舞台喜剧。这些爱尔兰人漂流到英国海岸时，身无一物，能赖以为生的只有他们的风趣机智、独特的语言天赋，还有作为外来者的眼光，对本地那些荒诞乖谬的做派冷眼旁观。
本书虽然未忽略勃朗特姐妹的混合族裔背景，但是也并未细加探究，以我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勃朗特姐妹古怪易怒的父亲帕特里克（Patrick）是来自唐恩郡（County Down）的爱尔兰人，直到今日，有的爱尔兰人提到“勃朗特村”仍然是指他成长的阿尔斯特地区（Ulster）。她们还有个任性不羁的兄弟，和他父亲一样。他短暂而又悲惨的人生印证了英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爱尔兰人形象：懒散，酗酒，好斗，叛逆，放纵，挥霍无度，满脑子纷乱虚妄的幻想。

帕特里克·勃朗特，勃朗特姐妹的父亲。
正如很多典型形象一样，对于爱尔兰人的标准看法很有趣，有点自相矛盾：他们既粗暴放荡、反叛不羁，同时又热情热血、独具创造力。这种双重性格在《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身上得以充分体现。老厄恩肖先生（Old Earnshaw）在利物浦大街上捡到快饿晕的少年希思克利夫时，他还是个“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黑黝黝的小孩”，“嘴里叽叽咕咕地说着没人能听懂的话”，后来再出现时被描绘成粗野蛮横、疯疯癫癫、顽劣不羁的样子——活脱脱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心目中凯尔特殖民地居民的形象。艾米莉开始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前，她的哥哥曾去过利物浦，他很有可能在那里见到了一些讲爱尔兰语的难民儿童，成百上千的穷苦孩子就这样天天在码头附近流浪。一份全国性杂志称他们衣衫褴褛、黑色毛发长得跟野兽似的——简单说，就是小希思克利夫的形象。就像当时几乎所有的爱尔兰穷人一样，他们说的爱尔兰语在英国人听来可能真就是叽里咕噜、不知所云。
就像很难证明希思克利夫究竟是不是凶手一样，同样也很难证明他是不是爱尔兰人。虚构人物没有历史：他们不过是白纸黑字勾勒出的样子罢了，我们对他们所能做出的正当判断全都囊括在这些文字当中。世上本无哈姆雷特，直到他登上戏剧舞台，才有了这个形象，而且他的尸首永远不会被埋葬。即便如此，希思克利夫这个人物的含混特征仍然至关重要。他和勃朗特姐妹一样，既是局内人又是旁观者（insider/outsider）：他兼具创造力和毁灭力；他拥有热恋者的激情，同时也有复仇者的冷酷；他的爱情固然是超俗绝世的，他的阴谋也是自私残忍的。《呼啸山庄》无意消解这些二律背反。和别处一样，小说只是为我们展示了互不相容的关于现实的叙事或者版本，并未暗示读者（夏洛蒂必然会那样做）应该相信哪一个。小说的特殊结构是在有意阻止读者对男主人公形成某种一贯印象。画眉田庄（Thrushcross Grange）有它的真相，呼啸山庄也有自己的真相，但是文本就是不让我们把两者顺畅地连接起来。
替罪羊：圣洁的天使，污秽的恶魔
用老厄恩肖的话说，希思克利夫可能是上帝的恩赐，却又和魔鬼一样恶毒，天使加恶魔的含混形象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就这样伴随着这个谜一般的外来者。即便是讨厌他的内莉·丁恩（Nelly Dean）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呼啸山庄所受的待遇，足以把圣人变成恶魔。古代社会有一种造物，既神圣又受诅、既洁净又污秽、既有致命杀伤力又具有孕育生命的力量，这种造物被称为“pharmakos”或者“替罪羊”。替罪羊具有毒性，又有祛病的功能：它象征着污秽不洁，但如果你敢完全置身于它的矛盾力量之下，它倒有可能带来不可思议的益处。
如果替罪羊被驱逐出城，城市就无法从其残暴中看到自己固有的暴力和丑陋。《呼啸山庄》中的画眉田庄是一个井然有序、温文尔雅的地方，然而掩盖在这些美德背后的是苦役和剥削。与之相对，呼啸山庄中的侵害与暴行则更为公开地进行。如果古代城市能像雅典最终接纳受诅致盲的俄狄浦斯那样，有勇气把替罪羊放进城里，那么很有可能会由此激发出一股再生的活力。从身体上说，呼啸山庄的确是把希思克利夫放进来了，但是从精神上却把他驱逐出境，正是这一点把本来可能降临的祝福变成了诅咒。如果这个阴郁的外来者确实有爱尔兰血统，那么这就有点寓言的意味了，小说似乎在暗示那个民族与其殖民领主之间那种烦扰纠葛的内外关系。

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勃朗在1939年版电影《呼啸山庄》
这个被称作“pharmakos”的替罪羊似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不断犹疑徘徊。它是对人性的一种致命扭曲，同时却又揭示出某种无比真实的人类生存状况。它横穿生与死的无形界线，存在于生命白昼之外某个暮光晦暗的地带。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在这个地界停留的是受死亡驱力（death drive）操控的那些人，按照他的理论，希思克利夫便是此类人的典型代表。他对凯瑟琳矢志不渝的（absolutism）渴求有一种死亡般的决绝（absolutism）意味。正是这种决绝让他在恋人窗前木然呆立数小时之久，把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对彼此的欲望为传统社会习俗（mores）所不容，尽管他们誓死守护，但这种欲望最终还是把他们径直推向死亡的阴谷。只有这个无悲无喜（impersonal）之地，在这个既超凡崇高却又虚空冥灭之处，他们的“关系”（如果这个稍显平淡的词还算应景的话）才能最终达到完满。
替罪羊是圣洁的，也是污秽的，所以是一种高贵与卑微兼具的现象。浪漫主义的“幻觉”（vision）的观念同样如此，它非常接近“幻想”（fantasy）的理念，这会让人不安，因为后者不那么具有启示价值。在后弗洛伊德时代，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我们意识到幻觉想象如此接近白日梦那种退化式的假想。诗人叶芝用“梦”这个字时，他有时是指先知的洞见，有时又指那些天马行空的臆想。如果某个官能可以帮助你解开现实之谜，那么你也可以借助这一能力逃离现实。这样的话，既可以把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之间的“关系”看作乌托邦式愿景与堕落俗世之间的冲突，又可以看作一种返婴退化（infantile regression），也就不足为怪了。
施虐／受虐
还有另外一种关于高贵与卑微模棱两可的立场，在这方面，夏洛蒂的小说比艾米莉的小说表现更为明显。在这过程中，人物通过转向更为高尚的目标，得以释放和消解罪恶欲望，这个转化过程被称为“崇高化”（sublimation）。我在本书中提到，勃朗特姐妹的小说里，几乎所有人际关系在本质上都是权力之争，而且这种冲突通常表现为一种施虐／受虐模式（夏洛蒂作品中尤其如此）。顺从、驯服和掌控，控制的快感和受控的愉悦：这些在《简·爱》《维莱特》（Villette）《谢莉》和《教师》（The Professor）中都能找到明显论据。《呼啸山庄》中也有一种诡异的、无端的暴力出现，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施虐的成分多过受虐，而夏洛蒂的小说则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对两者进行了融合。她的作品中，人物关系呈现出一种焦灼的、情欲的倒错，人物的性别角色不断分裂、融合、颠倒，而这些现象在简·奥斯丁或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中是无论如何看不到的。既相互吸引又互相敌视，这两种情感建立一种奇异的同盟关系，形成一股股情感涡流，怨艾、谦卑、好斗、自残等复杂情绪在叙述过程中交迭回旋。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想通过此书说明，这些并非单纯的秉性问题或者个人心理的问题。恰恰相反，这些现象构成了夏洛蒂作品中的所谓政治无意识。它们再现了她所经历的社会冲突和两性冲突转化为小说中某种精神潜文本（psychic subtext）的方式。如果直接加以揭示，这个潜文本就会对可敬的文学构成过度冲击；因此小说必须借助其正式的故事线把那些不堪的欲望“加以升华”。一种被掌控的受虐之爱变成了一种为社会所接纳的情感——对权威的恭敬之情，而掌控他人的欲望则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

1970年版电影《简·爱》
施虐／受虐包含了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惩罚的快感，可以说这便是夏洛蒂版本的死亡驱力，而这一点在她妹妹的伟大小说中已经有了充分体现。两姐妹的主要区别在于，夏洛蒂把死亡看作从属于生命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说，在简·爱和露西·斯诺身上，这种自我降卑和蒙羞受辱反而成为她们在世俗上获得成功的前奏。简·爱如修女般的温驯顺从最终使她成功当上了罗切斯特太太。在夏洛蒂的作品中，唯命是从具有一种确定无疑的交换价值，能改变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财产，还能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你必须得做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部分是因为这样会让人产生某种变态的快感），而且与此同时——用简·爱自己的话来说——必须保持健康争取不死。
这话并不适用于艾米莉的小说，她的男女主人公都没做到终享天年，反而都早早殒命。《呼啸山庄》之所以是悲剧，尤其是由于危机关头缺乏交换价值，或者说主人公的鲁莽消费没有带来可观回报。实际上，即便长眠于地下，他们也未必能安然瞑目。《呼啸山庄》是一部彼世（other-worldly）小说，并不是说它拿神话和精神象征来说事儿，而是说它对其时盛行的拜物主义——无论是物质进步还是个人的飞黄腾达——一概兴趣索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的脱俗让人觉得烦扰不安，而且具有一种破坏性。其核心在于一种异质的，同时也是执拗的力量，是一种拒绝充分表达的需要和激情，一种不论好歹都要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不仅如此，它还要颠覆经典现实主义文本的稳定性，颠倒时序，就像中国套盒一样，叙事套着叙事，拒绝为读者提供一个省心的画外音。
勃朗特姐妹是英国特有的古怪现象之一，给人感觉像是从天而降一样。她们肯定是脱节错位的矛盾人物，但是通过此书我想说，充满悖论地，恰恰是这种漂泊无着和割裂疏离的感觉，使她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为典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