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篇名叫《工作996,生病ICU》的帖子成为热闻。有人注册了一个叫996.icu的域名,控诉许多互联网公司的996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周六照常上班,且加班没有任何补贴),这篇帖子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人们借此分享自己的疲惫,也表达着对社会现状的无可奈何。
“996工作制”的背后,是现代人休闲时间的急剧减少。尽管凯恩斯在1930年的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宣称:2030年,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但现实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把我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
热帖《工作996,生病ICU》截图(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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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够用,资本主义改造我们的身心
如今,我们的工作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大量城市工作者周一到周五加班加点,周末仍面临工作的压力。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愈发模糊。凯恩斯盼望的“休闲社会”只应验在1%的富人群体,其他人则活在“过劳时代”。
比996工作制更令人焦虑的,是高密度工作对当代人的身心改造。“时间不够用”的幽灵占据上班族的头脑,让他们即便偷得闲暇,也陷入到对工作的焦虑中。
坐电梯,嫌电梯升降的时间太慢;搭地铁,总担心到达目的地会不会迟到;上班时,感慨工作总是做不完,下班了,也不过是换个地方上班。
资本主义重塑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它把人改造成待命机器,让人们陷入到时间快速流逝的焦虑中。可如果我们洞察大量工作的本质,就会发觉这种焦虑的荒谬。
现代工作常给人一种充实的感觉,企业的宣传策略暗示我们:做越多的工作,人生的价值越大。但他们避而不谈的是,许多工作并不会给社会和个人创造太大价值,它只是社会稳定的砝码,企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零部件,个人做这些工作最后有利于企业,但对他本人的提升相当有限。
比如: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如今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都在做新媒体,但很多企业领导指示拍脑袋决策,用新媒体装个门面,为了维护这些新媒体,他们就会雇佣工资低廉的青年劳动力,这些新媒体的更新主要依靠软文、洗稿和转载,员工在里面创造的价值并不大,但它却极大地消耗了员工的生活。
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工作空间里,生产数据和经济利益是企业的重中之重,权力和资金聚拢于上层,而被雇佣者的工资与工作时间、工作绩效紧密挂钩,他们的责任也互相关联。比如一个部门的员工出事了,这个部门的领导肯定被问责,如果一个部门的生产数据或经济效益不好看,那么那个在数据上拖累团队的员工,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为了避免自己被问责,也为了保住工作,基层员工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也不敢对上层加派的任务有所抗议。很多企业招聘时标注的是合法的“955”工作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们可以通过各种名目延长工作时间,即便不用明显的“996”工作制,也可以让繁重的工作渗透进员工的休闲生活。
员工如果就此抗议,就有被裁掉的风险,尤其是在当下临时工盛行、实习生维权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许多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就会大量雇佣实习生做低价劳动力,给他们分配纯消耗型的工作,这些工作本身并没有多少创造性,但它们维持了整个生产机器的有条不紊。
资本主义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出它臃肿肥大的一面,新的生产方式淘汰了传统工作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当下的“狗屁工作”,这些工作或是本身及毫无意义,或是存在大量的无用时间。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种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中指出:
“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自己实际上和苏联工人一样,每周要做40甚至50小时公文工作,但有效工作时间只有15小时,正如凯恩斯预测的,因为其余的时间都花在组织参加和激励讨论会、更新脸书个人资料、下载电视机顶盒上了。”
《Bullshit Jobs: A Theory》
作者:David Graeber
版本:Simon Schuster 2018年5月
资本主义创造出这些工作,便于让人们不要闲下来,做出不利于秩序稳定的事。这些工作同时也是消磨中下层员工意志力的过程,它们本身不需要太多智力要求,只需要你足够听话、懂事、任劳任怨,一个本科没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个博士毕业的学生,在这些工作上不会有太大差别。
大量狗屁工作存在,也是当下很多高材生幻灭的原因。社会上学历通胀,优质工作却有限,真正用到在硕士、博士所学到的知识的岗位,实是僧多粥少。当高学历青年负担“狗屁工作”,容易产生人生的幻灭。费那么大功夫考研、读博,填表格、发C刊、伺候导师、熬制论文(博士是抑郁症高发群体),到头来工作和普通本科差不多,自然会有心理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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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工作和休闲混淆
当数据和信息流大量入侵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可避免感受到时间不够用。
于看者而言,膨胀的信息稀释了他的精力,他陷入信息的海洋,却不可避免地感受到自己的观看速度追不上信息更新的速度。
于生产者而言,企业的逐利属性决定了,当企业对数据十分渴求,它就会要求员工大量生产有助于数据增长的东西,哪怕是质量低劣的帖子,只要它有市场,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催促员工多多生产,对数据的贪欲,导致了对员工时间的剥削。
当我们真的下班了,自以为闲下来,我们却也很难达到真正的闲适,而是身处消费社会制造的焦虑。消费社会使日常生活商业化,社会上大大小小的事物都逃避不了被消费的命运,人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从早到晚的小循环,还是日复一日的大循环,都完全跟随着商业的运作进行。而发达的传媒镶嵌其中,源源不断唤起人的欲望,环境的客观限制又让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当人们陷入这种欲望中,就不会得到闲适。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认为:在大众传媒发达的年代,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为闲暇,可这份闲暇连最细微的部分也被管理,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而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休闲是自由的吗?
作者: [法] 让·鲍德里亚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 刘成富/ 全志钢
他认为:自由时间在消费社会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着受制约的时间。而这些制约的主力军就是传媒。报纸、电影、收音机、直播节目、时尚杂志等传媒无孔不入地侵入闲暇时间,占有现代人的私人空间。举个例子,今天我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因为手机是传媒的重要载体,离开手机一天,很多人就会惊慌失措,我们在玩手机时,表面上获得了休息,其实我们的生活被传媒牢牢把控,以至于我们无法离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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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填满生活,熬夜成为必然
现代人觉得时间不够用,导致了他们用熬夜来找补时间。在都市,很多人不熬夜就不能心安理得地结束这一天。比起古人,我们对时间更算计,却也更焦虑,明明多数人深陷于重复劳作,只是一张张人形面孔的生产机器,却喜欢反思逝去的时光,追悔被浪费的日子,于是,当一天即将结束时,人们就想要找补些意义,可能是做只属于自己的事,也可能是把没刷完的社交软件一起刷一遍,好像不闭上眼,这一天就不会结束似的。
于打拼的人来说,熬夜、缺觉是和忙、累、焦虑绑定在一起的。尤其是取得一些成绩的创业者,他们不愿意多休息,一天可能只睡个五六个小时,他们总害怕浪费时间,以至于收入越高反而越累。
学者Karen Liu在《富者反而多劳的时代》里认为:这个时代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者更累,“因为工资越高代表休息的成本越高,因此富人不愿意休息......以往人们努力工作的目标是为了“不工作”,但现在看来,努力工作的结果可能是工作时间反而越来越长。”
这种累不只弥漫于富人群体中,它成为了都市人的通病。最近几年,我周遭许多朋友都过上了“朝九晚九”的生活,他们早上九点甚至更早上班,傍晚下班后继续加班,八九点走出公司,坐地铁回到家已是深夜。他们中不乏“一言不合辞职者”,但到了新的单位,工作情况却很难有明显改善。
甚至,有不少企业养成了比拼加班的风气,下属为了讨上级的信任,就坚持加班,让上级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有一次,我的朋友约我出去,原定晚八点见,结果她的领导八点还在讨论方案,领导不走,她也就不敢走,团队到九点还没完事,等我们见面时已是晚上十点,她见到我后摇头苦笑,拿起手机,因为又有同事在群里更新进度。
在加班文化成为常态的今天,正常下班的行为反而被许多人视作偷懒,身处时刻竞争的环境,许多上班族变得不敢休息,即便深夜回到家中,依然绷紧了神经,处于工作待命状态。偏偏,他们又是熬夜常客。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上班那么累,回家后不应该早点休息吗?然而,许多人不这么认为,恰恰是上班累、下班晚,他们希望在深夜找补回属于自己的时光,一段不再服务于雇主、自己可以说说心里话的时刻,而静悄悄的深夜,这时候就成了这些“穷忙族”的保护色。
责编| 盖茨比
图片|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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