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个中国迷，最崇拜康熙皇帝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兰斯加冕的前一个月，康熙刚在东方诞生。路易十四登基的年纪比8岁登基的康熙还小3岁，他在位72年，比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还要长十余年，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有确切记录的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鹿鼎记》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路易十四，但历史上他与康熙皇帝有着长达几十年的神交与间接联系，这种神交与间接联系得益于航海时代的开启，其中传教士功不可没。

17世纪起，大航海时代连接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航线，传教士们作为西学东渐的先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那时候的耶稣会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是地球上被治理得最好的帝国。中国的皇帝——作为中国权力的中心——普遍热爱哲学和艺术，并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来管理庞大的帝国。

中国帝王的这种形象一度深入西方社会人心，伏尔泰当时甚至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使入侵者采用他们法律的国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仅康熙一朝，来自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就达到50多位。

这里对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的交往做一些浪漫的回顾，以期寻得两人的默契与相似。康熙皇帝爱听曲，尤其是昆曲；路易十四喜欢芭蕾舞，一生中甚至在26部大型芭蕾舞剧中担任主角，并在巴黎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皇家芭蕾舞学校。康熙年间，珐琅与青花瓷得到很大发展，他重修了汉族宫殿建筑精华的紫禁城的三大殿，且把宫殿的整体色调逐渐调整为金黄色、赤红色和青蓝碧绿色，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路易十四亲政第一年就启动了工程浩大的凡尔赛宫修缮工程，使其最终成为欧洲最宏大豪华的宫殿建筑，金碧辉煌、雕花浮雕，尽显奢华；等等。

路易十四对康熙皇帝的倾慕是主动而热情的，内敛沉稳的中国式帝王康熙虽未示以奔放，但也颇为享受西来的愉悦。比如康熙本来不喜饮酒，但在晚年对传教士所进葡萄酒情有独钟，并说“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儿服人乳之力”。台北“故宫”至今仍藏有一件康熙下令江西巡抚郎廷极派家人护送西洋人殷弘绪所进葡萄酒等物的奏折，上有康熙朱批：“此折奏来的甚是，以后你有西洋人有进之物，折子上写明并奏闻。”

路易十四一度在欧洲引领起中国风的时尚热潮。早在康熙九年（1670），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里建造了特列安农瓷屋，其中包含三座精致靓丽的单层亭子，宫内梁柱墙角与屋顶都贴着五彩缤纷的瓷砖，并以白底蓝花的青花瓷器与豪奢的绸帐流苏装点。西方家具大师安德尔·夏尔莱·布尔转变设计风格，在宫内的诸多角落摆放中国家具，展现出东方文明的厚重与高贵。宫中还有中国的园林设计布置，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假山伫立，拱桥秀雅。

这是一种强国君王之间“惺惺相惜”的文化气场达成的默契与共鸣，绝非对东方古国的幼稚猎奇。

两位大国君王之间的共鸣当然不仅局限于个人爱好与享受。

康熙二十六年（1687），路易十四专门派出传教的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五人抵达中国。十年后，也就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白晋奉康熙旨意回到法国，并将他在中国的经历撰写成十万字的报告呈递路易十四，后来又将这个报告以《康熙帝传》为名公开出版发行，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

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来的使者也带回了无数珍贵的典籍，现在还有4000多部珍藏在法国皇家博物馆中。

鱼宏亮研究认为，传教士为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架起的这种沟通的桥梁，在多方面对双方产生重要影响。康熙对传教士的关注、信任也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

康熙时期，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重点是影响中国上层社会，传教士往往都具备一定科学知识和技能，并以科学传播为沟通交流的媒介。同时，他们对天主教教义的宣扬也充分考虑了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将天主教教义融入中国传统儒学体系，在符合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规范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地传播。当然，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之间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传教士对两者的分歧和冲突都隐而不谈。

罗马教廷派特使多罗和嘉乐两人先后来华，向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众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公开化。清皇权不容任何力量削弱和染指，因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

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浪潮终止，亚欧大陆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封闭期。某种程度上是两种文明擦肩而过，颇令人遗憾，但也是两种文明最终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信号。一个多世纪以后，东西方再次打开门户时，时过境迁，已是另外一幅天翻地覆的景象。

在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的交流中，还曾有过一个值得注意的小插曲：路易十四曾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出一个使团从陆路经俄罗斯前往中国。当时的俄罗斯坚持任何西方国家使团除非持有所属国官方文书才可从俄罗斯通行，法国使团只好派员返回巴黎办理相关文件。这次，路易十四给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分别写了一封信，给彼得大帝的信的内容无非是希望给自己派出的使团提供过境便利，而给康熙皇帝的信则颇有意味。

路易十四这封写给康熙皇帝的书信现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处“亚洲记忆与文献特藏”，中译文来自郑如芳，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康熙皇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时，中国人民方得一见，此信全文如下：

“至高无上、伟大的王子，最亲爱的朋友，愿神以美好成果使您更显尊荣。获知在陛下身边与国度中有许多饱学之士倾力投入欧洲科学，我们在多年前决定派送我们的子民，六位数学家，以为陛下带来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中最新奇的科学和天文观察新知；但海路之遥不仅分隔您我两国，亦充满意外与危险；因此为了满足陛下，我们计划派送同样是耶稣会士，即我们的数学家们，以及叙利伯爵，以最短与较不危险的陆路途径以便能率先抵达您身边，作为我们崇敬与友谊之表征，且待最忠诚见证者叙利返回之际能发表您一生非凡的作为。为此，愿神以美好的成果使您更显尊荣。1688年8月7日写于马利。您最亲爱之好友路易。”

这个由路易十四派出的陆路使团，最终还是因为俄罗斯的阻挠没有如期抵达中国，也就是说，路易十四情真意切的亲笔信并没有递到康熙皇帝手中。

而阻挠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这次重要交流的彼得大帝，将构成与康熙皇帝另一种类型的比较。

本文摘自《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作者：管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