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从未离开男性的注视和定义

当下的妇女节，是电商帮忙过的。“女王”、“女神”的广告宣传下，3月8日被打造成“女性的专属荣耀”，人们沉浸在购物带来的快感里，往往容易淡忘节日设立的初衷。

当文化与消费打成一片，“造节”活动借用意义的名头迎合大众的情绪，节日渐渐失去文化的支持，仅作为纵情享乐的时机。

从表面上看，女生节的设立和广告宣发一样，表现出人们对性别话题的足够关注，但实质上,处于“消费狂欢”的娱乐心态的大众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动机和文本中对于“物化”女性的确认和加强。

在这个意义上的妇女节、女神节与女生节，还是一种对性别秩序的反抗吗？

（1995年第四届北京联合国妇女大会的一部分）

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各大商家在3月8日之前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造节”运动。妇女节和每年的双十一、圣诞节一样，成为了一个购物狂欢节，成为营销者集中争夺女性买家的关节点。只是我们还记得妇女节的初衷吗？

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文化景观：负载着艰辛曲折的斗争历史及平权诉求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如何渐渐被人们淡忘，并最终被商家打造成消费狂欢节的？

坐穿牢底的诉求：给我们面包，也给我们玫瑰   

在1908年的纽约，女性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工厂环境拥挤而危险，女工们经常每周工作超过65小时。并且，这些大多只能签外包劳务合同的女工难以晋升成为“熟练工人”，不得不停留在最低等级的“初学者”阶段上，每天薪资不过3至4美元。而那些“熟练工人”——通常为男性——每天能挣7至12美元。

1908年3月8日，美国万名女工走上曼哈顿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她们要求缩短工时，要求增加工资，要求获得选举权，并喊出了象征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的“面包加玫瑰”的口号。这就是美国诗人詹姆斯·奥本海姆（James Oppenheim）1911年底写在诗作里的：

从出生到死去，我们的人生不应只被汗水浸湿；

心灵如同身体一般饥渴；给我们面包，也给我们玫瑰！

1910年，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召开，规定了若干争取平权与政治解放的鼓动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即“各国社会主义妇女都要有一个节日”。这就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诞生。

（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

中国第一次纪念三八妇女节的群众性活动出现在1924年，各界女性革命人士呼吁革除陋习如多妻制、童养媳、娼妓、以及缠足等口号，激励中国女性为谋求自身解放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通令全国，正式定3月8日为妇女节。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了《婚姻法》，规定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1953年，《选举法》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人被认为“能顶半边天”，半个多世纪来，男女平权走在不断完善的路上。

妇女节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反对资本主义与父权主义、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历史使命，怀抱着男女平权、自由解放的美好愿景，妇女节是女性斗争的结果，而这一斗争过程充满艰辛、血泪和牺牲。像美国20世纪初期许多以争取女性权益为目的的左翼活动人士，不是牢底坐穿，就是被判死刑。

但即便是21世纪的今天，男女平等仍旧是任重道远的任务，女性的身份还是会遭到许多社会不公和权利侵害。2017年全球范围内的#MeToo运动，揭开各行各业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残酷真相；2018年被遗忘了近一百年的妇女节重新进入美国社会，女权组织便各处串联，发起了“没有女人的一天”（Day without a woman）运动，号召全美、甚至全球女性在这一天、身着象征革命与牺牲的红衣，离开工作和家庭、不在商场或者互联网上做任何消费，以“集体缺席”的姿态，凸显女性的重要性。

国际妇女节成立的初衷，除了要纪念妇女对人类历史做出的贡献外，也是要提醒广大妇女认清自己或自己的同类遭受不平等、遭受剥削、遭受侵害的现状，联合起来斗争、再斗争。那么到了今日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们的社会舆论在鼓吹些什么呢？

消费时代的妇女节：取悦的是男权社会的目光   

在一个消费的时代，消费主义已经侵蚀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都被嗅觉灵敏的商家包装成消费的狂欢节，妇女节也不例外。

在妇女节到来之前，商家就展开了一系列预热活动，线上线下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要么是称呼妇女为“女王”，要么是“女神”，要么是“破茧成蝶”，将3月8日这一天打造成“女性的专属荣耀”。

表面上这是对女性至高无上的尊崇，但如果认真分析这些广告文本，便不难发现其隐藏的潜台词：女性该如何成为女王、女神或者破茧成蝶呢？——买买买！买入广告中精致的鞋，昂贵的包包，商家新推出的化妆品；买入家庭需要的种种日用品从纸巾到锅碗瓢盆，买入小孩需要的奶粉、尿布和衣服……

在这些精心设计的海报中，女性被环绕在种种商品之间，她露出陶醉和幸福的神情，仿佛买买买给予了她关于“女神”“好妻子”“好妈妈”的主体想象，也给予了她一种充实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这里潜藏着对女性的第一重“物化”：你消费了什么，你才能成为什么；你的身份、地位和自我想象，由你所拥有的商品所决定。就像让·波德里亚指出的，“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人们总是把物（广义）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身的符号，或让自己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女神”“好妈妈”“好妻子”的背后，都离不开男性目光的注视和定义。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的完全出场。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美丽高傲的“女神”，为的是赢得漂亮的回头率，是男性的啧啧称赞；而“好妈妈”“好妻子”是重新将女性召唤回归家庭，重回“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秩序。

这是消费对女性的第二重“物化”，女性被重新纳入男权社会主流价值秩序中，她成了男性的“商品”。表面上女性的买买买获得了一种主导权，“女人花钱男人买单”让女性受益了，可实际上当女性通过商品从头到脚对自我进行“加工”，而成了“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取悦的是男权社会的目光。

（《我的前半生》剧照）

女生节的发明：默认“污名”，强化“贞操”观念   

在中国，除了妇女节外，我们还有女生节。

3月7日，这原本是一个平凡普通的日子。可因为它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前一天，所以它在中国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节日——女生节。女生节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后在国内各大高校广为流传，并渐渐以“斗条幅”的形式存在，又名“高校告白条幅年度挑战赛”。

女生节何以存在？首先是因为许多女大学生不愿意自称为妇女，在舆论中妇女已经被污名化了。

一提到妇女，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是家庭主妇和中年妇女，而这二者的形象是：黄脸婆，爱唠叨，啰里啰嗦，土，老女人，更年期，刁钻蛮横，缺爱。只要打开国产电视剧，出现的家庭主妇和中年女性，几乎都是这一形象。

这就像《红楼梦》中说的：“女孩儿未出嫁，是一颗无价之宝；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了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就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妇女成了一个惹人嫌的群体。

但是在官方辞典中，妇女的定义是成年女子的通称，不单纯指已婚妇女。司法解释中定义14岁以上的女性为妇女，未满14岁的男女称为儿童，即当你停止过儿童节的时候，就可以过妇女节了。当女生拒绝过妇女节时，表面上看是女生对“污名化妇女”的反抗，实际上是她们认同了这一污名化，她们认同了社会上关于家庭主妇和中年女性的种种刻板印象，认同女性的价值在于年龄和贞操。

（《你的苏露》剧照）

女生节和妇女节只差一日，如今在不少男性的轻佻解读中，正是这“一日”的差别，让女生成为了妇女。于是近年来不少地方总会出现关于女生节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标语，充满对女性的种种性暗示，比如“成熟的你更有味道”等。女生被认为比妇女更有“价值”，不仅在于男性认为女生更年轻、更漂亮、更有魅力，也在于他们认为女生依旧保持着所谓的“贞操”。 

女生节越来越像是一个糟糕的发明，它贬抑了妇女这个词汇，强化了我们对于家庭主妇和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忽视了女性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定，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解构了女性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解构了妇女节这一节日所寄托的政治内涵和深厚意义。

将妇女节命名为所谓“女神节”“女王节”也是如此，它们都是对女性的一种分化。女性群体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她们之间有年龄差异、地区差异、阶层差异、认知差异，但妇女这一名号将她们统一在一起，妇女节这一节日让她们铭记她们拥有一个共同身份，她们有共同的遭遇，她们有着共同的、未完成的使命，只有她们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去努力，去抗争所有的不公和难题，所有女性才能够都从中受益。

国际劳动妇女节已经有109年的历史，但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为获得权益的斗争史则漫长得多，这一斗争显然还未取得最终的胜利，女性遭遇不公仍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难题。因此我们今天重提妇女节，是想重申：妇女节从来不是什么关于买买买的，它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作者简介：曾于里，青年文化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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