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盐：《绿皮书》PK《黑色党徒》——双重差异与互相救赎的胜利

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是一部标准的美国梦影片：起初性格各异、身份悬殊、南辕北辙的两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以和睦相处而告终。在生活中近乎找不到的哈贝马斯理想化的交互主体范式，在好莱坞电影里却可以寻觅到大量影踪。两个完全相异的主体，在他者的影响下，互汲优点，彼此救赎，最后走向和谐共处之道，是好莱坞电影叙事俗之又俗的套路，却也是打动观众的不二法门。

当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将最佳影片颁发给彼得·法雷里执导的影片《绿皮书》时，黑人导演斯派克·李愤然离席，并在记者采访时言，《绿皮书》获奖在他看来是“裁判误判”。这当然是激愤之词。斯派克·李执导的影片《黑色党徒》，亦进入最佳影片奖提名，与《绿皮书》同台角逐。但这是一部纯然以黑人视角切入的政治正确的影片。从电影艺术的角度看，这部影片极为失败，它看上更像故事片与纪录片混合剪辑而成的怪胎。为了打造一部黑人遭受歧视的种族血泪史，导演在电影的开头与结尾，皆引入和种族歧视有关的纪录片与新闻画面，使得整部电影呈现出一种影像政治论文的僵硬风格。

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种族对抗，越来越呈现出其不可化约的一面。今年奥斯卡最佳提名影片里，《绿皮书》《黑色党徒》《皮肤》（最佳真人短片），皆涉及到美国社会的这一政治僵局。只是《绿皮书》试图裹上一层种族大和谐的甜美糖衣，来软化这一对抗性僵局。影片结尾时上流社会的黑人音乐家与下层白人混混的和睦相处，呈现的便是好莱坞种族大和谐的美好愿景。而《黑色党徒》在追溯种族歧视史时，不但将拍摄于1915年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痛加鞭笞，亦将拍摄于1940年的《乱世佳人》置于种族歧视的拷问舞台上。

熟知《乱世佳人》剧情的观众知道，影片里的两位重要的男性角色艾希礼和白瑞德，皆是三K党人。众所周知，《乱世佳人》改编至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经典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这部小说，以南方种植园主的千金小姐斯嘉丽的个人生活为主线，它当然是南方白人的主观陈述与主观视野。但《飘》与《一个国家的诞生》有着巨大的区别，这部影片更为偏重的是一个坚韧的女性，在大时代下的情感经历与个人生活，而非政治意识形态，更非《一个国家的诞生》中蓄意对三K党人的过度美化。

但黑人导演斯派克·李显然并不这么认为，他似乎更倾向于清算美国历史所欠下的诸多种族歧视债务。这便是齐泽克所言的政治视差：同一事件，同一现象，因自身欲望的刻入和反射，白人和黑人所看到的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两面。最为有趣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与《黑色党徒》两部影片，虽然创作时间相差一百多年，却古怪的呈现了不同肤色的导演，对自身种族的性资源丧失的焦虑幻象：拍摄于一百年前的《一个国家的诞生》里，白人导演担心被解放的黑人占有并性侵他们的白人美女；拍摄于2018年的《黑色党徒》里，黑人导演则控诉白人警察对黑人美女上下其手，左右揩油。看来，种族对抗的权力之争，不但包括诸多平权问题，还含有男权文化视野中对本种族女性性资源的终极占有。

《一个国家的诞生》是电影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影片。它有诸多第一：第一部故事长片；第一部应用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的影片；第一部在故事情节上采用“最后一分钟拯救”方式的默片.....但《一个国家的诞生》，亦是一部意识形态上混蛋至极的种族歧视片。影片不但过度美化三K党人，还故意丑化黑人的愚昧与贪婪。在1915年播映之后，影片里赤裸裸的种族大撕裂叙事，使得早已沉寂的三K党，死灰复燃，二次重生。

斯派克·李虽然在《黑色党徒》中对D·W·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大加鞭笞，但诡异的是他这部拍摄于2018年的新片，最具艺术魅力的片段，采用的却是由D·W·格里菲斯最早开创的电影语言——平行蒙太奇：在黑人牧师回忆《一个国家的诞生》初初播放的盛况时，三K党党徒亦在热血沸腾的观看着他们的教宗级影片；当黑人共同体齐喊着要争取“黑人权力”时，三K党党徒则高呼着要以暴力维护“白人权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黑人还是白人，他们在捍卫自身权力的时候，祈祷的却是同一个仁爱的上帝。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上帝的庇佑下施行正义。恰恰是这一段平行蒙太奇，呈现了种族对抗的不可化约性：对抗来自于创伤性内核，来自于南北战争，来自于原初的主人—奴隶身份。一少部分罪恶的白人（三K党）仍旧认为黑人是奴隶，是非人，是第三项——一种间于人与动物的愚蠢生物，而黑人则认为自身是与白人同样的人类，与白人具有同样的聪颖与智慧。影片里，发音纯正，仅仅依靠打电话就混进3K党的黑人警察，便是黑人智慧的最佳代言人。

对于黑人导演和白人导演的此类种族对抗性的政治视差叙事，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康德哲学里的超验转向学习。康德的做法是既不从白人的视点，也不从黑人的视点审视事物，而是直面通过差异暴露出来的现实。我们看到，比起《黑色党徒》中智勇黑人调戏愚蠢三K党徒的脸谱化叙事，《绿皮书》反而多了一层差异，那便是人类种族差异之外的社会等级差异。

在我看来，《绿皮书》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是双重差异与互相救赎的最终胜利：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一个是混混，一个是音乐家；一个身处低层，一个位居上流。这一黑一白、一高一低的双重身份差异者的交集与互动，使得这部电影更有看点，也更具戏剧性。看过《绿皮书》的观众都知道，影片里的男主人公，是一位身处低层的白人混混。他打架、斗殴、赌博，但守约、恋家、爱妻。他会为了生存，赤手空拳的肉搏。黑人音乐家则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上流人士，他有教养、讲礼仪、懂艺术，但疏于生活，与家人的关系并不融洽。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艺术家的黑人给低素质的白人带来受益一生的文化教养，在底层厮混的白人给高素质的黑人带来更具活力的生活气息。这是哈贝马斯理想化的主体交互理论的最佳影像范式。事实上，人的一生，若真的遇到这样一种互通有无、获益一生的友谊，那真堪称是一场三生有幸的“艳遇”。

如果说《黑色党徒》是一部替黑人伸张正义的影片，《绿皮书》则是一部替所有人（黑人、白人）同时发声的影片。我们要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并非每一个白人都在种族歧视，也并非每一个白人都身处上流社会。黑人会因肤色差异而被人歧视，白人也会因没有文化，身处低层，而四处求生与奔波。我们可以拿两部影片里的两个有趣片段来互相对比：《绿皮书》中，黑人音乐家为了顺应上流社会的习惯，要求白人司机修改一下名字，白人司机果断拒绝；《黑色党徒》里，白人警察来档案室取档案，称呼黑人时总用绰号指代，男主人公要求每一位警察直呼其名，而非别称。是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一个符号，一个身份符码。尊重这个符号，便是在尊重符号所属之人。显然，两位导演都是深懂语言符号之重要的人：《绿皮书》里的白人司机不肯改变自己姓名的发音，是身处低层的他，不愿被上流社会所歧视，他的姓名便是他自身。而《黑色党徒》里的黑人警察，要求白人警察认真对待他黑色同胞的名字，亦是不想被白人种族歧视罢了。

《绿皮书》的导演声称，这是一部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电影，但这“真实”因播映后黑人音乐家家人的辩驳，显得疑云重重。可我们观看的是一部故事片，而非纪录片，大可不必过分纠结于真实或不真实。绿，是和平之色，是万物和谐共存的自然之色。虽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给去美国南方旅行的黑人撰写“绿皮书指南”的人并无此意，影片的导演却别开生面的赋予“绿皮书”里的“绿”字和平共处的含义。当然，《绿皮书》的故事情节，是有着“好莱坞种族大和谐”的俗套叙事的惯性，但种族大和谐不是人类共同体的共有之梦吗？我想，没有人期待种族大冲突，除非热衷于武力的种族主义者或希特勒式打了鸡血的大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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