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玺：我的两位妈妈，“芳华”与“海角七号”

（作者母亲22岁，1949年刚到台湾时摄。）

2017年底，我看了冯小刚执导的“芳华”；七零年代的景色与沧桑，并未随着时光的推移而逝去，那一代人的历史，是由无数个芳华正茂的严歌苓所谱成的。我坐在杭州的戏院里，跌宕起伏的剧情迎面而来，但在我脑海中所形成的画面，却是母亲生前一幕幕的影像。

2013年春天，母亲过世的第二年，我去葫芦岛探望两位舅舅；当我踏进从北京开往沈阳的火车车厢时，满车的辽东口音，瞬间就勾起了我对母亲的无尽思念，当我发现我看不清楚那些与母亲年轻时候长相神似的东北女孩儿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泪流满面。

我的大舅李继尧，196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辽西省立锦西中学，他们的校长曾经公开说过：“在我们学校里，上三届，下三届，没有任何一位学生的天分能够超越李继尧。”我大舅的高考成绩超过了当年的北大清华录取分数线甚多，但是驻校公安鉴定我大舅的政治不合格，没资格上大学。为什么不合格？很简单，因为成分不行。

我大舅的父亲，就是我的姥爷，王嘉令公，担任过奉天岫岩厅“公安局”局长，长期追随大军阀张作霖，在辽宁庄河拥地三千亩；我的姥太奶还是清末名臣李秉衡的女儿。最关键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与阿姨，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两位舅舅的两位姐夫，一位是国民党的军官，另一位是“中华民国”的国大代表。

我大舅最终还是得益于他自己独特的数理天赋，只有高中文凭，却被留在了葫芦岛一中教书，这一教就是四十年。大舅在高桥的发小，同时也是他年轻时的老铁，也毕业于辽西省立锦西中学，他不但考上了清华大学，最后还成了共和国的省部级领导，享受正部级待遇；他是我二舅的连襟，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去过他家好几次。

像我大舅这样，考上北大清华却不让读，在当时那个年代并不是特例。我不相信我大舅的心中没有遗憾，但是大舅总是告诉我：“孩子，一切都过去了，从大历史的格局来看，个人的命运起伏，都是很小的事情，咱们这个民族能有今天，那是太不容易了。”

我站在葫芦岛北站的月台极目望去，远处一片金灿灿的，不知道是高粱还是苞米正迎风摇曳；在等候回北京的火车时，我站在月台用了点力呼吸着关外的空气，因为这儿是母亲在世时朝思暮想的皇天后土，这儿有她的爹娘与弟弟，这儿有她年轻时候的一切美好回忆。

我看“芳华”，内心是激动的。解放军战士们为国捐躯的惨烈景象，让我禁不住的眼眶含泪。隔着台湾海峡，二十多年前，我是“国军”的陆军少尉，我们成功岭一零四师的师长在演习的时候对我们慷慨激昂的说道：“各位弟兄，演习视同作战，敌军来犯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为国效忠的时刻。每个中国军人上了战场，都要抱着此去有死无生，随时为国牺牲的准备。”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南站等火车回杭州，有好多位穿着簇新军装的青涩大男孩儿，成行成伍的列队站着，他们也在等火车。当时我立刻就在微信圈里留下了我的感想：“这些孩子不知道将去往何方？中秋将至，他们的亲人将何等牵挂；但我知道，假以时日，他们将从男孩儿蜕化为男人，去除娘泡的气质，成为合格的战士，想到这一点，我就还是为他们高兴。衷心的祝福他们，中秋节快乐。”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一群年轻的孩子，就像我当年在台湾入伍受训一样，为了保卫国家，我们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我在大陆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可以这么说，我的青春岁月有一大半是在大陆度过的。这十多年来我遭遇过各种挑战与困难，若是我在大陆能够取得一点点的成绩，绝对离不开我的大陆师长、朋友、同学，甚至是学生所给予的无私协助。

我在美国东岸访学的时候，冬天大雪纷飞，举步维艰的气候，至今难忘；当我在异国他乡的皑皑白雪中踽踽独行时，心中所燃起的乡愁，不仅仅是台北的淡水河，也是杭州的钱塘江。我的故国情怀，从我上幼儿园时起，就是烙印在心中的那一片秋海棠。

我看“芳华”，内心是有遗憾的。因为我知道如今，我有太多的台湾朋友，如果他们会去看“芳华”，他们不会有像我一样的感觉。因为他们已经离唐山，远了。

我的大陆朋友不只一位的曾经问过我，真不知道你们台湾拍的那个“海角七号”好看在哪儿？在台湾怎么会这么卖座？而我总是以问代答的说：“你小时候，听过日本演歌吗？”“你在日式的房子里玩过捉迷藏吗？”“你看过无敌铁金刚？还是小甜甜吗？”在“民国”六十几年（七零年代）的时候，我所读的小学的教师办公室里，还挂着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印有株式会社字样的挂钟。台北市的七条通，或许在八十年前，就能品尝到与东京一样水平的日本料理。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刚光复的时候，台大法律系的教授们既有操着浓厚大陆乡音的法学家，也有日语远比国语流利，怎么看都更像日本人的本省籍法学硕儒。

我的那些大陆朋友们与台湾同胞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经验，所以“海角七号”打动不了他们心中的那根弦。

台湾的闽南语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经融合了不少日文中的生活用语，1949年后，也逐步融合了一些外省人所带来的国语。“海角七号”里所蕴含着日台与两岸之间一般老姓的生活方式与难以描绘的复杂情愫，从1940年代跨越到二十一世纪。老一辈的本省人亲身经历了从昭和转化为民国，可是他们的生命记忆，却不能就这样清晰的一分为二，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精神样貌，早已经揉进了当代所有台湾同胞的文化气息之中。

我们家从大陆迁到台湾以后，前几十年都是住在眷村里，随着父亲的官阶变化与台湾经济的腾飞，我们家从极为克难的简易木造房里，逐步地搬迁到有前后大院的高级眷舍。我们村子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在“芳华”里我最喜欢演郝淑雯的李晓峰了，她长得特好看，我看电视的时候少，以前都不知道她。李晓峰长得特别像我小时候村子里的一位漂亮姐姐，她们家的人说话和我们有点儿不一样，她们是北平人，她们家的孩子学习好，说话还特别好听；而且，长得还挺好看，我母亲也是这么认为的；虽然村子里有不少姐姐们，总是特别愿意提醒我们注意她们家女孩儿的缺点。

我们家里只有我能说流利的闽南语，那是因为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虚弱，带不了孩子。父亲是军人，长年在部队，实在没办法，只好拜托住在我们村子附近的东北同乡帮忙暂时照顾我一下，这一照顾就是十二年。所以在我的生命里，我还有一位台湾妈妈，她是闽南人。

我与多数住在台湾北部眷村的军人子弟不同，因为我的闽南语达到了母语水平。由于我的台湾妈妈，让我有了一大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在我长期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深切的认识到，如果他们与外省人之间没有爱，那他们将永远不会理解外省人的故国情怀，而外省人也永远不能理解他们的悲情意识。

（作者母亲34岁时摄，其时已经有四个孩子。）

我的母亲教育孩子十分严厉，问话时，要是叫你跪下，不能问原因，你就得先跪下。即使我的学习还算过得去，母亲也绝不放松要求。我经常告诉我正在上小学的女儿：“爸爸非常感谢奶奶，爸爸上小学的时候，奶奶要求爸爸用一个暑假把整本唐诗三百首背下来，即使爸爸的小伙伴们在外面叫着爸爸的名字，一群人等着一块儿去打棒球，奶奶眼瞅着爸爸急得满头大汗，也绝不打一丝折扣，一个字默写错了，就重头再来一遍。”

当母亲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反复的说：“你姥爷是读书人，要是他知道，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妈妈很安慰，你让妈妈在娘家有面子，你的舅舅们肯定会告诉单位里的同事，我外甥考上了北京大学。”

（作者母亲53岁时摄于家中）

我是我的台湾妈妈唯一的儿子，我想她完全做到了视如己出。七零年代中期，妈妈为了贴补家用，借用娘家的猪圈，每天下午都挑着很重的馊水桶去阿公家喂猪。我当时和所有的台湾小朋友一样痴迷棒球，买一个真皮制造的棒球手套是多数小男孩儿的梦想；当时我看中了一个价值大约一百元人民币左右的棒球手套（七零年代中期，台湾的普通公务员月薪大约是一千元人民币左右，一碗豆浆大约是人民币三毛钱。）

我清晰的记得，妈妈在挑着馊水桶去喂猪的半道斜坡上告诉我：“妈妈知道你想买那个棒球手套，你不要急，等猪养大卖掉后，妈妈就给你买。”大约是三个多月后，她去街上帮我把那个漂亮的棒球手套买了回来。我的台湾妈妈受限于家庭环境，读书不多，但是人情练达，极其聪明；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想做什么的人。

我从台大毕业的时候，邀请我的台湾妈妈参加毕业典礼，那是她第一次走进台大校园，我一直牵着她的手，走过了椰林大道，参观了校史馆，穿过了许多我上过课的教室，也走进了总图书馆。她坐在台大的综合体育馆里，认真的听着陈维昭校长致词，她是那么的高兴又小心翼翼；我一直看着我的妈妈，她的神情既让我感到心疼，也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我让她戴上我的方帽子，请她稳稳的坐好，在校园的不同角落，我给她拍了好多张照片。

（作者的台湾妈妈73岁时摄于台北）

1895年决定了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在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彼此间有着不完全一样的生命记忆与情感寄托。我念小学的时候，学校的长廊每学期都会有一段时间悬挂着一长串可怕的文革时期黑白照片。在家里，父亲或母亲，激动的拆开从香港辗转寄来的家书，每一页信都被两岸的情治单位剪去了各自不喜欢的部分，使得我能从信纸的另一面，就轻易的看见父母亲看信时涕泗纵痕的模样。当时全台湾所有的小学生垫板背后都印着一句话：“当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在我的心中，祖国，从来都是统一的。

1993年6月1日清晨，我站在成功岭一零四师的师部门口，目送着我的学长41期预官，沿着成功大道逐渐消失在大度山的薄雾中；我至今记得学长们的退伍，在我们42期预官的心中吹起了“海角七号”。我更记得我们42期预官同袍的神情样貌，因为那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芳华”年代。

我有两位妈妈：一位是“芳华”，一位是“海角七号”。她们一位是饱尝大时代苦难，伟大而坚强的母亲；一位是具有一切传统女性美好德行，对孩子呵护倍至的妈妈。我多么期待我的两位母亲，能够真正的理解彼此，知道对方的好，也理解对方的难，这是他们的孩子最深的愿望；我是那样不分彼此的深爱着她们，因为，她们都是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