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导演锡兰：我渴望在电影里变得更加自由

12月14日，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嘉年华”首场主题论坛在海南三亚举办，土耳其国宝级导演努里·比格·锡兰完成了他在国内的大师班首秀，从自己电影创作的追求理念到制作的实际操作，锡兰给出了详实的解答。现场，任鹏远，杨瑾，周子陽，赵晔，杨毅恒，白雪等青年导演与电影展开对话，针对几位青年导演提出的问题，锡兰也一一作答，不同国度、代际之间的电影创作者对话火花频现。

锡兰在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嘉年华”首场主题论坛上纵论电影

锡兰的电影是特别的，诗意的镜头蕴含着对文学和哲学的探讨与表达。8部长片作品，六次入围戛纳，四度获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两次评委会大奖，都是分量十足。

《看电影》杂志主编阿郎作为大师班主持人，细数锡兰电影中标志性的镜头、意象，询问其拍摄初衷与过程，锡兰都给予一一解答。

拒绝分镜，迷恋拍摄中的不确定性

关于独到的影像语言系统的形成，是现场影迷和创作者们共同感兴趣的命题，对此，锡兰的回答是，“不刻意追逐，只是努力描述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世界。”

影评人说锡兰的电影带有浓厚的文学性，对此锡兰并不否认，并且说自己对于文学的兴趣甚至更超电影。“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媒介，文学有优势能够更自由的想象。”也是受文学的影响，锡兰更强调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不应该那么清楚明确。模棱两可也是电影必备的特质，这样才能更有效的触发观众的想象力。”

《安纳托利亚往事》剧照

至于如何去用镜头表达，锡兰表示，自己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

锡兰说，刚开始做电影的时候，自己也会很紧张，“每一个晚上都要规划，想着第二天要怎么拍。”但最近几部的创作，锡兰越来越享受“感受当下”，他更迷恋电影拍摄中的“不确定性”，不喜欢过多的排练，以避免演员陷入机械化的固定模式，“我永远都不会做分镜，这会限制你的想象力。好莱坞电影才需要，因为那种电影必须借由分镜让剧组更好的合作。我如果分镜我在现场就不知道怎么做。

我现在都是到片场再去观察现场的情况。看当天演员是什么状态、工作人员是什么状态。我甚至可能拍摄前一天才去搜索拍摄地。我不喜欢事无巨细把握全局的那种电影。”

因为始终保持着创作的某种“不确定性”，锡兰也透露，自己在创作中对剧本的修改会“一直持续到剪辑后期。”

《冬眠》剧照

关于青年导演提出的工作方式的问题，锡兰给出的答案是，“尽可能多拍。”

“我的剧本越来越长，而我无法保证每个镜头都拍好，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阶段多拍一些，让剪辑素材充分。如果拍得少，你的思路就只能紧跟剧本，那会限制了后期剪辑的可能性。”

因此，在锡兰的片场，他会把一个场景里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浓度，情绪，都拍出来。对锡兰来说，写作阶段只是初步的构想，拍摄阶段他对自己也不够“自信”，“剪辑才是对自己最确信的阶段，也是思考时间最充裕的时候。拍摄时的自信会非常危险，你以为你想清楚了，到了后期才发现并没有，而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因此，锡兰建议青年的创作者们也可以多拍一些替代方案。他例举自己的影片拍摄时间要超过三个月，最近一部电影《野梨树》的素材则超过了200小时。

中国青年导演们与锡兰对谈

电影语言和主题变化都源于积累“自信”

作为一位当代电影创作的大师，锡兰的一些变化轨迹也是影迷们所感兴趣的。尤其的最近的《野梨树》，电影中的对白量激增，和早年电影里极简的台词相比，简直成了一部“话痨片”。

现场几位青年导演都提出锡兰新片的电影语言变得更丰富，同时似乎又不如过去凝炼，运动镜头和对话都变多了。对于这样的变化，锡兰回应称，是因为当下他对拍摄对白感兴趣，这是他早年没有信心尝试的方向。“我很喜欢对白，同时也很喜欢没有对白。”锡兰说，“我的电影很多对白过于文学性和哲学性，这样的对话其实不是很适合电影，它会使电影放映变得比较危险，会让人物看起来显得矫情愚蠢，但在文学层面我是非常喜欢这些对白的。”继而锡兰再一次提到了“自信”这件事，“现在我有更高的自信，用我喜欢的方式让对白呈现出来，这也是做自我的测试的过程。可能有一天我还会回到以前不太说话的方式。但目前提高对白的比重是我给自己的挑战，这让我能克服我对自己曾经表达限制的恐惧。”

上图为锡兰在《野梨树》片场，下图为《野梨树》剧照

《野梨树》中三十分钟的神职人员对话，锡兰自己也知道“并不合适”，但依然想要尝试和突破边界。因为对他而言，那是必须的表述，“我希望可以用非公开的隐晦去描述。所以神职人员的对白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合作伙伴也觉得那段对话太长，但我拒绝剪短这样的对话。我就是想要探索这样边界的可能性。”

电影的形式探索转变源于“自信”的积累，甚至于电影创作的母体变化也随“自信”程度变化。锡兰说，“我一开始都做自己熟知的东西，我的印象、回忆，我自己了解到东西，因为我对未知有惧怕感，我只能从能掌控的方面开始。但现在我开始有勇气走入不熟悉的领域了。电影制作像一种探寻，一开始我专注我的童年经历，现在我会放到更大的背景去探索人类和整个人性。关注什么可能是取决于我的自信。”

整个大师班的过程中，锡兰都表现得很谦逊。主持人问他对于这个媒介不断更新的时代他对电影的定义，锡兰说，“每年都有新人出现，创造出你之前无法想象的影像，我非常喜欢。电影没有定义，它仍然是新的媒介，仍有很多待开发的视角和领域。我自己也是学生，还要学习去更深入的理解电影。虽然今天我坐在这个大师班的台上， 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师，我还是一个谦卑的学生。”

小团队小成本更利于自由的创作

控制预算和如何在有限的成本里保障创作的自由，同样是青年创作者们关心的话题。锡兰很坦诚的公布自己每一部影片的预算，从第一部电影的5000美元到近作的300万欧元。

接受媒体采访的环节，当听到现场媒体称他为制片人、摄影师和演员等职业的时候，他幽默的表示，“我痛恨我是制片人，我也讨厌做演员，我之所以一个人做这些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太穷了。

锡兰自称自己前三部电影都没有制片人，通过自己制片的经历也就更懂得在剧本阶段就控制预算。“我就不写那种太花钱的场面，我有制片的经验，可以理解其中所需的妥协。”

但真正到了拍摄阶段，锡兰表示“不会因为其他人的说法而改变一个词，不会做任何妥协。我选择在写的时候前期规避掉困难，但到拍的时候绝对拥有掌控权。”

明道等演员也旁听了锡兰的大师班讲课

一人身兼制片人、导演、摄影师、演员、灯光、剪辑多个职务，让锡兰的剧组规模十分迷你。“我的前三部电影剧组都不超过五个人。我也没拿别人的钱。剧组人数少，成本很低，拍摄就有更大程度的自由，就像在度假一样，自由是最好的状态了。一旦人多就需要尽快完成，人员少其实是好事。”

而关于创作者的心理状态，青年导演沼液问“你痛苦过吗？”锡兰坦诚回答“每一部都很痛苦。”锡兰说写作和拍摄的过程都是煎熬，不仅是体力上的巨大付出，也是一个艺术家倍感孤独的时刻。“有人说拍摄电影需要协作，但是我觉得在片场尤为孤单。片场每个人都是各看着自己的手表，希望尽快的结束拍摄，尽快收工，只有导演才真正的在乎这个电影会拍成什么样，会成为什么样的成品。没有人懂我试图要表达和探索的是什么。当你在人群中感受到孤独，这会比你一个人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孤独更加强烈。”

显然，锡兰把这份孤独感带到了他的电影里，才让他的电影成为如此特别的存在。就如他在大师班一开始的时候说起他拍摄电影的初心，“以独特的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在电影里我是这么做的。如果在当下电影里没有看到想要描述的东西，那就自己做，那就是我自己做电影这件事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