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锦华的回望中，我们怀念的90年代并不美好
近来常常出现一股怀念的思潮。每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有人开始说，2008年以前不是这样的，2000年以前不是这样的，再远一点，回溯到“美好”的80年代，90年代。好像某个节点以后，突然房价变得很高，工作越来越难找，雾霾席卷南北；各种社会事件让我们对这个时代感到不安，于是纷纷戴上滤镜，缅怀逝去的岁月。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过去的缅怀只是对现实的逃避。我们怀念的2008年有万人喝彩的奥运会，也有令人悲痛的汶川大地震与南方雪灾；我们怀念的2000年是绽放着烟火与希望的千禧年，也是走向迷茫与未知的开始。
再往前的八九十年代同样如此，商业化的繁荣带来了麦当劳与迪厅，带来了物质世界的五光十色与新富起来的中产阶级，但同样带来了下岗潮与初代农民工；外资企业和中国员工的矛盾也成为点燃民族主义的第一根火柴。在此后的二十年多年里，两条道路并行前进，底层犯案与民族矛盾间隔爆发，然后有了今天的恐慌，今天的战狼之魂，与今天的怀念。
归根到底，90年代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早已在二十年前开始发端。时代孕育的种子隐藏在工厂中、隐藏在街道的广告牌上，也隐藏在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历史在日常中发迹，然后呈现给我们一个结果。
正如戴锦华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所说，“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之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
电影《甜蜜蜜》中在麦当劳打工的李翘
流光溢彩的中产阶级
90 年代，在中国都市铺展开去的全球化风景，尽情地渲染着金钱的魅力与奢华的物的奇观。不仅是商城、商厦，也不仅是在短短几年间爆炸式地星罗棋布于中国主要都市的麦当劳、必胜客，而且是充满“欧陆风情”的“布艺商店”、 “花艺教室”、“饼屋”、咖啡馆、 酒吧和迪厅，是拔地而起的“高尚住宅”区，以及以“一方世外桃源，欧式私家别墅”“时代经典，现代传奇”或“艺术大地”为广告、名称的别墅群。
曾作为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核心的“走向世界”“球籍”“落后挨打”“撞击世纪之门”，在这新的都市风景间成了可望、可及的“景点”。国际商业电脑网络的节点站的广告云：“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有多远？——向北1500 米。”长安街上的咖啡馆取名为“五月花”，地质科学院创办的对外营业餐厅名曰“地球村”。
90年代上海街头的广告
命名为“世纪”“新世纪”“现代”或“当代”的商城、饭店，名目各异的公司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在此，确乎存在着一次深刻的替代与置换过程：不再是群众运动和政治集会，不再是精英文化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引导，而是休闲、购物、消费，成了调动、组织中国社会的重要方式；购物空间，成了分割、重组、重建社会秩序的空间。
一时间，中国人作为“快乐的消费者”取代了“幸福的人民”或“愤怒的公民” 的形象。似乎是一次“逻辑”的延伸，“在消费上消灭阶级”的“后现代” 社会图景，取代无阶级、无差异、各取所需、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以至涌流的共产主义远景，成了人们所向往、追逐的现世天堂。
与此同时，于1994 年以后再度急剧膨胀、爆炸的大众传媒系统（电视台、报纸周末版及周报、大型豪华型休闲刊物），以及成功市场化的出版业，不仅丰满并装点着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生活，而且屏壁式地遮挡起日渐繁复而严酷的社会现实。或许可以说，在极端混乱的90年代社会图景之中，新富（New Rich）阶层的崭露头角无疑是一个重要且引人注目的事实，但与此相关的文化呈现却是呼唤、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90年代的社会文化“常识”之一，是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共享的对“中产阶级”的情有独钟。
一个庞大的、成为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标识着经济起飞的实现，指称着对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逃离，意味着社会民主将伴随不可抗拒的“自然”进程来临。 此间，为80年代有关讨论所忽略、为90年代的类似表述有意遗忘的，是无人问及13亿人口之众的中国，面对着瓜分完毕、极度成熟的全球化市场，背负着难以计数的历史重负，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度，更没有关心那些无法跻身于中产阶级的人群将面临怎样的生存。
一个更为有趣的事实是，于90年代陡然繁荣之至的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至少在1993—1995 年间，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定位在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与消费之上。然而，这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文化需求，不如说是基于某种有效的文化想象；作为一个倒置的过程，它以自身的强大攻势，在尝试“喂养”、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
除却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中国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外，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新现代》、How 等纷纷创刊。如果参照1996年国家公布的各城市贫困线收入，类似杂志定价高达中国“最低生活保障收入”的1/10 或1/20。相对价格低廉因而更为成功的是形形色色的商业型小报。后者索性名之为《精品购物指南》《购物导报》《为您服务报》。
90年代的时尚杂志
类似出版物不仅以其自身充当着“高尚趣味”的标识，而且确乎体贴入微地告之、教化着人们，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产阶级成员，如何使自己的“包装”吻合于自己的阶级身份。1995 年的《精品购物指南》上索性刊载文章，具体告之，收入达5000 元者应穿戴某些品牌的时装，搭配何种品牌的皮带、皮鞋、皮包、手表，并依次类推出4000元、3000元、2000 元者又当如何如何。
某些售房广告引人注目地标明：“为名流编写身份的建筑。”于是，商品的品牌文化便作为最安全又最赤裸的阶级文化登堂入室。与此同时，以所谓“中国第一部百集大型室内剧”《京都纪事》为标识，名曰《儒商》、《东方商人》、《公关小姐》、《白领丽人》、《总统套房》等的电视连续剧，充斥在全国不同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之中；所谓“商战”故事，显然在以不甚娴熟得法的方式，展示着中产阶级（或曰新富阶层）的日常生活情境与魅力。
如果说，在90 年代初年，类似电视剧尚且是由广场风景、五星级饭店、总统套房式的豪华公寓、一夜骤富的泡沫经济奇迹、红男绿女、时装品牌组成的“视觉冰激凌”，那么，到90 年代中期，颇为风行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等，已不仅准确地把握着一份温馨忧伤的中产阶级情调，而且开始以曲折动人的故事，娓娓诉说着中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规范。
电视剧《过把瘾》剧照
恰是在1994—1996 年间，曾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被视为具有政治颠覆性的、以王朔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开始有效地参与构造中产阶级文化，至少其颠覆性因素已获得了有效的吸纳与改写；倡导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者亦开始明确倡议“为中产阶级写作”。于是，在90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的中国文化风景线上，种种话语实践凸现着一个形成之中的阶级文化，但除却优雅宜人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生活方式，确乎处在阶级急剧分化中的中国社会状况，却成了一个“不可见”的事实。
硬币的另一面
与其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家政策，使90 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稳定、富足的中产阶级社群，倒不如说，在所有制转换过程中（将计划经济的国家资产转化为企业乃至个人资本），在泡沫经济的奇观内，出现了一个不无怪诞而洋洋自得的新富阶层；
与此相伴生的，不仅是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中必然出现了另一部分人绝对生活水准的下降，而且是在国营大中型企业所经历的体制转轨中，数量颇巨的失业、下岗工人，以及在中国都市化、非农化过程中，涌入城市、工厂的“打工族” 所形成的阶级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1993—1995年间，中国最触目惊心的社会事实，是贫富间的两极分化。尽管相对于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消费水准的平均值大大提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正是这道热闹非凡的消费风景遮蔽并凸现了阶级分化的事实。
深圳打工者挤火车
1996年11月，登载在《北京青年报》上的一则消息堪为一例。有趣的是，这是一则讨论广告方式是否得当的文章，题为《浙江一条广告惹众怒》。文章报道浙江一家服装公司为“树立企业形象”打出了一条广告：“50万元能买几套海德绅西服？”答案是10套。因为这是用进口高档面料，嵌宝石的纯金纽扣制作而成的豪华服装，定价分别为6.8万、4.8万及2 万元人民币。
报道云，这则广告大犯众怒，并特别引证了一则钢铁厂青年工人的来信：“我在炼钢炉边已战斗了五个春秋，流了多少汗水，留了多少伤疤，你是无法想象的。这本是我的骄傲和自豪，但我现在感到很可悲，因为我五年的劳动所得，还不够买你公司的一套西服……”因众怒难犯，该公司“向消费者致歉”：“我们忽视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容易误导消费者，助长高消费，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但同一篇报道提及：“据悉，这10套豪华西服目前已有9 套被人买走或订购。据称这9个买主绝大部分是生意人和建筑业主。”这篇关于一则“失败”的广告报道，固然涉及了商品社会游戏规则的讨论，但它显然在有意无意间展露了无差异的消费图景背后日渐尖锐的阶级现实，而且于不期然处，触及了并置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的、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触及了转型期中国的身份政治与身份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乎只是一则失败的广告——它选择了不恰当的对象与不恰当的方式，因为在诸多专卖店、商城、“广场”中，高达数万元的时装屡见不鲜，而且常常迅速地“飘然”售罄。在此，且不论价值数万、数十万元的低中档轿车在都市迅速“普及”，数十万、上百万元的私人公寓及别墅式住房在不断成交。
在公园唱歌的青年男女与农民工
或许更为深刻的是，除却这种形式， 阶级分化的现实绝少被提及，即使不得不涉及，也决不使用“阶级”字样，并且决不会借助有关阶级的表述。事实上，这或许是90 年代中国最为典型的、葛兰西所谓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与“文化霸权”的实践。
这固然出自某种有意识的遮蔽与压抑：“我们”无法对阶级分化，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自圆其说；但更为重要的是，历经80年代的文化实践及其非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构造，“告别革命”间或成为90年代一种深刻而可悲的社会共识。与“革命”同时遭到放逐的，是有关阶级、平等的观念及其讨论。
革命、社会平等的理想及其实践，被简单地等同于谎言、灾难，甚至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作为90年代中国的社会奇观之一，是除却作为有名无实的官样文章，社会批判的立场，不仅事实上成了文化的缺席者，而且公开或半公开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公敌”。
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经济规律”“公平竞争”“呼唤强者”“社会进步”。因此，在1993—1995年间，陡然迸发、释放出的物欲与拜金狂热，不仅必然携带着社会性生存与身份焦虑，而且在对激增的欲望指数、生存压力的表达中混杂着无名的敌意与仇恨。
于笔者看来，后者所针对着的显然是社会的分配不均与贫富分化。然而，一种比政治禁忌更为强大的“共识”与“默契”，使人们拒绝指认并讨论类似亲历中的社会现实。似乎指认阶级、探讨平等，便意味着拒绝改革开放，要求历史“倒退”，意味着拒绝“民主”，侵犯“自由”。
甚至最朴素的社会平等理想亦被拒绝或改写——售房广告云：“东环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人杰俱欢颜。”对照一下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便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于是，尽管“不可见”的阶级现实触目可观，比比皆是，但它却作为一个匿名的事实，隐身于社会生活之中。
上海广告牌下的打工者
如果说，那份巨大而无名的敌意与仇恨必须得到发露，那么，人们宁肯赋予它别的称谓，人们宁愿接受它来自某个外在的敌人，而非内在威胁。因此，1996 年，中国文化舞台上引人注目的演出——民族主义的快速升温，以《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为肇始。
尽管无疑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成因，但成功地命名并转移充塞着中国社会的“无名仇恨”，显然是其深刻而内在的动因之一。一个重要的相关事实，是1996 年以后， 极为有限地出现在传媒之中的，关于资方残酷剥削、虐待工人的报道， 都无例外地涉及“外商”的恶行。
此间，一个微妙的种族叙事策略，决定类似报道中的“外商”又大多来自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日商、韩商、 台商、港商），或至少是欧美商家的中国代理或华裔人士。于是在有关报道及社会反馈中，阶级矛盾便被成功地转换为民族（至少是地域） 冲突。
本文节选自《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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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著，《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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