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迪拉·甘地被刺如何引爆印度社会的宗教冲突

英迪拉·甘地东方IC 资料图

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总理被她的锡克保镖刺杀，当时她正在政府大厦的私人花园内散步。几名保镖一共对她开了三十枪。保镖随即投降并被捕—一人当场被开枪打死，还有两人被关到提哈监狱，之后被绞死。

在1977年的选举中，甘地夫人已经在选举中下台，新总理是人民党（Janata Party）的莫拉尔吉·德赛。该党当时成立不久，是一个反对紧急状态的联盟。但印度的首个非国大党政府在内讧中迅速崩溃。1980年的选举中，英迪拉·甘地重掌政权，其政治目标不再是帮助穷人，除了自己的权力，她不再有任何宏大设想。然而，维持权力需要一些积极的政治表现。英迪拉需要实现经济增长以维持执政的合理性，于是她的经济政策明显地右转了。她找来了几位企业界的新顾问，解除了对水泥和糖等关键大宗商品的管制，并从世界银行那里获得大笔贷款以提高生产力。

但她自己却屡遭逆境。英迪拉个人力量的主要来源——她的儿子桑贾伊已是议会的一员，但他在选举后不久，因驾驶私人飞机在德里上空盘旋时失事而遇难。她发现自己在各邦四面楚歌，各种迎合种族认同、宗教理想和区域自治希望的政党正到处兴起。印度独立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其政治已经从一党联邦制朝着有些人说的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真正民主制度的方向成长，而英迪拉·甘地却采取强硬策略来维持中央政权。 

在所有战场中，没有比旁遮普情况更严重的了。在激进、有组织的阿卡利党领导下，当地对领土和自治的要求一直在增长。为了分化阿卡利党的支持者，英迪拉·甘地支持极端正统派领袖贾奈尔·辛格·宾德兰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煽动民众。

但很快，她就无法控制宾德兰瓦勒的崛起了。他越来越常公开呼吁用武力将旁遮普从印度教徒和德里解放出来，而不久国大党就遭遇了一个重大问题。1981年, 一位一直批评宾德兰瓦勒的资深记者遭到暗杀。宾德兰瓦勒被捕，但代价是几个想要保护他的平民的死亡。三个星期后，因缺乏证据，宾德兰瓦勒被释放，整个旁遮普邦一片欢腾。中央政府已经变得令人厌恶而不值得信任。在20世纪80年代的野蛮政治中，政客们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政治暗杀。

恐怖主义行为越来越坚持不懈。于是在1984年，甘地夫人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宾德兰瓦勒和他的战士们在锡克教的至圣所—阿姆利则的金庙（Golden Temple）避难。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和防御工事。1984年6月5日晚上，印度军队的几个团突袭了这座寺庙。随后一场大规模战役爆发，导致宾德兰瓦勒和其数百名手下死亡。

拉马钱德拉·古哈写道： 

金庙离札连瓦拉园（Jallianwala Bagh）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1919年4月，一名英国准将下令自己的部队向一群没有武装的印度人开火。……该事件在印度的民族主义神话和记忆中占据了一处神圣的位置；其所激起的集体义愤被圣雄甘地巧妙利用，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殖民统治运动。蓝星行动的意图则不同，它针对的是武装叛乱分子而不是和平集会，后果却是相似的。它在锡克教徒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集体创伤，使其对印度政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德里政权被比作过去的压迫者和亵渎者（如莫卧儿帝国），以及18 世纪的阿富汗掠夺者艾哈迈德沙·阿卜达利（Ahmad Shah Abdali）。 一名前往旁遮普邦乡村的记者发现了一个“阴沉而疏离的社群”。正如一位上了年纪的锡克教徒所说：“我们内在的自我受到了伤害。我们信仰的基础遭到了攻击，整个传统已经被摧毁了。”现在，甚至那些曾经反对宾德兰瓦勒的锡克教徒都开始重新看待他。因为，无论他过去犯了怎样的错误和罪行，是他和他的追随者面对破坏者并以死捍卫了圣洁的神殿。 

数周以后，德里就发生了总理遇刺案。

当地时间2018年1月2日，印度查谟，当地锡克教教徒迎接第十代祖师哥宾德-辛格的诞辰。东方IC 资料图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12日，印度，印度庆祝“九夜节”（Navratri），各地的印度教徒盛装打扮，穿着传统服饰跳Garba舞歌颂杜尔迦女神（Goddess Durga）。东方IC 资料图

刺杀事件后，整个城市掀起了反锡克的愤怒狂潮，谋杀和破坏击碎了本来就不安的城市心脏。相比伊斯兰教，锡克教在更大程度上是印度教徒的同胞—它的创始人那纳格上师（Guru Nanak）是16 世纪印度教内部改革和复兴运动的一分子。直到最近，许多旁遮普的印度教家庭都还会让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入锡克教，通常是为了还求子的愿。与1947年的事件类似，1984年爆发的暴力对“家庭”的本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点燃锡克教徒战斗精神的，是他们感到印度教徒将锡克教徒视为印度的私生子；反过来，锡克教徒也拒斥被他们描述为“阴柔”的印度国，并大声宣示了自己的原则：男子气概、尚武勇猛。

在一次演讲中，宾德兰瓦勒提出，锡克教徒被归入一个将圣雄甘地视为国父的国家是一种侮辱，因为他的战斗技巧是典型的女性化技巧。他（甘地）的符号是一架旋转的纺车，这是妇女的象征。“那些英勇上师的子孙们，那些以刀为象征的人， 能接受一个像圣雄那样的女人做他们的国父吗？”这位好战的领袖问道。“那些是弱者的技巧，不属于一个从未向任何不公低头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历史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为了能够称得上骄傲的上师（锡克教的十个公认创始人）的真正后裔，有人认为，所有由于亲近印度教而渗入锡克教特征的腐败，都要被驱除。“印度教”历史的危险不仅仅在于锡克教徒被剥夺了在其中的正当地位，还在于尚武的锡克教徒被改造成了一个软弱的民族：“锡克教徒在过去五十年里被软化和训练得能够承受和容忍对其宗教的侮辱和一切形式的压迫，而且在阴险说教和非暴力崇拜的咒语下，变得颇为有耐心、无异议。但这些说教和咒语与他们的上师和先知们清晰的教导背道而驰，上师和先知的教导是—不要在暴君面前任他欺凌，不要接受任何对宗教、自尊和人性尊严的侮辱。”

锡克教男性的特征，包括蓄胡子和佩剑（或者AK-47），自然为他们带来了与印度国的冲突，并最终导致对其女性领导人的刺杀。但对许多印度教徒来说，至高无上的母亲这一观念是不能被逾越的。英迪拉·甘地的死立刻被视为对他们关于印度“家庭”观念的下流攻击。作为愤怒的儿子，跳脚报复是再明白不过的责任。“英迪拉·甘地是我们的母亲，而这些人杀了她。”印度教的人群大喊道。

显然，对于双方来说，1984年的这场危机与未完成的分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分治对印度教和锡克教这对兄弟的男子汉气概提出了很多质疑。那是分治后的第三十七年，许多参与当时暴行的人一生中已是第二次看到这些场景，双方都是如此。用过去这段时间重建生活的锡克教徒发现自己正再次经历掠夺和谋杀。再一次，他们失去了家园和生计。而印度教徒不断想起几十年前从西旁遮普逃离的耻辱，此刻发现自己正在丧心病狂地报复着曾经的难民同胞。1984年11月1日开始的暴力是由偏执的谣言推动的，其中一些显然来自1947年未解决的噩梦—据说，一车又一车死去的印度教徒被从旁遮普运来，在那里，锡克教徒发动了灭绝运动。还有谣言说，锡克武装分子在德里的供水系统里下了毒，城市发生了饮用水危机，人们纷纷到他们认为不受影响的很远的地方去接水。

整整四天时间，暴力肆虐。暴徒在城市里游荡，带着刀枪和一桶桶的煤油，焚烧人、住宅和商店。死亡数目无人知晓，估计在三千到一万之间。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国家机关在试图平息报复方面明显很松懈。事实上，国大党的成员肯定促成了整个事件，他们为印度教复仇者提供武器和酒，并承诺会奖赏他们的杀戮。拥有加油站的国大党议员为行动提供煤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派装有煤油的车辆一起参与突袭。国大党官员拿出锡克家庭的地址清单，有组织地实施袭击。警察非但没有采取行动来遏止印度教暴徒，还进一步散布谣言，煽动他们，说锡克人正企图秘密推翻国家。医院拒绝治疗锡克教徒受害者，警察局也拒绝为针对锡克教徒的犯罪立案。

英迪拉幸存的儿子拉吉夫（Rajiv），在她去世的当晚宣誓就职成为总理，对暴力现象发表了恶名昭彰的冷漠评论：“大树倒下，大地震动。” 

对德里来说，“锡克暴乱”将“法律”变成了下流的胡言乱语。一位评论员指出在德里西部一个叫作萨特普利（Sultanpuri）的社区，是暴力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那里一名锡克社区领导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被点火焚烧。这三个人叫喊着让人拿水来。一名警察一直在旁观，大声着制止任何人去帮忙，而他用的字句是：“如果任何人敢出来干涉法律（kanoon ke khilaf kisi ne hath uthaya，字面意思是‘举手违反法律’），他［会］被开枪打死。”印度教暴民已成为法律，煤油的火焰已成为法律。另一个警察用扩音器宣布，任何印度教徒如果被发现窝藏锡克教徒，他们的房子就会被烧掉，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

法律就这样被践踏了。对于德里人来说，日后不管出于何种理由让他们继续遵守法律，法律都不再是道德的，因为法律不再有任何道德内涵了。这种印象在之后又获得了强化—对大屠杀的连续调查未能找到国大党不法行为的重量级证据。到今天，没有人因当年的事情被问责。三十年来，官方一直不以为意。法律没有给出评论。

德里无论如何都是腐败的。但现在，暴乱发出了一条确定的信息，即法律是印度社会生活的堕落成分，人们只能对自己的道德负责任。人必须照顾好自己，因为没有人会照顾你，而且现在没有法律来约束一个人该如何照顾自己。德里住宅区“封闭的院落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过去的那些温柔不再有了—过去，中产阶级的男孩子会把床拿到街上，在炎热的夜晚里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睡在露天。这种对外人和街道的信任不复存在了。中产阶级家庭用三公尺高、钉着钢钉的门取代了原来只有大腿那么高的围墙。随后，私人发电机的风靡不仅与德里供电的不稳定有关系，还和一种自力更生的心态相关：一个人干扰另一个人用电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私人水井也是如此。市政供水中的毒药谣言只流传了一时，但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暴动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许多锡克家族1984年后永远地离开了德里。但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印度教徒来说，德里给人的感觉再也不是原来那样了。我这一代人中有许多在1984年的时候还是小孩或者青少年，对他们来说，锡克暴乱是一个根本性的成长经验，揭示了（如看上去的那样）德里社会关系的深刻真相。流血和杀戮似乎没有随着印度的独立而结束。这一次不能归咎于英国或巴基斯坦，或内部的任何人，这是这座城市永恒的内在本质。

本文摘自《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作者：[英]拉纳·达斯古普塔著，林盼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8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