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客致意漂泊者：胡金铨谈老舍的前半生
电影导演胡金铨是老舍的“粉丝”。他的处女作《大地儿女》便是从老舍作品《火葬》《四世同堂》中汲取了灵感。胡金铨自称不懂文学和文评论，但有资格“插嘴”谈一谈老舍。为什么？他和老舍一样是老北京人，满足了四个条件：
能喝豆汁儿，能体会出老舍作品里的趣味；
知道“仿膳”的“小窝头”不是栗子面做的——小窝头象征老舍的一生，没落贵族，苦读成名，文艺斗士，入庙堂，投湖自尽；
会说北京话，能体会北京话里的神韵，了解它的幽默；
从小爱看老舍的作品，从小说，到相声，大约有四百多篇。
1973年到1975年，胡金铨在《明报月刊》上发表了研究老舍的系列文章，而后集结成书《老舍和他的作品》。此书从老舍的出身起笔，详叙其求学、写作、异国辗转、回国教书至抗战时主持“文协”的经历。胡金铨认为，老舍具有北京小市民的特点——“安于现状，不做过激的事情”，这种个性影响了老舍的为人处世，也在其笔下人物的身上得到展现。
贫困的童年
老舍是旗人，但到了清末，家里和很多穷旗人一样，成了破落户。他的父亲是保卫皇城的“护军”，维持着一家六口的生活。没想到1900年闹义和团，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老舍的父亲守土有责，然而老式的抬枪当然敌不过洋枪洋炮，他活活被烧死，殉了大清朝。
联军占领了北京。老舍在《<神拳>后记》里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们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子附近，文明强盗又来了。我们的黄狗已被前一批强盗刺死，血还未干。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强盗走后，母亲进来，我还被箱子扣着。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么呢！
老舍父亲死后，没有抚恤金，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母亲挑起一家生活的重担，给人家浆洗大堆大堆的衣服，或代人赶作新衣。那年老舍才三岁。“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家中贫困，老舍和姐姐也不闲着，帮母亲干活，打打下手，做些家务杂活。经历了这样的孩童时期，他对于北京的穷人和小市民了解得特别深刻。他的作品里描写这些人物最成功的。
北京小市民的特点是本分、窝囊、有正义感，但好耍小心眼、自私、好面子，在适当情形下也帮助人。做事任劳任怨，但无进取心。无论在哪方面都没有惊人的成就，可也不作大恶。老舍写这样的北京人，入木三分。
老舍八岁那年，放弃私塾，考进市立小学堂。这时期，各地革命分子纷纷起义，光绪死，宣统登基，同盟会的七十二烈士死难广东……可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一切都照旧。老舍和多数北京孩子一样：逛天桥，吃零嘴，上茶馆，听评书相声。他家里穷，手里没零用钱，这些费用往往都是由小朋友罗常培代付。这一段生活，对老舍以后的写作影响很大，尤其是在《茶馆》和《龙须沟》里。
北京茶馆
时间转眼到了民国，十四岁的老舍考进了北京师范学校，并非为了献身教育事业，而是图那里不要学膳费，还供应书籍和制服。在学校里，他相当用功，国文成绩尤其好，当时很受到校长方还的赏识，开始学习作旧诗词。后来，他作品里半文半白的体裁，字句间俏皮和巧妙的安排，都是那时候打的底子。
民国成立那年，老舍刚进中学，正是发育成长期，思想上虽不成熟，但青年人吸收能力强，感觉敏锐。在学校里，他除了课程功课，对“时务”也非常感兴趣，常常参加辩论会，而且十回有九回胜利，同时也常到宣讲所演讲。
爱新觉罗王朝结束了，老舍是旗人，按说应该沮丧才对，可是他和汉人一样感到兴奋、新奇，在《我这一辈子》和《茶馆》里都能找到他自己影子的蛛丝马迹。可能是因为，清朝“皇恩”并没有沐及老舍家这种穷旗人，他们同样在贫困和受迫害中挣扎。而且清末政治腐败，国势日衰，“西学”在知识分子中间很流行，老舍刚进师范学校，对新知识耳濡目染，很容易接受新事物。然而，事实发展让他对袁世凯新政权失望了，政治一样的腐败，土匪军阀横行霸道，内战外侮没停过。
初任教职
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很快死了，时局像走马灯似的。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才十七岁，就被校长推荐到北京方家胡同市立小学当校长。以现在的眼光看，十七岁还是个大孩子，去负责国家基本教育行政重任，有点荒唐。可是那时候刚废止私塾没几年，洋式学堂教育行政人才缺乏。机缘巧合，老舍的第一个饭碗就是小学校长。
1919年，三月底，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签字。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开始了，全国都被卷进这场风波。十月十日，孙中山宣布改中国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年底，毛泽东在湖南办《湘江评论》。
瞬间万变的时局对老舍影响不大。他规规矩矩地担任职务，表现得不错，可能是格外珍惜得来不易的收入来源。同时他没有一定的政治理想或任何笃信的学说。他写过一篇叫《习惯》的文章，叙述任何一个主义、一种理论都不能使他永远相信。有时候一篇文章、一场电影，或者和朋友谈一席话都能改变他的整个思想。
老舍的理想是什么呢？在《我怎样写<赵子曰>》里，他说：
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
老舍不但没有什么固定的理想，而且也不太喜欢好高骛远的人。在《一筒炮台烟》中的关进一、《铁牛与病鸭》里的王明远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公民”。他们的特点是身体健康，爱国家，孝父母，做人本分，做事规矩，助人克己，大节无亏，小节马虎……
后来，老舍得到了一个晋升为北京北郊劝学员的机会，收入不错，好歹算是个“官儿”。这一时期他过着很阔绰的日子，每天除了视察，就是应酬，开始学会抽烟、喝酒、打麻将、虽不嫖，但也“接触”了女人。整天地豪饮、通宵打牌，听戏，学戏，上杂耍园子……日子一久，身子就有些“掏空”了，越来越瘦，患上病症。
老舍这才觉醒，戒除了种种嗜好，借机罢官回到北京，谋了一份教职，同时在中学兼任国文课。每月收入只有四十几块大洋，生活又陷窘境，时常以典当度日。不过贫困没有阻止他的“向上心”，工作之外，他还到燕京大学去读英文，也正是因此他认识了访问教授艾温士，并由他介绍到英国的伦敦大学去教中文。
漂留英伦
27岁的老舍到了英国，就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注：现为亚非学院）的中国语讲师。以他自己的说法，他远渡重洋去就业是为了学英文，也许也是借此机会到外面见见世面。不上课的日子，图书馆里相当清静，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就是在那里写的。
在伦敦教汉语的老舍
老舍刚到伦敦的心情，和所有“初到异域”的人差不多：慌、忙、乱，对很多新事物，有些事从来没听说过的，有些事久闻其名今日才见到。在他的小说《二马》里，有一段描写马氏父子初到英国的情形，我想有很多地方就是他的“自我写照”。
刚到英国，老舍住的房子房东是两个老姑娘：姐姐“身”“心”都有点残废，妹妹除了扶持她，兼操作家务。姐儿俩的生活是靠父亲遗留下的两所房子：一所变卖之后把钱存在银行生利息，另一所自己住，楼上的空房就租给老舍。言明包早晚两餐，管洗衣服和收拾屋子。两姐妹艰苦度日，却从来不求助于环境较为富裕的哥哥。老舍很佩服她们的独立，并且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逼出来的”。其实他不明白，所谓“独立精神”，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会因血缘关系，彼此照顾，互相倚靠；宗族之中，提拔、牵扯，常常会“一人得道，鸡犬升仙”。而老舍刚离开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
第二年，他在东方学院遇见了艾支顿，两人相谈投机，就商量这合租了一层楼。老舍和艾支顿夫妇同住了三年，合译了《金瓶梅》。在老舍所有的著作里，从没提过翻译《金瓶梅》的事，可能还是觉得翻译这类“淫书”有点不好意思。
伦敦老舍故居
老舍对英国是又讨厌又佩服。讨厌他们固执、高傲、寡合、重功利、种族和阶级歧视……又佩服他们负责任、守纪律、公私分明、极强的独立精神和互助精神、对事物的科学态度。他在文章里警告国人：“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
他在英国半年之后，生活逐渐习惯，工作也上了轨道，异乡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开始寂寞想家了。追忆家乡往事，加上在新环境里所得到的一些见闻，两相比较，往往就产生一种对事物的新看法，或者“自以为新”的看法。有些人喜欢把这“看法”和朋友讨论，有些人形诸笔墨，写成文章。很多读书人在国外住上一年半载都有这种心情，这也是老舍开始创作的动机之一。为学英文，老舍读了不少西洋文学作品，对查尔斯·狄更斯尤其有兴趣。以后在很多“创作经验”的文章里，他都提到这位英国文豪，说自己初习写作就有些效仿他。
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奠定了老舍在文坛的地位，他受鼓舞又写《赵子曰》，开始了他职业作家的路子。
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他的宗教有三种：回，耶，佛；职业是三种：兵，学，商。言语是三种：官话，奉天话，山东话。他的……三种；他的……三种；甚至于洗澡平生也只有三次。洗澡固然是件小事，可是为了解老张的行为与思想，倒有说明的必要。
——老舍《老张的哲学》
《老张》是1926年7月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就在同一年，老舍进了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文学研究会”，和名作家周作人、茅盾、孙伏园、王统照、叶绍钧等人成了会友。
头一炮打响了，老舍接着写第二部《赵子曰》。据他自己说：“一会吃出甜头，当然想再吃；所以这两本东西是同窝的一对小动物。”《赵子曰》和《老张》的时代背景差不多，人物则换了年轻的一代：几个主角是一群住在公寓里的大学生。他们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来：吃、喝、嫖、赌、听戏、钻营、拐骗……这些“青年”嘴里总是嚷着革命，对罢课、游行、打老师最有兴趣，因为这些“革命行动”最大的好处是“不用上课”。
教书与写作
在国外生活了数年，老舍回到中国，不仅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还开始信仰天主教。为了宗教信仰，他和母亲闹得很不愉快，还发生过一则趣事。
老舍母亲和很多北京老太太一样，笃信神佛，老舍看着别扭，有一天趁老太太午睡把家里的木制佛像劈了。老太太醒后勃然大怒，将老舍逐出家门。后来为了讲和，老舍答应母亲再去买一尊佛像回来，只不过耍了个小阴谋：“请”回来的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圣母玛利亚。可能是二位扮相差不多，老太太居然没看出来。圣母换观音，母子都满意了。
很久以后，不知道是不是耳濡目染受影响，老舍还是改信了佛教。也可以解释说，在他的精神方面，固有的传统文化压倒了西方文明。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东西文化一直在脑子里混战，可能他们嘴里说的是另外一套。
1930年，老舍接到了山东齐鲁大学的聘书，便带着新婚夫人胡絜青直奔济南。老舍在齐鲁校园里的住宅在密林深处，环境优美，生活颇为惬意。在这里他写作、研究学问、种花、养猫养狗，也迎来了他的大女儿和二儿子，他称之谓“文艺副产品”。
老舍对济南的名胜很欣赏，写过《大明湖之春》《济南的冬天》《趵突泉的欣赏》等文章来描叙那里的风景。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晴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
——老舍《济南的冬天》
老舍在大学开的课程有“文学概论”、“近代文艺批评”等。虽然是第一次到大学教书，但他口才好，不怯场，所以他的课非常叫座，时常有外系的学生能听。大概也是归功于他自幼爱听相声、评书和京戏，懂得什么是“哏”，什么地方“有彩”。也因为他喜欢“刷滑稽”，导致后来丢了教职——某次课上，他谈到民间曲艺，一时忘形爬上桌子表演了段“大鼓”，正巧校长经过窗外，大吃一惊，以为不成体统，对他意见，老舍觉得难为情，便递了辞呈。
从北伐后到抗战前，全国文艺性的刊物激增，因为供求大，老舍只好“大力增产”，如此一来难免保量不保质。再加上他花了大量精力在教书备课上，写作时间被压缩，想要两头兼顾实在困难。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也提到过这一难题：“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面事，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若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虽然老舍也想全职写作，不过为了维持收入养家，还是得在各地高校任职。
卢沟桥事变后，局面紧张，文艺界的各党各派暂时捐弃私见，一致对外。1938年3月27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是发起人之一，也是筹备委员。
“文协”的成立大会，象征着文艺界的大团结，当时情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老舍在当天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有郭沫若、郁达夫、丰子恺、宋云彬……
老舍对文协主要有两大贡献：促进作家们团结和推行通俗读物。当时作家们因为派别、见解和立场不同，时有争执。老舍没有党派，不为私利，人缘好，善于“和稀泥”逗乐儿，往往大家看在他的面子上，也就休争罢战了。
关于推行通俗读物，老舍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原是以北京方言来写作的作家，但用的仍是“新文艺”形式，抗战之后，为了客观需要，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把抗日思想通过鼓词、相声、数来宝、地方戏等民间形式表达出来。实际上，几乎所有老舍的作品都是通俗文艺。而且他也只擅于此道。其他形式的作品，像他的新旧诗、报道文学、幻想式小说（《猫城记》）都不很成功。
END
内容选自
《老舍和他的作品》
胡金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