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今天的中国学界，眼光及趣味离开了市场和读者

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以一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举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版图，在浪漫的八十年代为文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8年的今天，再提此事，陈平原却这样感慨：“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文学是最早起步的，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四十年以后文学是垫后的。”

从1985到2018，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从青年学者变成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三十年间，余华从先锋文学走向通俗文学，莫言拿了诺贝尔，默默无闻的金宇澄写出了惊艳四座的《繁花》，许多人从舞台退场，又有许多新人占领焦点，文学和这个时代一样，每一秒都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不过，有这样一套丛书，历经三十载，却依然保有着文学最初的魅力。

三十年前，三位学者用“漫说文化”四个字命名了这样一套囊括鲁迅、周作人到王安忆、贾平凹的佳作合集。三十年后的今天，这套丛书再次出版，值此机会，凤凰网文化与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相约燕园，在落花的时节共读华章。

在这场故交重聚的风沙龙上，三个人仿佛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回到了那些神聊的岁月，滔滔不绝，畅所欲言。钱理群坦诚真挚，回忆起上课时带着学生一起朗读的场景，两眼放光，像小孩子一样；黄子平睿智儒雅，三言两语间带我们回到曾经的文艺与浪漫；陈平原则严谨认真，满怀对文学与时代的忧思。从鲁迅到史铁生，从《新青年》到《读书》，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里，所幸我们还能一起聊聊“文学”。

凤凰网文化将对话内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飨读者，因篇幅较大，故分为三篇发布，以下是第一部分：                      

活动海报

徐鹏远：感谢各位读者参加这场读书会，本次活动是由凤凰网文化风沙龙、领读文化共同举办。大家看到了今天的三位嘉宾，我想在北大办这样一场活动是特别不一样的，它既是一个作者和读者、学者和文学爱好者的一种直接交流，同时也是北大校友的一次聚会，因为在座三位虽然跟台下的同学们年龄差距比较大，但在座只要是北大的同学都可以叫三位一声学长。

在活动开始之前我跟三位老师有一个交流，得到两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陈平原老师和钱理群师都准备了讲稿，看来我不用多说话；另外一个让我特别欣喜的是，离我最近的黄子平老师没准备讲稿，也就是说有一个没有准备的人在陪着我，所以我的心放下了许多。

三位老师不给大家做介绍了，因为大家都太熟悉不过了。我还是想从三位老师的关系开始，“漫说文化”这套书是由三位老师共同编著的，三位的缘分从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在北大校园里他们还都是学生，后来得了一个江湖称号叫“燕园三剑客”。所以我想从这请三位老师聊起，当年您三位是怎么互相结识，又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个特别有江湖味道的称号呢？

黄子平：当年我从海南岛考到北大。我在海南岛的时候曾经被借调到黎族苗族通什自治州农垦局的宣传科，帮忙搞文学创作班。另外一个农友在海南局，是汉族地区的，叫苏炜，他管海南局那边的创作班。我们有时候合在一起做文学班的时候，我是黎族苗族自治州的头儿，外号叫黎头，我后来还用来当笔名。后来苏炜考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跟陈平原是同学。苏炜跟我联系上，说他有一位特棒的同学，商量到北京来就业，最后他就业不成，变成读博。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他拿了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论许地山、苏曼殊的。我看了以后拿给老钱，老钱那时候已经留校当王瑶先生的助手，他看了以后推荐给王瑶先生，王瑶先生看了以后说叫他考博吧。这个渊源要远从海南岛五指山下说起。

陈平原：这个不用多说，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好多回。我想变一个话题。“燕园三剑客”的说法，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因为自从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进来以后，很多人都会说谁谁谁是三剑客，当年季羡林他们在清华大学、后来在北大，都有三剑客、四剑客一类的传说。凡是说“四剑客”的，大都是自己编出来的，因为“三剑客”是有典的。只是“三剑客”可用在任何三个人身上，到处都是。我还是第一次听你给我们命名的，以前似乎没有这个名号。我们还是赶紧进入正题吧。

陈平原：最近十几年，中国学界离开了市场和读者

徐鹏远：我们聊回到这套书，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的朋友都知道，三位老师在中国文学学界崭露头角，是因为他们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我想请三位老师分别讲一下，你们共同编著这套书的初衷、想法是什么样的，这套书又和当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没有思路上相合的地方？

陈平原：我把这个话题接过来谈，因为我和老钱在北大教这么多年书，最大的特点是做事比较认真，这种大型的活动，我们肯定是有准备的，不是讲稿，而是基本资料。现场我们会根据听众的需要，做一些调整以及回应，这样才对得起诸位站在这里那么长时间。

先说命名。其实，一开始想为这套书做活动，我是不太同意的。因为，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说实在的，老钱、子平以及我日后做的工作，比这个重要的多得多。坦白说，这套书在我们心目中，不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后来之所以同意，是觉得难得有我们三个人再聚在一起，正儿八经谈学术话题。老钱甚至告诉我，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我们还会不断吃饭聊天，但不会正儿八经地公开谈论学术话题，所以我同意做这个活动。主办方说做活动得有个主题，当时我脱口而出，就叫“三十三年落花梦”吧，他们觉得很好，可后来我自己觉得有问题。因为这脱口而出的“三十三年落花梦”，是宫崎寅藏一本书的书名。这是日本的一个浪人，跟孙中山关系很好，《孙中山文集》里面大概有二三十处提到宫崎寅藏，他是最早帮助孙中山干革命的日本浪人，他的回忆录就叫《三十三年落花梦》。从我们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1985年，到今年恰好是33年，所以我才会这么说。后来觉得太政治了，而且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什么叫宫崎寅藏，以及他的功过得失，太麻烦了。

后来我想用“落花时节又逢君”，那是杜甫的诗，题为《江南逢李龟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说要做活动，我马上想起来，自从子平1990年离开北京以后，我们真正在一起正儿八经共同面对读者和听众，是迟至2000年。2000年他回来，就在隔壁那栋理教楼一楼做演讲，我请老钱一起来，再来一次三人谈。先由黄子平演讲，题目叫《再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题目没什么，但场景很动人。因为刚刚开始五分钟就停电了，我赶快让学生到旁边小卖部买20根蜡烛，点在教室的各个角落里，子平一看点了蜡烛，情绪更好，大家听讲也更认真。很可惜，10分钟以后电又来了。但是这个场景在他、在我们都会记的很清楚，所以我说再次登台表演，“落花时节又逢君”。但又觉得太私人化。最后想想，还是要回到读书。所以我借用毛泽东的诗句，“三十一年还故国，落花时节读华章”。也就是说，希望讲话题逐渐从人转移到文章，就是这10本书囊括的众多好文章。

因为是三十年前做的书，当初要求重印，我还犹豫了一段时间。印出来以后，我重新阅读，感觉很不错。我还跟老钱说，好像我们当年做的不错，态度认真，效果也不错，甚至放在今天，也还是一套很不错的书。所以我很高兴。然后呢，我请已经毕业的十二位老学生先看，6月份在中山公园我们有一个聚会，请他们各自谈对这套书的感觉。学生们的发言，因为以前都是我的学生，说得比较客气，但我以为他们是认真的，说的是真心话。下面我摘他们的一些发言，很有意思的。再说，我很看重年轻一辈怎么看这套书。

中国传媒大学的凌云岚说：“十个主题合在一起，呈现的是一代文人学者的文化精神和情怀，而这些编选者借助这个工作，和五四一代人文学者进行精神对话。”北京社科院的季剑青说：“编选过程中的眼光带有很强的思想性，有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休闲读物，其实不是的，这些人是被新文化洗礼过的，可以说是五四那一代人某种启蒙立场的延续。”张丽华称“这套书跟传统文学史的选本不一样，没有那么多正襟危坐，选的文章很好，读起来很愉快。”袁一丹特别强调：“这套书明显带着八十年代的精神印记，隐含那个时代的阅读趣味和文化立场，表面上休闲，背后有一些生命中绕不开的重大问题。”中国社科院杨早说：“读这套书必须把它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寻根文学等文化思潮放在一起，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谈的很好，某种意义上把我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了。我想补充一两句，首先，说这套书体现八十年代的文化趣味，这话没错，但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体现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化趣味。因为八十年代前期和八十年代后期，以85年为界，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早期努力从以政治为中心转向纯文学，而85年以后，我们逐渐认识到纯文学这个概念的局限性，所以才会转向文化、历史和民俗。这套书是那个转折以后出来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号，访问40个人，包含我，我特别感慨的是九大主题，文学排在第九，换句话说是最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文学是最早起步的，因为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四十年以后文学是垫后的。只能期待下一次新潮涌起的时候，这垫后的文学人又可以冲到前面来。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谈这套书，我还想给大家增加一个背景。几前年我在北大编过《筒子楼的故事》，请二十几位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从老的到少的，曾在筒子楼居住过的，讲我们的故事。书出来了，效果很不错，我们想表达的不是悲情，而是一段历史，告诉后来者，我们是在那种生活氛围中思考、对话和工作的。我特别强调老钱的小屋子的精神氛围。老钱夫人当年还没来，所以他一个人住在筒子楼的小房间里面，我和子平会经常到他那里聊天。不仅我们两个，有一大堆同学，老的少的，最离谱的晚上十点钟还会敲老钱的门，说要跟老师谈天。今天这个状态不可能了，我们都住的很远，彼此见面聊天，或者同学请教，都要事先预约。所以，八十年代生活环境的窘迫和八十年代学术的神聊，或者说侃大山，这种对话与合作，促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生，也造就了这一套《漫说文化丛书》。

接下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今天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已经从我们当初漫卷诗书的状态下撤离了。今天在大学里面，如果还没退休，必定被一大堆重大的和不怎么重大的课题所缠绕。大家都忙着做课题，很少像我们当初那样愿意面对公众、面对读者、面对一般读书人来写书、撰书、编书。这套书在市场反映不错，但拿到学术评价领域，它不算成果。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今天学术评价里需要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感慨，最近十几年，整个中国学界的眼光及趣味，被各种各样的计划、课题、基金所垄断。作为写书人，我们离开了市场，也离开了读者，这不是好事情。在这一点上，我怀念八十年代那个没有基金支持，直面读者需求，为读者而写书、编书，那个状态更值得欣赏。我后面还有好多要说的，但就此先停下，等老钱和子平说完以后，回过头来我再补充。下面请老钱来谈谈这套书。

左起：徐鹏远（主持人）、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

钱理群：我们这代学者挣扎在时代情绪和学术理性之间

钱理群：我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一定会准备讲稿，年纪大了会东拉西扯，让下面年轻人讨厌。

我非常感谢有机会让我们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畅谈八十年代的学术和文化，对我来说参加这个会充满了怀念之情，首先怀念的是我们当年的友情。我们之间实际上有四次合作，一次合作是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然后有一个三人谈。第二次合作是《漫说文化丛书》。还有两次是没有完成或者有部分完成，一个是当时由严家炎老师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当时是平原写晚清，严家炎老师写二十年代，吴福辉老师写三十年代，我写四十年代，洪老师写五六十年代，黄子平写七八十年代，这本书出来将会非常精彩。后来平原的先出来了，严老师过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二十年代小说老出不来，他出不来我们后面的就不好写了，这套书最后不了了之，非常遗憾。还有一次是李庆西策划写一本插图本的文学史，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意，但后来形势巨变，书也就出不来了。这也很可惜。四次合作，只有两次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之间的友情是保留了三十多年之久，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记得王富仁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在悼念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思考、交流和讨论越来越困难，你找不到一个可以毫无提防、毫无顾忌地倾心交谈的朋友。我想，在座的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现在大家坐不拢，一谈就吵。所以我有一句话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的知我者，可以敞开谈话的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贵州的老朋友，再一个群体就是子平、平原，北京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这个群体。

我经常想起鲁迅在五四之后说的那段话：“《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伙伴还会有这么变化”，只有我“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我现在的处境和心情，也是这样，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当年的很多人都分手了，各走各的路，能够仍然心心相印的是很少很少的。平原刚才说2000年子平从国外回来，他见了很多朋友，最后对我说，没变的就是你们几个了，其他都变了。我现在最渴望、也最珍惜的，就是可以随便说说的朋友。所谓“随便说说”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漫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谈“漫说文化”其实是有象征性的，它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心态、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这个时代所匮缺的。所以我一再说我们今天能够公开的倾心相谈非常难得，搞不好这是最后一次。

第二点我想说说这套书，回顾一下当年写作、出版的背景。我记得在1994年，我们几篇序言合起来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各自又写了序。当时我写的序言题目叫做“岁月无情又有情”，谈到这套书编辑出版有几个关键年头：编书的时候是1988年夏天，写序的时候是1989年春天，编辑以至出书的时候是1990年秋天到1992年春天。

1988年春夏，就是刚才平原说的，它还处在文化热的时期。1985年是一个转折，1985年到1988年是文化热的时期，这恐怕是我们三个人最怀念的岁月。大家有一种感觉，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已经过去了，可以开始安心的做自己想做的、愿意做的事情了。就在这段时间平原写完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他的二十世纪小说史的第一卷的写作，同时目光转向散文。而子平当时脍炙人口的著名评论，像《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在全国最早产生影响。我自己则在写《周作人传》，最有灵气的文字全是在这时候写的。那时候我们有一种自由感、松驰感，和洒脱从容的心态。整个放松自由了，就觉得可以搞一点闲话中的散文，和政治有点距离、更强调个人趣味的、更有文化意味的，供人欣赏的那样的文学和学术。我们当时给这套《漫说文化》丛书的定位，就是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只有在那样从容、放松的时代气氛和心情下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平原在读博士生，我是一个讲师，黄子平是出版社的编辑，我们社会身份是这样的。但我们和当时所有的文人就做四件事情：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写作，一个是逛书店，更多的是聊天。当时我有两个聊天群体，一个是我和我的学生聊天，孔庆东后来写过文章《老钱的灯》，写我当时住的二楼的灯，他每次自习回来看到老钱灯亮了他就闯进来，因为我的夫人当时在贵州没有来，学生可以随时闯进来，一进来之后就是聊天，聊到深更半夜。我记得最爱聊天的是王风，跟我经常聊到三四点种才走。另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这批人，就像刚才平原说的那样，无论是三人谈还是出书，都是聊天的产物。这样的聊天最后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文体，聊天体的学术文章体。我们的《三人谈》，大家看到《漫说文化》的序言，都属于聊天体的学术，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学术随笔。而这样一种聊天体的学术和我们的研究对象五四时期的闲谈散文有内在的相通，所以在我的感觉里，我们这套书实际上是一种主客体的融合，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心灵的交融，用今天时髦话来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大概是今天读起来特别有魅力的原因。

但是那个时代也有另外一面，所以我说的题目是岁月无情又有情，其实更准确说是岁月有情又无情，那时候有情还是主要的，但是它也有无情的一面。

最后子平远去，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在我的家里，三家一起吃饭的情景。虽然仍然笑着，但掩不住内心的凄凉；依然说着闲话，小心的避开沉重的话题，又在偶尔的沉默中感到心灵的相应。谁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等待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自己和对方都会坚守住某一块精神的圣地。这样我们的友谊，实际上就进入了相当深入的阶段，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深处。

后来平原写出了他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我写出《丰富的痛苦》，黄子平出版了论文集写《幸存者的文学》，只要从这三个题目，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内心、实际处境。

不管怎样书还是最后出版了，在这方面平原起到很大作用，而且这个书很快成为畅销书，这是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套书是别致好看，文化味、学术味、趣味十足的精品。但是我觉得这也有象征性，它证明了外在时代的干预和毁誉都只是一时的，真正存留下来的还是书，还是文化、学术及其背后的精神。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唯有文化永存、学术永存、精神永存，这是我直到今天还坚定不移的信念。

谢谢大家。

黄子平：孤独感每个时代都有，真正找到相投的人聊天要看运气

黄子平：为什么平原第一个讲呢？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传统，永远要推出青年学者，当年在万寿寺开“现代文学创新会”，他代表我们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但是老钱还比我大十岁，他不发言也罢，一发言就激情洋溢，比大家都年轻。其实当年，主要还是平原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聊天聊出来这个选题，他说要做一套散文集，问我们干不干。我们好好的要过暑假了，结果暑假过不成了，整天在老钱小屋子里面吹风扇。好处是离水房比较近，泡一个西瓜，用自来水来冷却那个西瓜。

我们三个人里面，要说“漫说文化”，我和老钱只能在外面漫说，真有文化的是平原，下乡的时候就会在生产队里说书骗工分，上了大学天天吟诗作对，他最近还办了一个书法展。我泄露一个秘密，他到北大以后，那天住进了一个研究生的宿舍，借给他一个床铺，他住在那里特别激动，整天晚上睡不着，起来刻了一个印章给我，一个藏书章，后来平原说只有夏老师有这种待遇。所以平原是有文化的，我跟老钱真没有文化，什么茶都喝，什么酒也都喝。但是老钱比我小小有一点文化，他明年要出一本摄影集。所以只能站在外面漫说，真的进到文化里头的是平原，这么一个等差的系列。

刚才说起在老钱的小屋子里面吹风扇编这个书，讨论最花时间的就是书的名字，“漫说文化丛书”的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才想起来，能够用“漫”这个词把它概括起来，但中间那些怎么样想出来的，当然最先想到的是《男男女女》，而且实在是好卖。然后顺理成章的，《男男女女》讲性别关系，所以《父父子子》，代际关系也就跟着出来了。这几本的书名我觉得跟老钱当年写《周作人传》有点关系，你可以看出来某些影子，就是周作人的影子，乡风市声鬼神那些，故乡的野菜啦乌篷船啦，就是绍兴那些民俗都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老钱提到所谓“闲话风”的散文，恰恰是五四退潮之后这些散文家，后来他们1935年编新文学大系的时候总结出来的。“闲话风”，跟五四时候的战斗激情是不一样的，他们在五四退潮以后有一个机会，在文化的层面来谈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句话来概括：“从呐喊到流言”。这种“闲话风”的散文，所以跟刚才两位提到的八十年代中期这样一种聊天的风气，我认为跟法国人布朗肖的“无限交谈”，在结构上是暗合的。

但是这种找人聊天的欲望，这种孤独感、孤单，我想每个时代都有的。而某一个时代，在某一个地域，真正能够找到同气相投的人来聊天的，这就要看运气。因为每个人都那么孤单、无聊、孤独，在同时代人里边找到可以聊天，而且聊的比较深入，这个机会比较少、比较难。用西方的说法，我们要跟伟大的灵魂交谈。所以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经典？就是在同时代人里头你要碰到这些伟大的灵魂机遇很低，而且到某一个深度，某一个学问的深度也好，思想的深度也好，你就会发现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中文系有一个说法叫做“尚友古人”，你在大学里头，非常幸运，有很好的同学，卓越的老师，但还是有局限。到了某一刻，只能“尚友古人”，跟过往时代伟大的灵魂交谈。所以这套书为什么说读起来轻松，又可以觉得继续读、反复读，其实我们是通过阅读跟伟大的灵魂交谈。所以漫说、漫游，也是一个漫谈，跟我们当年编书的气氛，在结构上有一种暗合。我们通过读这些书，这些人从民国一直到现当代的时候，用这种“闲话风”的方式去谈论他们所关注的文化主题。所以这套书后面，如果从理论来讲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化主题的概念，另外一个是散文文体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构成这本书整个理论上的框架。

文化主题也可以稍微展开说说。我那段时间已经从出版社调回中文系，除了讲当代文学史，还开了一门课叫做“主题学”，讲的什么我大都忘记了。讲了一学期主题学，很多学生后来跟我说听了那些课很有启发。我记得“死亡”主题讲了半个学期，所以《生生死死》跟我开那个课也有关系。半学期里面讨论“自杀问题”，那段时间很时髦的是卡缪的那句话“根本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那么荒诞、活得那么无聊，你干嘛不自我了结？这是根本的哲学问题。第一堂课就要事先严正声明，就说自杀学不是学自杀。八十年代大家的神经比较坚强，现在绝对不能开这门课。我刚刚看到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的讲座，他们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哈佛大学的学生里面47%有忧郁症，可见哈佛压力山大，真不是人待的地方（笑）。

主题学这方面的命题也会影响到我们当时对这些书名和选题、选材的关联。我们用最多的时间是讨论书名，我觉得是很大的成就，大概别人再也想不出这么精彩的书名，能够涵盖一些根本性的文化主题。主题这种东西原来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里面发展过来的，后来被比较文学收编变成比较文学的分支，再后来又被文化研究收编，这个主题学的学科也是流离失所经常被人收编。什么是文化主题呢？说是“集体潜意识”，说是“原型”，反复出现的“意象”，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我喜欢的一个比喻，就是说这种东西有点像某一种旋律，在一个民族的潜意识里面潜伏着，其实我们天天碰到它，但未必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听到一个旋律，非常熟悉，非常感动，这时候马上能认出来这是一个主题，这就是文化主题，跟我生命中的某一个瞬间是有一个碰撞或者某一个体验的存在。

所以我们归纳出来民国以来的这些文化主题，它是司空见惯的，《男男女女》、《父父子子》，但是某一个作家、某一个散文家突然觉得对这个主题有他特别的感触，他用跟朋友跟读者谈心的方式把它写下来，触动我们，到了落花时节还可以一读再读。

《男男女女》

散文这个文体恰恰特别适合来随性的、碎片化的，而且平易近人的去讨论这些文化主题。当时编这个散文集的时候，当然没有在理论上想的很透，但是过那么多年反思一下，应该给它奠定某些理论上的框架。我先补充这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