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孟繁华&张新颖&毛尖：如何讲述农民和农村的故事

2010年，梁鸿回到家乡河南梁庄，用口述实录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完成了《中国在梁庄》，以非虚构的文学之笔描绘了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忘的中国乡村和处在城乡二元夹缝中艰辛生存的农民。2013年，她再次追踪那些走出梁庄进入城市的农民，用《出梁庄记》记录他们在城市中的挣扎与困惑以及身份的转换与重塑。从此，“梁庄”成为了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地标。

8月16日，梁鸿携手孟繁华、张新颖、毛尖三位批评家，做客上海国际文学周，以“迁徙的我们”为主题，展开了一场关于“梁庄”的文学讨论。

孟繁华对梁鸿的写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梁鸿通过非虚构文学的方式把中国农村的当下困境表述出来，脱离了2004年开始流行的“底层写作”那种“泪水连连苦难无边”的纯粹情绪宣泄，其所具备的问题意识是“梁庄”系列难能可贵之处。

“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问题就是作家没有能力和愿望去面对中国的精神难题。”在孟繁华看来，中国在成熟的农村文明和农村经验崩溃同时，新的城市文明尚未构建起来，所以当下的写作中，城市文学不好看，乡村又少有人愿意关注。而梁鸿两部成功的作品，将公众和知识界的目光吸引到长期沉默的、破败的乡土中国，展现了一直以来被主流话语忽视的乡村图景。

“我们过去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我们的历史书写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已经是一个文坛主体趋势了，这当然是很好，但我也觉得当宏大叙事统治一切的时候，宏大叙事应该被解构；当个人写作泛滥成灾的时候，应该重建宏大叙事。”他说。

孟繁华觉得，我们在承认“梁庄”系列的价值之外还应深入思考书写当代中国的范式。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在诸多历史抑制性力量的干扰下仍然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乡村变革还是城市变革都是一项未尽的事业，因此作家在书写当代中国时既是身处其间，也要有一种未来的眼光，而这恰恰是写作的巨大挑战，即如何把握历史的相对主义和现实的困难。

“我们通常会被农村、农民的说法限定住。读了梁鸿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想象之外的生活。我们关于农民和农村的叙述太多了，但长久以来的叙述会限制我们对他们身后的宽广复杂的理解。农民的精神生活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叙述之外，这是不是美学版本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感受到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深厚、复杂和美丽？”张新颖眼里的梁鸿拥有巨大的能量、胃口、行动力和贪婪的“野心”，她是带着自身的血肉经验和经历回头去看自己的父老乡亲，而非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如今像她这样回到乡村深入观察思考、进行创作的知识分子寥寥无几。

张新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很短，很多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有乡土背景，一个主流的精神成长轨迹就是有着乡村经验的人到了城里接受现代思想洗礼后启蒙了、醒了、变了，再回头去看家乡，产生了非常不一样的情感，最普遍的态度是“我”和那里没关系了。也因此，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体觉醒只是获得新我，它需要靠否定旧我来建立，这是有问题的。

言辞犀利而诱人的毛尖，以“斜杠中年”来形容梁鸿，以“斜杠文本”来评价“梁庄”系列：“一方面，‘梁庄’系列定义了什么是非虚构；另一方面，文本中又有很多文学性的东西——‘梁庄’系列中的细节描写太漂亮了，有时看‘梁庄’系列会想到萧红，萧红写到家乡的时候也会展现出这种强有力的属于作家的虚构能力。”

对此，孟繁华补充说：“非虚构本身也是虚构，真正的非虚构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一旦进入讲述就进入虚构，历史也一样。我们读书看到历史，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伊利亚特》：‘如果当作历史，里面充满了虚构；如果当作虚构，里面充满了历史。’‘梁庄’系列本身也是虚构作品，说它是非虚构是因为它更注重客观性，但一个作家书写的文本怎么可能是非虚构的呢？”

梁鸿坦言，自己书写梁庄最初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想回家看看写点东西，因为很多村里老人的语言非常幽默。“很多读者说读了《出梁庄记》觉得很悲伤，其实我在书里写了，他们全都是哈哈大笑地叙述自己如何打架，如何争取在城里的生存空间，如何跟市民和菜市场的人斗争。很多人谈‘梁庄’总说残酷，但更残酷的是他们在笑，他们的坚韧。我一方面试图摆脱自己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想去呈现出这种矛盾与复杂性，以及生活当中的趣味和深远的悲伤。”

这就给她初衷简单的写作带来了困扰，她常常会感到沮丧，感到自己词不达意，没有办法展开自己想要展开的内容，没有办法对她所面对的生活、时代有游刃有余的表述。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当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真实生命的时候，那种内心真正的疼痛是虚构小说所不能取代的。

同时，梁鸿也阐述了自己对非虚构的理解。在她看来，文学没有办法表达全部的客观真实，文学的绝对客观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梁庄”系列中，她将地名和人名全部，并且在叙事上注重分寸感，没有把所有发生的事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