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的上学记：最忆散漫自由
何兆武的上学记：最忆散漫自由
何老的一生伴随着一部动荡的中国近现代史展开，生逢国难，小学即碰上了“九•一八”，中学又逢中日战争，刚进大学“二战”爆发，如此便觉得学历史能够懂得人类命运的走向。
1939年何兆武以贵阳考区第二名的成绩进入西南联大，原本报考的是土木工程系，随后发现自己志不在此，即转学历史。读研时，何兆武受好友、数学家王浩影响，一起读了哲学。但第一年患上肺病的他无法学习，在病榻上读外国文学作品排遣，病愈后改读外国文学。
何兆武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那是自己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原因是：自由。
与何老聊天，能深刻感受到，何老一生对于名利、物质、权力、荣誉等等几乎都无欲无求，不好争抢，或许这也正是他得以自由的源头所在。
“那时真是极度的自由”
许戈辉：1931年“九•一八”，抗战的烽火已经燃起，战火连天的动荡岁月，您当年是怎么上学的？
何兆武：那时上学倒没有什么阻碍，特别是北京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因为紧邻伪满洲国，日本人在后面的势力很大，国民党的势力也没有深入到北京来，所以是“三不管”。国民党当时是党化教育，但我在北京的学校里没有那种感受。我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住在宿舍里是绝对自由，没人管，随便你什么时候起床，随便你干什么，随便你看什么书，这也就培养了我自由散漫的精神。
许戈辉：小孩子天性爱玩，绝对自由了以后还学得到东西吗？
何兆武：那时候没有很重的负担，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功课做完，其余时间完全自由，我就自己找书看，自己找书看的效率非常高。我举一个例子，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学英文了，但直到小学毕业的时候26个字母都不认得，上课不听，考试也不会，到了中学的时候我找到一本课外读物，是英文的《一百零一名歌选》，唱里面的歌，反复地唱，唱几遍词就都背下来了，现在里面的歌我大部分都还记得。不是老师强迫你去背，而是你因为觉得好玩自动去背，效率就很高。
许戈辉：自由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兆武：“七•七”事变之后就不自由了，那时我到了中央大学附中，每天都是军事管制，早晨吹号起床、点名、跑步，一天的内容都排满了，下了晚自习还要唱抗战歌曲、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什么的，最后一句是“蒋委员长万岁”，这是惯例，所有学校都是这样。
后来上了西南联大就好了，北大、清华、南大都是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之下培养起来的，所以自由的风气特别重。到了那以后我又恢复了中学的自由，你上课没人管，不去上课没人管，上什么课也没人管。我是历史系的学生，可是文学系、哲学系的课我也跑去听，没人管。我上过几门课，对我有影响的，几乎都不是我的必修课。
许戈辉：您在西南联大先后读了四个系，本科是土木工程转到历史，跨度挺大的。
何兆武：那时真是极度的自由，随便转什么系都可以，只要你的分数通过那个系的要求，你就可以进。我读大一的时候，正是德国把法国打败了，法国本来也是世界一流的强国，这对我的精神振动挺大的，所以我想要研究研究这到底是为什么。
许戈辉：您觉得西南联大的这种自由，它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战乱大家没有心思去约束，还是因为说，即便是在战乱的情况下，那些治学的学者内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尊重每一个学生自由的选择，尊重他们真正的爱好和理想？
何兆武：我想还是后一种，还是尊重学生们真正的爱好、真正的向往，这个跟那些老先生们有很大关系，他们都是一流的学者、名人，以前他们也想走这样一条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对这个有兴趣，你就学的进去，所以学习的效率特别高，如果你对这个课没有兴趣的话，你学不进去，是学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由的方式，有它很大的优点。
“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我用个什么方法搞掉”
何兆武曾受命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革”中，这部译作因“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何兆武没有逃脱“反革命分子”的待遇。多年后，何兆武才知道，命令翻译《西方哲学史》的是毛泽东。
许戈辉：我听说您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毛主席派下来的任务。
何兆武：幸亏不知道，那要知道了就麻烦了。知道是毛主席命令的，那我说不说，不说是我不老实，我要一说就麻烦了，工宣队的领导不就都变成反革命了吗？翻译《西方哲学史》的罪名是我“为复辟资本主义招魂”，那如果你们说是毛主席命令的，就是说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那你们不是反革命啊？那工宣队的人也就都好过不了了，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我用个什么方法搞掉，比如说派我去高空作业，我的身体也做不了高空作业，一上去掉下来摔死，我想可能就会这样解决问题了。
许戈辉：当时定了“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的罪状之后，您有没有受身体上的皮肉之苦呀？
何兆武：那倒没有，不过很多人是受的，就看你的态度表现好不好了，那个时候有一些是硬骨头，死活不认的，有一些就被打死了。你看过京剧《玉堂春》吗，不是说她谋害亲夫吗，后来三堂会审的时候，审她说你为什么害死你的丈夫，她说没有，大人就问你不是上次承认了吗，她说我本来不想承认，打得我受不了了我就承认了。你就那么斗她三天三夜不睡觉，她不只好承认了嘛。我认识一个北大历史系的教授，后来有一次聊天时他就告诉我说，其实在文革里面他没有受太大罪，因为他的哲学是好汉不吃眼前亏，问他什么就都承认了。
许戈辉：我有一个挺大的困惑，我觉得咱们中国文人讲究士气风骨，应该追求真理、坚持真相，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是在很多政治斗争中又发现说，还是要好汉不吃眼前亏，得先保全自己才有继续的希望，您有过这种纠结吗？
何兆武：他们给我戴反革命的帽子的时候，我也不反对我就是反革命。这确实是一个挺复杂的伦理学问题，应该研究伦理学的先生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碰到某种情形应该怎么办。
许戈辉：您特别向往自由，您觉得自由是不是应该通过斗争才能够换来？
何兆武：也许是吧，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可是相对的自由应该允许一些。你看《毛泽东选集》这个老三篇里就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死的意义不同。“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毛主席说的，可是那时候我们就天天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请示晚汇报，那么既然人总是要死的，怎么还要万寿无疆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是这个话当时可不能问，你要是问了，你就是反革命。
许戈辉：种种政治运动中您经历了很多黑暗的日子，您是怎么看开的？
何兆武：我觉得我自己不追求名利，举个例子，解放后六十多年了，我发现每一次调整工资、或者调整职称的时候，总有人去告状，谁谁谁都升了，为什么不提我，好像他心里想不通，觉得那个人还不如我，怎么就给他提了一级，给他加了工资，我就不加工资。我觉得这个很多余，你去做什么，决定权不在你手里，在领导手里，他愿意提谁就提谁。我在历史所的时候，我也干了30年了，我们那个小组长跟我说过好几次，他叫我申请什么职称，可以评级，我从来不申请，我不喜欢申请，你愿意给我就给我，你不愿意给我就不给我，我不要求。
许戈辉：那何老，这些事您都不放在心上，那您最在意什么呀？
何兆武：在意的就是自由散漫。
（本文摘自微信公共账号：北大博雅好书 微信号：boya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