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在这份答卷之前16年，达尔文的名字就已来到中国。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则“新书资讯”，《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介绍西洋博士“大蕴”出版的新书《人本》。“大蕴”就是达尔文，《人本》就是他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和性选择》。

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的同一年，数学家华蘅芳翻译了英国地质学家雷侠儿的(Charle Lyell，现译为赖尔)《地学浅释》一书。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Pinciples of Geology(现译为《地质学原理》)，是一本对达尔文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据说，达尔文在乘坐比格尔号轮船环游地球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就是这本书。在赖尔死后，达尔文发表悼念文章:“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学习研究了他的伟大著作。”同时，赖尔也是最早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人。在华蘅芳的译本里有如此一段话:“有勒马克者，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物变至彼物，亦可自此行变至彼形。此说人未信之。近又有兑儿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这里的“勒马克”，如今通译为拉马克，这里的“兑儿平”，就是达尔文。

《地学浅释》这本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康有为、梁启超都对此书赞誉有加，而影响最深的人，则是鲁迅，鲁迅早年曾经手抄此书，并曾撰有《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文章，对进化论多有发挥。五四时期，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亦源于他所信奉的进化论思想。

早期达尔文思想传播者之一严复。

严复译《天演论》原本。

从严复到胡适

欧洲对达尔文的拒斥，源于欧洲宗教的“上帝造物”学说，上帝及其所造物与人是神圣的，《物种起源》则打破了“造物”的神圣性。中国人能够容易地接受达尔文，因为中国的思想体系里不存在“造物”概念，儒家不讲宇宙论，敬神鬼而远之，道家宣扬万物平等、庄生化蝶等思想，导致李鸿章认为《物种起源》“宏旨若中国老子”。真正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不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是严复的《天演论》，时间是18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