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尴尬”的谢铁骊：革命时代的文艺导演

导语：著名导演谢铁骊2015年6月19日去世。作为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人物，谢铁骊曾在1963年拍摄过风格迥异于当时主旋律的电影《早春二月》，没有战火、敌人、烈士，却穿插着爱情和理想，温和而哀伤。此片一出即遭到批判，不过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批判的罪名和后来平反的定性一样。文革中，谢铁骊被江青赏识拍摄样板戏电影，同时他还努力写信给周恩来，想继续拍故事片冲破样板戏对银幕的垄断。不过，即使是江青倒台以后，谢铁骊的创作仍然不够自由。作为导演，谢铁骊是不幸的，在人生最好的创作期，不断被政治裹挟，不断被批判；但他也很幸运，不仅有机会在政治最不正常的年代拍电影，还拍出了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对于谢铁骊这个名字，年轻人已经很陌生了，以至媒体要用“谢铁骊发掘周迅演电影，挂历女郎投身影坛”的标题，才能引来网友的点击。然而在中国电影史上，谢铁骊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大人物。

谢铁骊1925年生于江苏淮阴，少年时投身新四军，在文工团从事文艺工作。1950年，在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当了三年教员，他边自学边教课，积累了初步的电影知识。1959年，谢铁骊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无名岛》；1961年，他又拍了反响颇为热烈的《暴风骤雨》。但是，真正奠定影史地位，又改变了他一生轨迹的，还是要数《早春二月》。

改编左翼文学 却成了“黑干将”

电影《早春二月》讲述了“五四青年”萧涧秋来到江南小镇，试图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结果在传统势力的阻挠下终归失败的故事。这与“十七年”期间（1949-1966）的革命电影有很大不同：没有战火、没有敌人、没有烈士，穿插着爱情、理想，温和而哀伤。在拍摄技巧上，谢铁骊既艺术地运用了空镜头，又采用“多场景组合”的影像叙事方法，称得上是新中国影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那个年代，能有一部风格特殊的影片出来，当然是缘于高层的指示。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电影目前思想性够了，但是艺术性远远不足”，要求导演、编剧、演员们“多在艺术性方面下功夫”。谢铁骊在会议结束后，即着手改编柔石的小说《二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的夏衍表示了很大兴趣，亲自改定剧本，并将其命名为更有寓意的《早春二月》。

在《早春二月》即将杀青的时候，北京文艺界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开始时，谢铁骊还不以为意，一来电影有周恩来的指示、夏衍的参与；二来柔石是被鲁迅推崇的左翼作家，又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枪决的烈士，他的作品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

因此，当周扬看过放映，表示“这部片子有问题，有很严重的思想问题”时，谢铁骊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按照周扬的说法，“这究竟是在为谁拍电影，这样的一部电影明显是歌颂了小资产阶级嘛！这部片子不好，要改，要大改！”但是谢铁骊还没有来得及修改时，传来新的命令：“一个镜头不要动，准备公之于众，供批判”。其后，康生又带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

最有意思的是，如南京大学的学者洪宏所说，当初批判《早春二月》，说电影肯定了“资产阶级的自我完善和人道主义”精神；而给谢铁骊翻案时，同一部电影又被定为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上。洪宏说的很对，“今天看来，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都不符合影片的实际……”历史的吊诡，在此显露。

当《早春二月》与观众见面的时候，谢铁骊已经被打为“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文革”一爆发，谢铁骊就和一批北影厂同事被集中到了社会主义学院，他在那里，还看到了当初力挺《早春二月》的夏衍。谢铁骊参加革命早，履历也单纯，并没有太多可供挖掘的“污点”。红卫兵让他自陈“罪行”，他只有一个：“我拍了大毒草《早春二月》。”红卫兵当然不肯罢休，继续问：“还有呢？”谢铁骊说：“就这一点就罪该万死了。”红卫兵也就没话说了。

得江青赏识 拍了《智取威虎山》

谢铁骊在牛棚中受难时间不长，1967年被江青“征调”，去拍样板戏。谢铁骊后来回忆，江青看中他，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看过我的大毒草《早春二月》，觉得这个人还有一点能耐，有一点艺术细胞；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查我的档案，15岁就参加新四军……我不了解历史，也不了解蓝萍是谁。”江青甚至把谢铁骊叫过“红小鬼”。

现在来看，谢铁骊拍过的样板戏《龙江颂》、《海港》、《杜鹃花》知名度都不高了，唯有《智取威虎山》因为徐克的翻拍，在21世纪又火了一回。徐克拍电影，要想着有多少投资，要赚多少票房，但谢铁骊不需要。那时举全国之力来拍几部电影，完全不必顾及成本，想要什么道具就有什么道具。

原来的北影厂在今天的对外经贸大学那里，地方不大，一旦要仰拍英雄人物，就容易穿帮。于是江青把北影厂迁往北太平庄，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一个摄影棚。实际拍摄中，使用的树枝和树叶，是从十三陵摘的；江青要求，服装必须是用料子的，杨子荣的帽子必须是貂皮的--这样风一吹，会有毛毛飞动，有很好的舞台效果。

几乎所有关于江青的回忆，都会说到她脾气不好，谢铁骊也为此受了不少委屈。一次，江青指示说：“要用最好的色彩、角度、光线塑造英雄人物。只要有利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都可以改。”但是当谢铁骊真的对场景、台词有所改动时，江青不干了：“场景不要改，唱词、唱腔、戏的情节都不要改。你们要记住，拍样板戏，决不能走样！不走样！”

还有一次，江青对剧组说：“你们到东北去看看，看看大森林，选选大森林做背景嘛，大的树、雪，实景拍摄。”谢铁骊无意识地回了一句：“如果用实景大森林，杨子荣的马鞭的舞蹈动作能用吗？那就不协调了。大雪景是不是就应该骑着真马？”江青一听，脸上当然就挂不住了：“我是让你们试试嘛！”没办法，谢铁骊只能带人去试，显然只能是失败的。拍《智取威虎山》，前后整整用了20个月，才让江青满意。

之后的几部样板戏，下的力气也一点不少。比如拍《杜鹃山》时，谢铁骊需要一片竹林做布景，江青一声令下，让解放军出动一个专列，到江西把竹子连根带土包好，拉了一车皮到北京影棚里。这些竹子后来被移植在北影厂里，至今还在。

江青是在上海滩演艺界见过大世面的，很有些艺术眼光，如当过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有人说，江青不学无术，不懂艺术，瞎指挥，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不够公正。”他举了两个例子，程砚秋说过，“江青确是一个知音，艺术上是个内行”；赵燕侠也说过，“平心而论，江青还是懂艺术的。”所以谢铁骊能被江青赞赏，也是他艺术水准的旁证。

经得起考验的艺术成就

作为一个有艺术追求的导演，谢铁骊不希望只有几个样板戏垄断银幕。他为此专门给周恩来写信，表示想继续拍故事片。江青对于谢铁骊这种越过她，而直接找总理的行为很不满，因此谢铁骊策划拍摄的《海霞》被定为“和革命样板戏唱对台戏的作品”，他自己则戴上了“文艺黑线回潮”的帽子。

现实确实是比电影更魔幻。江青控制下的文化部原定在1976年10月12日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批判谢铁骊等人，谢铁骊甚至做好了被“发配”北大荒的准备。但是就在原定日期的几天前，以江青为首的所谓“四人帮”倒台了。

然而，谢铁骊的创作还是不自由的。拍淮海战役题材的《今夜星光灿烂》，谢铁骊设计了两个画面，一个画面中出现了30副担架，都是准备掩埋的烈士；还有一个地方出现了被炸断腿的卫生员。当时的审查意见是，说谢铁骊“宣扬了战争残酷论”。谢铁骊本人就参加过淮海战役，据理力争，但终究没用，只好把那两个镜头剪掉。

1981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谢铁骊想要拍摄讲述蔡锷故事的电影《知音》。但因为黄兴之子黄鼐提出，蔡锷在袁世凯称帝时写了劝进书，不值得歌颂，被电影局一度叫停。后来还是胡耀邦找历史学者解释，说明蔡锷在劝进书上签名并非真心，才被允许拍摄。此外，他的《红楼梦》、《包氏父子》等，都广受好评。

在谢铁骊一生拍摄的电影中，如《智取威虎山》这样的样板戏，即使放在今天，也有颇多可取之处。但于谢铁骊而言，那仅仅是革命年代的政治任务，并非他自己想拍的题材。相比之下，温和的《早春二月》或许才是谢铁骊心仪的风格。所以，他改编《红楼梦》，改编《聊斋》，是如此得心应手。

谢铁骊是不幸的，在人生最好的创作期，不断被政治裹挟，不断被批判；但他也很幸运，他不仅有机会在政治最不正常的年代拍电影，还拍出了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由此积累的经验，使其成为第三导演的最杰出者之一。

杨津涛，媒体人、历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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