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念:男人在男权结构中所获得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
2015年03月08日 11:02
来源:新京报 作者:伍勤
张念,生于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新京报:似乎“女权”一词容易被理解为和“男权”相对应的“女性霸权”,或者被认为带有“与男性为敌”的气质,所以一再遭受男性的排斥。
张念,生于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与文化批评。 金海摄
作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四人帮”(朱大可、张闳、王晓渔、张念)之一,张念是研究所中唯一的女性批评家,更因她力挺女权主义而得名。她认为,相比于许多男性叫嚷的“今天的女性权利太多了”的说法,女性的权利实际上还是太少了,女权主义的观点远远没有在女性中普及开来。她曾在《女人的理想国》一书中说,“我认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自由女人与自由国家息息相关。”
书评周刊“女权主义”的专题借用了张念的书名《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我们约访了张念,请她谈一谈这个社会为什么怕女权主义。
谈思潮变迁
“女性意识觉醒的真正范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
新京报: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和改革开放前比起来性别平等意识是不是在倒退?比如媒介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在外貌上越来越苛刻,在婚恋观上对男性经济地位越来越苛刻。
张念:改革开放前的“性别平等”有特殊性,性别政治服从于阶级斗争,性别平等是指无产阶级之内的兄弟姐妹,那么非无产阶级的男人女人哪有什么性别平等。脸色红润腰身粗壮的劳动妇女形象的确是毛时代的主流女性形象,和今天的“傻白甜”同样受制于单一意识形态的钳制,这些都不是朝向生活的女人该有的千姿百态,所以逻辑上“后退”说法不成立。那么今天同样单一的价值观,而强势的房产业打造的幸福想象,仿佛只剩下结婚买房了,造成了青年男人的凄苦与青年女人的庸俗,二者是对偶关系。婚姻成了一个公开拍卖的市场,“非诚勿扰”这样的综艺节目向我们演示着这样的生活景观。还有,20来岁就被逼着买房,这很畸形,房产业应该放在政治经济学里来识读。而女权主义对此的应对策略就是,不结婚、晚婚、同居,在当房奴和多样态亲密关系之间,你可以选择嘛。
新京报:从改革开放前国家垄断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议题(所谓的妇女解放“恩赐论”)到今天从民间兴起的女权主义倡导,你觉得有哪些积极的改变?
张念:这个积极的改变正在发生,社会自发的女权运动及其女权组织,仿佛在回应一百多年前那个喷薄而出的新生共和国。晚清到民国前后,社会自发的女权组织也非常活跃,只不过当时女权议题与国族议题协力共举,为的是告别王朝迎接一个现代中国。而今天,女权主义回归其本位,在微观权力的现场作战,练习个体的权利意识,经由性别身份,作为女人去抵抗近距离的专制,让政治素质的培育更加切身,就是说穿越身体的牢狱,去布置幸福的喜悦。
新京报:这些年兴起的一些新的网络词汇,比如“暖男”、“直男癌”、“小鲜肉”等,是否可以理解为女性意识觉醒的象征,甚至有逐渐消费男性的趋势?
张念:就目前中国女人整体的经济状况,还谈不上消费男人,如果就消费的确切含义来说。女性意识的觉醒跟“小鲜肉”无关,女性意识觉醒的真正范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整部书都是女人自己在批判、反省自己。觉醒意味着焚毁被性别公式所算计出的那个自我,让女人更勇敢更开放,改变自己也就同时会影响身边的男人,而男人们性别忧郁症的爆发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1956年,哲学家科耶夫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最后的新世界》,文章主要以法国女作家萨冈的作品为引子,感叹在自由民主普世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男性英雄的灭绝,好战英勇的男子气概被女性原则取而代之,男人们成了蜷缩在女人身边的“暖男”或“小鲜肉”。如果你是福山主义者,那么就欢呼小鲜肉的到来吧。但是女权主义不会终结在历史终结的地方,女权主义没有性别忧郁症,并从终结处出发,对自由有着更加丰富和壮丽的诉求。
谈微观权力
“在奴隶那里获得认可的主人,其自得感多么可笑”
新京报:从知识界到媒体、再到公众都对女权主义有所保留,甚至谈虎色变。在学术圈几乎很难找到女权倾向的男性学者,你怎么看性别议题一直被以男性学者所主导的知识界忽略?
张念:“谈虎色变”?也许吧,如果承认历史终结的宣言,而又不愿看到女权的兴起,这只不过是历史理性自身的错乱症,比如周国平有关性别问题的言论,就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评,相对于科耶夫的性别忧郁症,中国男性学者担忧的是“女性美”的消失,这更加荒谬。
女性主义作为单独的学术活动,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并得力于整个西方60年代的大规模的民权运动,种族、性别、年龄、性、族群以及社群这些概念重新激活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在由法兰克福学派发动的现代性批判范式中,女权主义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学界公认的现代性反思的思想宗师,卢梭、黑格尔、尼采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曾严肃地谈论过“女性问题”,女性主义学术应该与这些哲学话语展开争辩和对话,如果还对女性主义无知、麻木乃至忽略,只能说是学术眼光的短浅。
新京报:似乎“女权”一词容易被理解为和“男权”相对应的“女性霸权”,或者被认为带有“与男性为敌”的气质,所以一再遭受男性的排斥。
张念:准确地说,是与男性霸权为敌,遭到男人排斥,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谁会轻易扔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所有的权力抗争都会遭到当权者的排斥,这是人的政治本能,即压制与抵抗。当然,辨识度最高,认可度最高的抗争,就是和经典意义的政治强权者抗争,这几乎没有争议。
男权的权力主体是谁?具体的男人?不是,而是说在一种习得的性别关系中存在的权力结构,这会触犯习俗,会让男人也包括女人感觉不适,因为日常状态中的人即使遇到麻烦,往往会归咎于性格。性格的悲剧不应该让个人吞咽,而是应该警觉这样的微观权力,如何造成不应有的麻烦,并让生活感受变得悲苦。因此,当我们说性别权力的时候,是指这种权力结构有所偏差,偏向某一性别,女权主义来进行调试和平衡,缓解加诸于男人女人身上的习惯性压力。习惯造就了秩序性的环境,但当其日积月累,不松动土壤活动筋骨,这样的环境一定霉气熏天!而对于男性整体来说,如果在生存压力与生存自主权之间权衡,肯定会选择后者,这是对自由更有敏感度的人群会做出的反应。那么什么会构成男性自主权的真正威胁和压力,当然是一个同样自由的女人。更进一步,对自由充满感受力的男人为什么会惧怕自由的女人,或者排斥女权主义呢?这个悖论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没有自由的女人,男人在男权之中所获得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你想,在奴隶那里获得认可的主人,其自得感多么可笑。
谈当下声音
“当妈妈对女儿说三十岁前必须结婚,是关爱也是意识形态”
新京报:你说过的“女权可以随身赋形,小日常之下是大政治”,能说说生活经验中女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吗?
张念:所谓意识形态是指一套观念系统,马克思批判说这是意识的暗箱操作。说得太好了,我指暗箱这个比喻,马克思话音未落,1839年照相术就诞生了。意识是什么,她们围绕着幽暗的欲望旋转,意识喷射而出成了我们的行为以及经验整体。当妈妈对女儿说三十岁前必须结婚,是关爱也是意识形态,葛兰西称之为第三种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是房子,人可以进进出出,人在其中辨识自己是谁,找到身份认同。女权主义既然“主义”了,不避讳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以一种强悍的头脑去应对日常意识形态对人的压制。我说的小日常大政治就是这个意思,权利和自由是生成性的,女权主义的权利意识随身赋形,处在一个移动的地平线上,而不是绊倒你的绳索。
新京报:在中国,女权主义者经常被公众认为过度敏感、偏激、玻璃心、甚至被害妄想,你怎么看这些刻板印象?你怎么看待中国当下一些较为激进的女权声音?
张念:如果调试偏差就叫做激进,那么只能说昏聩的心智必然是脆弱的、充满防范与猜忌的。要习惯极端的声音,在我们这里,音量刺耳是应对装聋作哑的。
新京报:这些年,青年女权行动派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公共事业中,她们开展了对政府的问责、对媒体现象的批判,从政策到法律上都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但同时似乎更强化了公众对女权主义者“过度敏感”、“偏激”的偏见。你怎么看?
张念:任何行动派当然不只是为了行动而行动,为了保存行动的果实,必须将其诉求纳入制度性的轨道。什么敏感啊偏激啊,是因为人们习惯了温顺,甚至还为温顺洋洋自得。惧怕斗争,可能我们有创伤性记忆,但如果还没有能力去辨识斗争的正当性,滞留在过去斗争的伤痛里,有什么未来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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