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广东的文学阵容

1980年元月文学院成立大会合照：

前排左起：张绰、曾炜、易巩、陈残云、欧阳山、吴有恒、秦牧、于逢、韦丘

二排左起：林彬、仇智杰、易准、黄培亮、梵扬、郑江萍、黄庆云、郁茹

三排在起：陈国凯、黄天源、刘起裕、关克毅、吴之、邹月照、王杏元、程贤章、关夕芝

四排左起：杨干华、洪三泰、谭学良、陈定一、张瑞龙、杜峻、陈庆祥、戴胜德

五排左起：孔捷生、欧阳燕星、廖红球、庞太熙、伊始、杨羽仪、吕雷

老城纪事

□黄天源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季节。那时，一篇小说就可以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闻名。那时，广东的文学杂志《作品》发行78万份。

1979年，广东文坛泰斗欧阳山，鉴于本省文学创作青黄不接(作协驻会作家平均年龄61岁)，向省委打了个报告，请求批准35名专业作家的编制，得到省委书记李坚真的支持，35个专业作家的编制很快批下来了。

跟着，就在全省业余作家中挑选精英，筹备成立专业作家队伍——文学院。首选当然是陈国凯和孔捷生。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蜚声文坛，使《作品》洛阳纸贵；孔捷生的《姻缘》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跟着是杨干华、王杏元、程贤章、余松岩、谭学良等六十年代就出头露脸的业余作家，基本上是作协的嫡系部队。第三类是《作品》文革时代通过学习班、创作班挖掘的笔杆子，如吕雷、洪三泰、张瑞龙、廖红球、陈庆祥、庞太熙、邹月照、杜峻、关夕芝、戴胜德、伊始、刘起裕等。像我、杨羽仪和陈定一非《作品》嫡系人马是极少的，因为文学品种需要有散文、戏剧类，才找上杨羽仪和陈定一。我是当时《广州文艺》最走红的业余作者，所以也被选上了。此外，还有右派落实政策的干部，如郑江萍、吴之等，不知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暂且也进入文学院。

1979年7月，文学院在白云山农场召开创作会议，实质上是考察准备调入文学院的业余作者。1980年元月在吉祥路“百花园宾馆”召开的文学院会议，才是真正的成立大会。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人人精神饱满，个个意气风发。老的一代表现出久经沧桑之后的成熟稳重；中年一代大有一展拳脚的姿态；年青一代更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

欧阳山在文学院成立之初就对我们说：你们是自投罗网，文学淘汰率极高。后来的文学院院长陈国凯说得更形象：文学创作是马拉松长跑，看谁能跑到最后。果然，跑着跑着，少了一个人，再跑着跑着，又少了两个人……跑到退休年龄，能在文学院退休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到今日还坚持写作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专业作家这种体制，是否有利于文学创作，长期以来就存在不同的意见。1983年，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开始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是十年内乱以后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那一套“极左”的手段差不多都搬出来了。作协首当其冲是批判张瑞龙的现代派小说《紧急寻人》。这篇小说呼唤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复归，更是撞到枪口上，是广东文艺界难得的批判对象。应该说，张瑞龙不大擅长写现实主义的小说，但对现代派的东西，却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心领神会，如果在一个宽容自由的创作环境下，说不定张瑞龙的现代派写作会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可惜自受批判后，从此再不敢写现代派的东西了。这种体制局限创作的自由发挥是不言而喻的。生得早不如生得迟，莫言有福了，他的小说创作开始于中国思想最解放的年代。

文学院运作不久，依然信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院人马自选地点，“挂职深入生活”。我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挂职书记员，后做人民陪审员。我原是工人大佬，对司法简直离行离格，一窍不通。面对一大堆案件，真是老鼠拉龟无处入手。连一个正经的短篇都写不出来。孔捷生够精，遁回自己故乡南海，写他熟识的《普通女工》和知青生活《大林莽》。

同台吃饭，各自修行。体制对创作固然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但更重要的是你能否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勇敢实践下去。要记住：中国的四大名著都是诞生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里的。刚刚逝去的马尔克斯也并非生活在典型自由的西方世界里。文学创作的马拉松长跑，究竟能跑多快多远，能否跑到最后，主要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自己对文学是否有持久的激情，有情则生，无情则死，这是艺术创作铁的规律。是龙就上天，是虫就爬行于地。

1980年，广东有这样的文学创作阵容，让各省作协都非常钦羡。广东文学院35年来不断更新、改革，为繁荣广东的文学创作，功不可没。

黄天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