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匣人间:《周海婴80摄影集》自序
2008年09月26日 16:04凤凰文化 】 【打印

这本堂皇名曰“摄影集”的册子里,记录着我的人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母亲曾为我的初学摄影簿亲笔题写“雪痕鸿爪”、“大地蹄痕”,我一生和摄影有缘或许并非偶然。

我出生100天便被父亲抱去上海知名照相馆拍了照片,自儿时开始潜意识里对照相不陌生,甚至有莫名的新奇和亲切感。在镜头前我收敛调皮变成乖乖儿,这是镜头随人选择的奇妙,抑或是我10岁便拿起相机开始记录人生的机缘。

回溯到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之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她认为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母亲自然不能丢下方才八岁的我,让我随去做“跟屁虫”。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看出我对相机的好奇,经不起我左缠右蘑,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

自此以后,我总有拿着相机拍照的渴望,这样走了大半辈子,拍过的底片竟有数万张。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当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曾有计划,在母亲身体稍好的时候请她辨认一些经年久存的时代老照片,搞清楚其中的人物和情节,母亲最终去世,成为永久的遗憾。在我迈向80岁的时候,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整理过去的所有底片,相信它们还有历史和人文价值,整理的结果便产生了这本印刷品集子。再静下心来,不顾溽暑难耐,把一些自认为重要的环节整理成文,也算是一个“准专业”老摄影爱好者的完美心愿。

三、四十年代,照相机、底片价格的昂贵是今日无法想象的。1943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记得那只镜箱用620底片拍摄,简单的二片“新月”镜头,提拉式两挡铁片光圈,快门一挡,孔径相当于f16和f22,约是1/30秒,只能在明亮日光下拍照。底片感光度常规是25度(也称“定”),50、100度价格贵,属于中速及快片。弱光下假如能有100度快片用,是难能可贵的幸福。

1944年,我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曾在橱窗前流连“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那些德国高档机种是初学者不可企及的,有几只日本产仿制品,羞涩的口袋尚能承当,记得它是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日本f4.5镜头,康搬快门1-1/200秒,使用127底片,拍16张。我用过几个月之后,为了缴无线电夜校的学费,只好把它卖掉,说说来这番话已经是64年前悠悠往事了。到1949之后,还用过二、三手的徕卡Leica相机之类,Ⅱ、Ⅲa、Ⅲb、Ⅲc都尝试用过,都是卖掉一架再换另一种试用,手里总是保持着一架循环。直至1948年底,我在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前,用800港币买下一架禄来Rolleiflex双镜相机,我一直用它拍照到80年代。我持有过的机子,有苏联的卓尔基Zorki、基辅Kiev,德国蔡司厂的康太莎Contessa(50年代产品,产量很少),日本的尼康Nikon、佳能Canon、美能达Minolta,最近常用的是佳能数码机CanonEosKissDigital单反,有1000万象素。

我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那时母亲帮我细心粘贴,页面上有很多母亲的亲笔题字,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在我的数万张底片中,有一些我最为得意、最有纪念价值的照片。首先是1948年,香港迎接“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题。李济深、沈均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领导接到毛泽东电报,奔走相告,甚大鼓舞。估计解放军一过长江,全国很快就会解放,新政协即将召开。大家在香港地下党布置下,分途北上。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照片中轮船甲板上民主人士如郭沫若、候外庐、沈志远、宦乡、和党的领导连贯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宝贵。又比如;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民主党派的讨论学习会场,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虽然清晰度差,又非广角镜头,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于国于民我心足矣!1948年民主人士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的事情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所以,我的这几帧照片应该算做唯一历史见证的“孤本”了。

其次是“二、六”轰炸的照片。1949年初夏,我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廖承志建议我们几个“孩子”,各自补习所缺的高中文化课程后,第二年去苏联求学。这样,我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回炉。不久,抗美援朝开始,我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看到窜天的浓烟,这便是“二六”轰炸上海卢湾区。冲天黑烟被我拍了下来。隔天我又和表兄马永庆赶去现场拍摄残存废墟,进入现场时,我们被警卫所阻,亏得那时侯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印了名片,叫做“海马摄影社”,凭这枚小片子,才得到许可进入警卫圈内。进去后我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今年春天,我又专程去了五十八年前的故地,只寻见路边一块纪念碑石,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缘故被敲成两截,又用水泥粘合一起,这种偶然的“不幸”和伤愈,令人呵嘘叹息!

再有几帧灯光人像似可以特别一叙。那是1949年冬,由杨子颐先生介绍我参加了摄影前辈吴寅伯的“上海摄影学会”,他们都是老一辈摄影家。之后吴先生到北京的人民画报社和中苏友协工夫,我间或去问候请教。上海期间,吴老主持学会活动,常请某一方面学者讲授各类摄拍技艺科目,我记得有一次邀请了京剧名演员言慧珠来会场充当被摄模特。那天专家教的是灯光“单灯”人像摄影,只用一只200瓦上下普通聚光灯,另一侧面施加一块白色反光板,调度两者远近距离角度方向,获取不同效果。对演员言慧珠的身形神态并不去刻意“摆布”,由她自由发挥转动变化角度,有十几位摄影家前后左右抓拍,我也挤在边夹缝里按快门。过了两周言慧珠再度到上海摄影学会,大家依次让她看自己的作品,我是最后一个把“习作”交给她,想不到她看了照片后凝视了我这个最年少的“学徒”,竟开口问“你可不可以把照片送给我?”我受宠若惊当即应允,三张10寸精心制作的照片被她收藏了。

近七十年来,我的摄影兴趣不减,从未间断却并不连贯,这与时局、运动、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关系。坦白说,我确实曾想过当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可是最终却还是钟情于科技。我拍摄的题材以人为主,也有随机的景物,那是我的审美观和兴趣的体现。我喜欢遇到机会抓拍性地留影,对布设、摆布没有好感。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特别敏感,因此拍下不少解放前难民和乞讨者的照片,自然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让它们证明时事。

我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与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再看今日,数码时代来临,相机发生彻底革命,电子代替胶片,相机的普及率造就一代摄影族群,网络上以亿万计的照片让人应接不暇,我依然努力地跟随时代的脚步,开始用新型摄影器材,摆弄着未知同时却也在不停地回味。“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本印刷品无疑是我在潮流中行驶的逆舟,毕竟这是我的拥有,姑且称之“镜匣人间”。

这本集子留给我所爱的人。感谢所有帮助我的好朋友们。

2008-8-1于北京木樨地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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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海婴   编辑: 邓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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