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堂皇名曰“摄影集”的册子里，记录着我的人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母亲曾为我的初学摄影簿亲笔题写“雪痕鸿爪”、“大地蹄痕”，我一生和摄影有缘或许并非偶然。

我出生100天便被父亲抱去上海知名照相馆拍了照片，自儿时开始潜意识里对照相不陌生，甚至有莫名的新奇和亲切感。在镜头前我收敛调皮变成乖乖儿，这是镜头随人选择的奇妙，抑或是我10岁便拿起相机开始记录人生的机缘。

回溯到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之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她认为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母亲自然不能丢下方才八岁的我，让我随去做“跟屁虫”。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看出我对相机的好奇，经不起我左缠右蘑，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

自此以后，我总有拿着相机拍照的渴望，这样走了大半辈子，拍过的底片竟有数万张。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当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曾有计划，在母亲身体稍好的时候请她辨认一些经年久存的时代老照片，搞清楚其中的人物和情节，母亲最终去世，成为永久的遗憾。在我迈向80岁的时候，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整理过去的所有底片，相信它们还有历史和人文价值，整理的结果便产生了这本印刷品集子。再静下心来，不顾溽暑难耐，把一些自认为重要的环节整理成文，也算是一个“准专业”老摄影爱好者的完美心愿。

三、四十年代，照相机、底片价格的昂贵是今日无法想象的。1943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记得那只镜箱用620底片拍摄，简单的二片“新月”镜头，提拉式两挡铁片光圈，快门一挡，孔径相当于f16和f22，约是1/30秒，只能在明亮日光下拍照。底片感光度常规是25度(也称“定”)，50、100度价格贵，属于中速及快片。弱光下假如能有100度快片用，是难能可贵的幸福。

1944年，我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曾在橱窗前流连“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那些德国高档机种是初学者不可企及的，有几只日本产仿制品，羞涩的口袋尚能承当，记得它是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日本f4.5镜头，康搬快门1-1/200秒，使用127底片，拍16张。我用过几个月之后，为了缴无线电夜校的学费，只好把它卖掉，说说来这番话已经是64年前悠悠往事了。到1949之后，还用过二、三手的徕卡Leica相机之类，Ⅱ、Ⅲa、Ⅲb、Ⅲc都尝试用过，都是卖掉一架再换另一种试用，手里总是保持着一架循环。直至1948年底，我在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前，用800港币买下一架禄来Rolleiflex双镜相机，我一直用它拍照到80年代。我持有过的机子，有苏联的卓尔基Zorki、基辅Kiev，德国蔡司厂的康太莎Contessa（50年代产品，产量很少），日本的尼康Nikon、佳能Canon、美能达Minolta，最近常用的是佳能数码机CanonEosKissDigital单反，有1000万象素。

我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那时母亲帮我细心粘贴，页面上有很多母亲的亲笔题字，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在我的数万张底片中，有一些我最为得意、最有纪念价值的照片。首先是1948年，香港迎接“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题。李济深、沈均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领导接到毛泽东电报，奔走相告，甚大鼓舞。估计解放军一过长江，全国很快就会解放，新政协即将召开。大家在香港地下党布置下，分途北上。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照片中轮船甲板上民主人士如郭沫若、候外庐、沈志远、宦乡、和党的领导连贯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宝贵。又比如；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民主党派的讨论学习会场，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虽然清晰度差，又非广角镜头，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于国于民我心足矣！1948年民主人士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的事情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所以，我的这几帧照片应该算做唯一历史见证的“孤本”了。

其次是“二、六”轰炸的照片。1949年初夏，我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廖承志建议我们几个“孩子”，各自补习所缺的高中文化课程后，第二年去苏联求学。这样，我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回炉。不久，抗美援朝开始，我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看到窜天的浓烟，这便是“二六”轰炸上海卢湾区。冲天黑烟被我拍了下来。隔天我又和表兄马永庆赶去现场拍摄残存废墟，进入现场时，我们被警卫所阻，亏得那时侯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印了名片，叫做“海马摄影社”，凭这枚小片子，才得到许可进入警卫圈内。进去后我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今年春天，我又专程去了五十八年前的故地，只寻见路边一块纪念碑石，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缘故被敲成两截，又用水泥粘合一起，这种偶然的“不幸”和伤愈，令人呵嘘叹息！

再有几帧灯光人像似可以特别一叙。那是1949年冬，由杨子颐先生介绍我参加了摄影前辈吴寅伯的“上海摄影学会”，他们都是老一辈摄影家。之后吴先生到北京的人民画报社和中苏友协工夫，我间或去问候请教。上海期间，吴老主持学会活动，常请某一方面学者讲授各类摄拍技艺科目，我记得有一次邀请了京剧名演员言慧珠来会场充当被摄模特。那天专家教的是灯光“单灯”人像摄影，只用一只200瓦上下普通聚光灯，另一侧面施加一块白色反光板，调度两者远近距离角度方向，获取不同效果。对演员言慧珠的身形神态并不去刻意“摆布”，由她自由发挥转动变化角度，有十几位摄影家前后左右抓拍，我也挤在边夹缝里按快门。过了两周言慧珠再度到上海摄影学会，大家依次让她看自己的作品，我是最后一个把“习作”交给她，想不到她看了照片后凝视了我这个最年少的“学徒”，竟开口问“你可不可以把照片送给我？”我受宠若惊当即应允，三张10寸精心制作的照片被她收藏了。

近七十年来，我的摄影兴趣不减，从未间断却并不连贯，这与时局、运动、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关系。坦白说，我确实曾想过当个专职的摄影工作者，可是最终却还是钟情于科技。我拍摄的题材以人为主，也有随机的景物，那是我的审美观和兴趣的体现。我喜欢遇到机会抓拍性地留影，对布设、摆布没有好感。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特别敏感，因此拍下不少解放前难民和乞讨者的照片，自然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了“猎奇”，只希望让它们证明时事。

我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如今却无意间为大家与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再看今日，数码时代来临，相机发生彻底革命，电子代替胶片，相机的普及率造就一代摄影族群，网络上以亿万计的照片让人应接不暇，我依然努力地跟随时代的脚步，开始用新型摄影器材，摆弄着未知同时却也在不停地回味。“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本印刷品无疑是我在潮流中行驶的逆舟，毕竟这是我的拥有，姑且称之“镜匣人间”。

这本集子留给我所爱的人。感谢所有帮助我的好朋友们。

2008-8-1于北京木樨地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