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很开阔。

开阔的上海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上海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中国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全国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上海”。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上海称为“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却遍布全国，到处都是。今日之上海，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毕竟不是“大上海”。领略了“小上海”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领导派到上海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上海的人来说，上海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上海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上海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上海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匾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精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上海又是多么大 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国际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上海，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潮，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上海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国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正如美国不能没有纽约，中国也不能没有上海。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上海。这不仅因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上海能给他们以“家园之感”。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北京让他们感到神秘，而上海让他们感到亲切。（图十六）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上海，不论在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外地人与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虽然“老嗲咯”，上海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上海，人们习惯性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上海”；而当他们要对上海表示不满时，则称它为“上海滩”。因为一提起“上海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飞、小开、妓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上海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场荡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北京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北京和上海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上海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上海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上海的种种不满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上海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中国人都公认北京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上海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上海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上海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北京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欢上海，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上海，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上海，但如果让他们到上海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高采烈。总之，正如《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上海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便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盛赞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认为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狼藉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上海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内外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内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上海。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具有成为“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妓女为能事（《致新潮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