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囚犯

1957年反右开始，贾植芳不了解外面的形势，还保持着对监狱内“有烟抽、伙食还不错”的“单间生活”的乐观情绪。7月的一天，提审员拿着一张写有很多复旦教授名字的名单给他看，责令他交待这些人的“身份”和“彼此关系”，那里面有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外文系教授孙大雨等人，其中有些人之前为贾说过一些公道话，比如王造时就曾经说，“把贾植芳抓起来是违反宪法”。

贾植芳辩护说，“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英美留学生，解放前就是教授，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贾植芳不比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个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对方的回答则让他感到彻骨的寒冷:“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你就是反革命。”

数天后，贾植芳就被取消了原来的狱中待遇，每日吃两顿饭，晚上睡在地板上。自谓:“从这时起，我真正感到了自己是一个‘囚犯’了。”

1966年3月30日，50岁的贾植芳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年4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由保卫科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原来管制贾的“监督小组”改为“专政小组”，他作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受各种批判、游斗、凌辱和殴打，同时还被强制劳动、打扫厕所，犹乐观幽默地声称“当时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

冤案平反后，贾、胡再次相见，是在上海龙华精神病院。“他显示出一副呆痴状，很少发言，只是悄悄地流着眼泪，梅志（胡风夫人）不断地替他拭着泪水，它们又不断地涌出来——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呆呆地望着门口我们的身影，兀自流泪不止。”“（他）为人诚恳、正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中国文学理论贡献甚大。”贾植芳曾在1980年代如此评价亦师亦友的胡风。

“没有功利的热情”

1978年9月，复旦大学印刷厂召开大会，宣布为贾植芳“摘帽”，12月，受尽磨难、相濡以沫的妻子任敏终于回到他的身边。1980年12月正式平反，得补助费500元，随后恢复教授职称，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1987年退休之前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

恢复名誉之后的贾植芳虽然年逾古稀，但工作热情很高，他不但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整理出版了巴金、闻捷、赵树理等研究资料专集，还写作了大量散文、文学研究论文、杂文等，而且与巴金、王元化、施蛰存、唐弢、绿原、茅盾、萧军、冰心等文化名人多有交往。

贾植芳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除入狱、改造及接受批斗外，多年坚持不辍，一直至其病危住院无法动笔。他的日记字迹难以辨认，也每天由其侄女负责“翻译”整理得井井有条。

1985年7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到电话得知自己翻译的《契诃夫手记》第三版已经排版印刷完毕，但就是装订不出来，因为一些出版社“只顾印赚钱的书”，为此他大为生气，痛斥道，“多少年的反动的左的路线，把人都变成鬼或兽，一种利己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的生活哲学”。

他晚年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在其门下进修；青年学者购买的港版《金瓶梅》遭海关查扣，他亲自写信给市委宣传部长要求放行。1986年11月，他在复旦大学接待了来访的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英国立兹大学教授詹纳尔，席间专门询问了他们对索尔仁尼琴的看法。此间的日记记载说:“谢说，他初期作品还好，但越走越远，成为法西斯；西方说他是持不同政见者。”这种记录与2007年普京专门颁奖给索氏的新闻相较，别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