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判断只能由学术权威机构或学术权威做出，其标准远远高于司法。学者有意违规，只能终身禁赛，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抄袭等学术腐败现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近来被揭发出来的不过冰山一角，恐怕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但有人顶风作案，方法手段也更加变幻无穷。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当今学术界的乱象，亦不为过。

指陈学术腐败的种种怪相，已经不足为奇，其中制度性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除非釜底抽薪，难得云开雾散。而各种反对学术腐败的言行，透露出学术无法规范的种种信息，值得深思。

如今判断学术是否抄袭的一大难题，据说是鉴定不易。之所以不易，是因为鉴定不由学术权威来做，而是由司法或行政部门进行。司法和行政部门对于相关学术领域，大都外行，他们只能根据文字内容的完全重复率进行判别。除非懒虫和笨蛋，一般稍有知识的人，很容易用不同的文字，表达相同或相似的意思。早期抄袭事件大都归入所谓著作权之争，往往各执一词，学术机构不愿招惹麻烦，听之任之，结果闹上法庭。法官千辛万苦，还是费力不讨好，而且留下许多后遗症。仅举两点：

其一，法官判案，以定罪的准则，一般从宽。而学术必须从严，这不仅因为学者是社会的良心，要为人师表，学术机构是社会的精神底线，所以必须用最高道德标准来检验，而且由于学术是少数人的事业，一般人很难在这样的领域中具有鉴别能力和获得发言权。学者如果没有高度自律，存心剽窃作伪，容易得逞。而一旦暴露，则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正因为如此，学术必须靠高度自律来维系。学者有意违规，便失去学术自律和诚信，只能终身禁赛，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当然，可以转而从事其他职业或是隐居。

或以为学术在自律之外还要他律，此说看似有理，求助司法即其体现。殊不知如果假定学术界居心叵测者居多，则无可药救。由司法来解决学术道德问题，容易模糊是非，混淆善恶。学术判断只能由学术权威机构或学术权威做出，其标准远远高于司法。如果说政治人物贪污受贿，在司法定谳之后才会下台，学者抄袭，则早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就应该永远失去作为学者的资格。否则，看似法纪严明，实则宽大无边。如今行内人一望而知的抄袭，因为判断权操之司法行政，反而不敢轻率定论。对于学者违规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时下学术界乃至相关各方似乎相当宽容。东窗事发后，求情者有之，维护者有之，所在单位或装聋作哑，或刻意袒护。即使遭到处分，还有大学等学术机构争相聘请，全然不顾斯文扫地，也不怕误人子弟。可见司法干预的结果，反而使得学术界放弃责任，进一步丧失了学术鉴别力。长此以往，终有法不治众的一天。

其二，抄袭行为由司法鉴定的一大流弊，是按照司法原则，应当谁主张谁举证。不过这样的规则并不适宜于学术领域。尽管胡适认为学术史上两人水平相近，用相同材料研究相同问题，所得结论大体相同的事偶有其例，可是在资讯发达的今日，动手之前检阅前人研究，应是必须的程序，而且除个别情形外，大都不受国界、语言等条件限制。同时，当今又是知识爆炸时代，有意作伪抄袭，可以得逞于一时。虽有自以为是者设计防弊软件，其实所能检查的，仍是懒虫和笨蛋，至多适用于学生和水平不高的学校职称评定，很难作为学术检验鉴别的有效工具。

应对司法干预，抄袭作伪之徒早已与时俱进，近年来有意毁尸灭迹者似呈上升趋势。其著述大量征引不大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以炫其博学与用功，而与本题直接关联的著述则故意隐瞒不报，且声称前人没有直接研究，以显其价值。实则如果不参考（甚至应用）前人研究，不可能达到应有的层次境界。之所以不敢如实列举，还是相似之处太过明显，坦承无异于自首。而分科治学之下，学人大都偏于一端，难以识破。不过，此种人大都自以为高明，往往揪住所取前人研究的一二破绽，做商榷文章，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露出狐狸尾巴。可是如此明目张胆的自我暴露，一旦告知其所在机构，当政者还要求主张者举证！不言而喻，所举必定是那种低水平抄袭，因为只有那样才算是铁证如山。其实正确的做法很简单，只要当面询问其是否看过前人研究，若看过，为何不加征引；若未看过，何以能够商榷，则原形毕露。诸如此类自以为是的“好狐狸”，固然可以尽欺司法行政和社会大众，却难逃高明者法眼如炬，洞烛其奸，立刻无所遁形。

以司法行政他律学术，还是少用为佳。否则，“难以判断”已经成为袒护显而易见的抄袭行为最方便的托词，而学术则日益不见了权威。学术不存，规范何用？又如何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