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感激河南一位古风古义的窃贼，如不然，我的人生则是另外的局面。”特约摄影：彭辉

人物

朱学勤，思想史研究的中坚学者

1952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1972年进工厂做工。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担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等书。

偷迁户口 为理想下乡兰考

我下乡是到河南去，当然，去的时候是受了当时那种鼓动，文革的精神鼓动在城市的中学生当中激起了一种理想主义热情。我去了兰考，一个人去寻找当时已经存在了一两年的集体户。父母都不愿意我一个人到那么苦的一个地方去。我自己偷偷地把户口本拿出来，把户口迁掉，然后跟父母吵闹，他们无奈之下只好放我去。

当时，我急着下乡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在中学误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被定为“小反革命”，但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动标语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当时学校里不正规上课，到处扔的都是纸和笔，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小孩子更是乱写乱划。有一次，不知道谁写了一条标语扔在讲台上就走了，我去了之后正好手摁着那句话，也没有看上面写得是什么，就随手写了一句：“娘希屁！”“娘希屁”是当时的中学生偷偷看的一本禁书《金陵春梦》中蒋介石骂人的口头禅。小孩子看什么学什么，看了《金陵春梦》就学会了“娘希屁”，不光挂在嘴上还写在了纸上，实际上，我前面的一个同学在纸上写的是当时最革命的一句标语。

第二天，学校就说出现了反动标语，那张桌子作为案发现场被抬到了专案组。当时我只有十六七岁，这件事的发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我不愿意跟当时的同学们闹闹哄哄集体插队落户，我想摆脱的是城市中那种庸俗的生活，拥有一种理想上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也想摆脱那件事情给我带来的阴影。

算我幸运，我所在的集体户都是老高中生，学习的风气比较浓厚，虽然当时学习的内容无非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之类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养成了我自学的习惯。后来我学英语、学中国历史、学世界历史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恢复高考前三年 尝到造化弄人

1972年我通过招工离开农村，到了工厂，前五年干活，做管道工。后五年在工厂的子弟学校里做教员。当时的国有企业是工厂办社会，要办医院、办学校。工厂子弟学校里缺历史教员，他们听说我们那批上海知青很好学，其中有一个人对历史有兴趣，自学了很多东西，就把我调了过去。

在当教员的过程中，我一边教书，一边给自己定了一个自学计划。我觉得文史哲中的文学我已经远离了，一方面也觉得文革中后期的文学太轻浮，另一方面，文学所能提供的思想养料也太少，没有办法解决盘旋在我脑子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所以我就转到了历史和哲学，先是世界史，后来是中国史。

学完历史之后，我又把当时能够找到汉语的关于中国政治传统的读物基本都读了，但读完之后我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就觉得，恐怕中国的答案要到汉语以外的读物中去寻找，很自然就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发生了兴趣。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恢复高考，更不知道会招研究生，而研究生的专业里面有这样一个学科点。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自然卷入了高考的潮流。我高考的道路比较曲折，1977年那一年，河南是根据已婚和未婚两个标准录取的，已婚的要比未婚的高出二十分才能被同等的学校录取。当时我是已婚，以我的分数，只能被一个当地很差的学校录取，又是我的志愿之外，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就回了上海探亲。结果那个学校还真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结果被我所在的学校的支部书记回绝了，他倒是一番好心，他说：“这帮上海知青眼界都很高，他们填的志愿录取了固然好，如果志愿底下的一个小学校，他们一定不愿意，别浪费这个名额了。”等到我9月份回去之后去问这件事，人家的答复是：“你们的眼界高。”我就这样错过了1977年的机会。

到了1978年的时候，自己也犯傻，当时说的是高考政策三年不变，所以想好好复习一下争取1979年考出一个好成绩，而且1978年我的太太生孩子也需要照顾。孩子满月之后送回了上海，从5月份开始我们开始自修，她准备考理科，我则是考文科。结果到了1979年，招生政策就变了：已婚者一律不许报考。这样我就和我的大学本科失之交臂，从此绝缘。当时我还曾经给高教部长蒋南翔写过一封信，但是我的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