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为人作嫁: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图)
2010年09月15日 11:34 新京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新华文摘》等杂志的创办者

你可能不知道“范用”这个名字,但是只要你是在中国内地,恐怕不会不知道《傅雷家书》、《读书》、《新华文摘》———这些都是由他一手编辑或者创办。

他一生出版了大量书籍,但至今为止他自己只写了两本书:《我爱穆源》和《泥土脚印》。他说:“我不是写文章的人,我是给人家出书的。”

范用说:“从梦想到现实,我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

与李公朴结缘

1937年,我就没有家了。1938年我逃难到汉口,投奔武汉的舅公,被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当时这家出版社的创办人就是李公朴先生。

李先生嗓门很大,见到我这么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就用手摸着我的脑袋问这问那的。当他知道我是镇江人之后,更加亲热了,因为他十几岁的时候在镇江的百货店当过学徒。

我喜欢夜里看书,所以早上睡懒觉起不来,李先生就大声叫醒我说:“你学斯大林、毛泽东啊!”我这才知道他们两个人原来是夜里办公白天睡觉的。

我第一次吃西餐就是李公朴先生带我去的。李先生年轻时候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轮船上打过工,做过boy,给人家端盘子什么的,他懂得吃西餐的规矩。他知道我没有吃过西餐,所以有一次他特地带我到重庆上清寺的一家西餐馆,教我怎样拿刀叉、怎么样喝汤、怎么样吃东西不发出声音。西餐没有酱油,我觉得挺难吃的,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因为总是有青年来求见李先生,他要我每天把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告诉他,他就可以同青年们谈论时事。他还打算介绍我去给沈钧儒老先生读报,可惜我工作太忙走不开。李先生待我是很好的,可惜他被国民党给暗杀了。

他在1946年7月11日那一天遇难,我最后收到他的信是他7月5日写给我的,我帮他印了一本书,他要汇钱给我。当时他在昆明我在重庆,这两个地方之间不是天天有航班,我7月12日早晨看报纸得知他不幸遇难,就在那天中午我收到他的来信……

往事苍茫话旧友

我十六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比我大两岁的女孩。那时我还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做练习生,有一天中午,我干完活就急急忙忙地赶到黄陂路去看电影,那儿正在放映苏联电影《无国游民》,一般市民很少有喜欢看苏联电影的,所以电影院安排在中午放映。

我到黄陂路的时候,电影院还没开门,我就在路上走来走去,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女孩,她穿天蓝色的短袖上衣和黑裙子,眼睛大大的,很漂亮,看起来像个女学生,其实她是演剧队的。

电影院开门的时候,买票进去的只有我们两个人。过了一会,她朝我招手说:“小弟弟,过来坐好不好?”我说你到我这边来坐吧。她就坐过来跟我说话,问我多大了,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就说给她听。

后来我们又从电影聊到了话剧,我在穆源小学参加过儿童剧社,也演过话剧。所以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忽然说:“来我们演剧队吧,我们正缺个小演员。”

我不肯,我好不容易在出版社有了个吃饭的地方,不想离开,而且我喜欢看书,在出版社有书看。她还是不停地劝我,我说我再想想。

没想到,第二天,她又追到我们出版社来了,还是想拉我去演剧队,我下不了决心,她只好失望地走了。后来我想,如果我跟着她去了延安,我会不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文革”的时候,我被打成走资派,听说她也被揪出来,给剃了个阴阳头,和别人一起跪在马路上,我不敢想象这幅画面。

等到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姐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她要我带她去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了却一桩心愿,她真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女性。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她就去世了。2001年,她的女儿看到我写的缅怀她的文章,给我寄来了她的相片,说:“我想假如您当年参加了演剧队,甚至去了延安…… 您的小资情调一定会让您在运动中大吃苦头的,还是不去较为明智。“

“闷声发大财”

有人奇怪,范用你怎么没有被打成右派?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很简单,我这个人从来不讲话,叫我讲我也不讲,我们家乡有句话叫“闷声发大财”。

1957年,我所在的出版社有十几个同事都被打成右派,而我躲过了,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弄不好祸从口出。

当年有两个同事、一男一女追到我的宿舍,要我鸣放,我一言不发,他们走的时候,我突然说了一句:“钢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说。”这一来我成了公然反对革命,第二天就给我贴了张大字报。

可是到了1957年,这句话又成了我的正面发言,说我钢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肯说党的一句坏话,所以我很幸运地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我的好多朋友都是右派,我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我有个看法,右派都是好人。

如果丁聪没被打成右派,我说不定还不会和他成为好朋友呢。有一天,文化部大厅批判右派分子,丁聪作为“二流堂”的一员也在其中。我早就看过丁聪的漫画,尤其是那幅《花街》的漫画,我记得很清楚。中午散会之后,丁聪走到一家青海餐厅吃包子,我就尾随他后面进去,跟他套近乎。

我和丁聪真是多年的好朋友。丁聪喜欢吃,他生病后,家长沈峻不让他吃饭,以前他常常来找我“反饥饿”,我退休后他就不来了,我们只好两地相思。最近我跟他家长说了:“让他吃吧,都这个年纪了。”他现在又能随便吃了。

和右派做朋友,最多说你右倾,立场不稳,说我右倾我是不怕的……这些都是很不愉快的事情,不提也罢。

漫画的大情人

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爱漫画,但我没有画画的天才。我只是喜欢把书印得很漂亮,这是我的爱好。我自己设计过一些书的封面,笔名叫“叶雨”,取“业余”的谐音。

我有很多漫画家朋友。我家墙上,挂满了他们画我的漫画。我的朋友廖冰兄说我:“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他说我是漫画的大情人。

还有,华君武画过我一副“过关图”。有一年我到香港去玩,朋友请我吃烧烤后送给我一套烧烤餐具,有十把不锈钢的剑,很漂亮的。过海关的时候,警铃大响,警察以为我带着什么武器呢。

我把烧烤餐具带回来之后就拿到三联书店去,有人送来一只羊,我们就在走廊里烤那只羊,烤得整个走廊都烟雾腾腾的。现在这套餐具收在我家里,没有地方拿出来烤肉。

“文革”的时候,我的一位美编同事小王画过我一幅漫画,十分有趣。画里面是四人抬轿,刘少奇坐在轿子里面,轿子上写着一个“资”字,我拿着哭丧棒跟在后面跑,如丧考妣,他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文化大革命不要怪任何人,那时候大家都没办法,我和小王从那时候到现在都一直是很好的同事。

我一看见这幅漫画就很喜欢,但当时它是贴在大字报上,我想撕下来但不敢去撕。后来我去找到那位同事,说你当初画的画很好玩,请你给我重新画一副,我要珍藏起来、传之后世。

关于酒:一个美丽的误会

人人都以为我爱收集酒瓶,其实这真是一个误会。小时候,因为父亲不会喝酒,来客人了就由我作陪。而且我的外婆是卖酒的,她把黄酒从绍兴运到镇江来卖,所以我很小就会喝酒。

以前,我喝完茅台酒之后就把酒瓶毫不客气地砸掉了,因为据说一个瓶子可以卖五元钱,有人会收购去,拿它装假酒。但是洋酒瓶很漂亮,我舍不得扔掉,就留下来了。结果人人都以为我爱收集酒瓶,都拿来送我,结果就越集越多。

我家里的酒已经放不下了,都是别人送来的。柜子里、椅子下面到处都是还没开封的酒,连我家一个废弃不用的浴缸里都装满了酒,我一辈子都喝不完了。

我年轻时候很喜欢吃、喜欢喝,现在我老了,胃口不行了。我每天只喝一点红葡萄酒,它对身体有好处。黄酒也是很好的,对人体没有任何害处,可以随便喝,白酒我现在已经基本不喝了。

以前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我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喝酒,夏衍说范用哪里是在办出版社,是在“搞朋友” ———上海话这么说。我说:“夏公,我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我的好朋友有很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现在我就是在家舒舒服服养老,看看电视看看书,也很无聊,没什么事。只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请四个老朋友和我碰碰面,他们都是我在三联书店的老同事,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好朋友,我请他们去三联的咖啡厅喝喝咖啡,然后大家一起吃顿饭。

人物档案

范用

1923年出生,江苏镇江人。1938年起从事出版工作,辗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解放后来到北京,位至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同时自1985年起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1989年离休。

范用与《读书》

经过“文革”十年,思想凋敝,文化园地一片荒芜。1978年12月,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在第一时间开始筹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

毕竟坚冰初启,这个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十分敏感。此时,范用提出,这刊不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办,就由他担当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向党组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全由他一人承担。此后,每次《读书》付印前他都要看清样。范用坚信《读书》不会有问题。然而《读书》1979年4月的创刊号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此文一出,书界震动,对整个社会风气亦有影响,《读书》因此名声大噪。

摘自曹红蓓《那时<读书>:从“冲锋在前”到“温和说事”》

记者手记

“听说您请别人来家吃饭,还自制菜谱让他们点菜啊?”嘴馋如我者,一见先生,就迫不及待地问。先生竟不出声,自顾自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扭身进了里屋。

一会儿,他拿出一张发黄的纸递给我。纸被折成扁长的菜单形状,正面贴有一张彩图:见不着人,只见烛光、花朵映衬下的餐桌上搭着两只手,男子正轻握着女子的纤纤素手,给她戴上指环,大约是求婚的意思。

内里左页写着菜名,诸如王夫子菜墩等,右页是来客的签名,有丁聪、赵丽雅、王世襄等,底下是主人的签名:超级名厨陶朱后人治馔。时间是1990年3月1日。

那该是怎样一场客主尽欢的火锅宴啊?

先生家的书柜下面摆放着许多年代久远的纸袋,列队排开有一米多长———他把所有人的来信都粘贴在自制的剪贴本上,依姓氏存到纸袋里保留下来了。 他说他怀念他的朋友们,深深地怀念。

本文原发表在2004.11.5新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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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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