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说，他依然怀念儿时那印刷机转动时悦耳的声音。本报记者郭红松摄

“喂，我范用！”随着一声中气十足的招呼——其实更像一声断喝——范用那戴着黑框大眼镜的漫画形象立刻从脑海里弹了出来。“范老，您什么时候有空啊？”“我都在家我都在家！”早闻范用语速快，没料到竟是这般风风火火、干净利索。我一下乐了。

好书、美酒、良友、文人、江南，这些都是美好的。走进范用坐落于北京芳古园的居所时，才感到美酒佳酿，墨宝书香，以及漫漫岁月中沉淀的温暖情谊，竟如天赐般诸美齐具，都汇聚于小小一间客厅里了。

客厅的北墙朝着大街，挂着一幅神完气足的书法：“文酒足风流，杯倾松鹤楼。几时摇画舫，一夜到苏州。”那是1985年春日寒夜，范用与宁沪旧友聚饮都门松鹤楼时，李一氓先生题赠的。客厅东墙矮矮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旁边墙上挂着丁聪、方成、叶浅予、廖冰兄、华君武、苗地、黄永玉等众多漫画家为他画的像，其中廖冰兄的画上题曰：“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活画出范用与漫画和漫画家的情谊。西墙上是黄苗子集陶渊明诗句所书之联：“且共欢此饮，时还读我书”，并称：“范用老兄耽酒嗜书，有五柳先生高致，所撰散文亦不让桃花源记也。”至于靠墙的柜里柜顶，全是酒瓶，高矮参差，方圆不整，琳琅满目地排成方阵。 　　就是这寻常谈书品茶、迎来送往的一间客厅，完美地呈现了其主人——因个头不高而自谑为“小尺码”的范用先生——一生与书、画、酒、友的浪漫情缘。而这些浪漫情缘，又都源于其一生的出版事业。

范用是中国出版界名重一时的人物，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策划出版过《傅雷家书》、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巴金的《随想录》等等。张中行曾评价说：“书籍的编印装帧……久闻北方有个范用，南方有个钟叔河，是大专家，出手不凡。”

殊不知，“北方”这个范用，却来自钟灵毓秀、山温水软的江南。

江南旧梦

坐落于长江下游的小城镇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水陆码头。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河上有座洋浮桥，盛夏的夜晚，附近居住的人们常到桥上乘凉、聊天。迎着桥的日新街，酒楼旅馆，歌女清唱，夜晚之浮华，尤胜于白日。

范用的外婆就在这洋浮桥边开了一个百货店。对门一家小印刷铺，是小范用最喜欢的地方。店铺虽不大，在他看来却十分神气。范用每天都到印刷铺子里玩，他喜欢捡印刷铺印坏的纸片和地上的铅字，捡来拼好扎好，蘸上印泥，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尽管还拼不成一句话，却是他自己印的。

范用与文字结缘之早，犹在他认字之前。甫一识字，书籍就在他眼前打开了崭新的殿堂。八岁那年，范用上了学堂，开始钟情于读书，一发不可收。他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

或许范用注定该做一个出版家。在小学，他喜欢剪报，剪下来贴好，装上自制的封面，装订成一本本小册子，供同学借阅，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杂志”。尽管他兴趣广泛，演戏、唱歌、写小说都尝试过，但最乐此不疲的，永远是与书有关的一切。

范用在穆源小学读到六年级时，父亲不幸辞世。外婆和妈妈为他的升学犯愁，便想送他学艺。范用想来想去，要求当一名印刷工。原来，茅盾的小说《少年印刷工》给范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的主人公赵元生同样遭遇了读不起书的困境，舅公让元生去当印刷工。那天晚上，元生做了一个梦。他不是梦见排字，而是梦见自己坐在印刷机旁，读了很多很多书。

范用也怀着这个读书的梦，从童年开始，一直到老。从自己挚爱读书，到投身出版业，为他人提供精品图书，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辛苦耕耘，为社会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出版风云

范用至今仍收藏着一张1938年的照片，是那年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和同事们的合影。照片上十个人，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是范用，那时他才十四岁。头一年，他从穆源小学毕业，进镇江中学读书才两个月，日本军队打过来，学校解散。从此他离开了故乡，怀揣着外婆凑的八块银元，开始独立闯荡人生。

在汉口，范用投奔了在书局做事的舅公。想不到舅公三个月后便生病辞世，留下他一个人为生活发愁。

舅公做事的书局楼上，有另一家出版社办公，这家出版社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从小痴迷于读书的范用，很快和出版社的人熟悉起来，并随即成了其中一名练习生。这一机遇，决定了他一生从事出版事业的方向。

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开始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出版社的每个环节范用几乎都一一经历过。他曾辗转汉口、重庆，南下桂林又北上京城，几度坎坷，范用亲历了出版社挣扎、奋斗与崛起的时代。

1948年10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范用也正式成为了三联书店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范用来到北京，历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科长，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5年起兼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直到1989年离休。

范用学历不高，后来填履历表的时候，他总是老老实实填上“小学毕业”。按他自己的说法，要想好看一点，他就填“中学肄业”。有时范用也不免解嘲说：“要是现在，我是没有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今天也许没有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人，却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出版家。

唐弢先生曾说：“没有范用，就没有我这本书。（指《晦庵书话》）”同样，没有范用，也不会有行销两百多万册的《傅雷家书》，不会有图文并茂的《红楼梦人物论》、全本的《随想录》、《牛棚杂记》……范用倡导创办的《新华文摘》，主持创办的《读书》杂志，他担任三联书店负责人期间编辑出版的一套套丛书和一本本颇具份量的著作，都已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骄傲。

至今，三联书店已成为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的一块“绿地”，范用领衔时形成的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并未因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杨绛曾在回忆老三联的文章中写道：“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倪墨炎先生也说过：“我最向往的就是来自范用那里的书。和我阅读兴趣相同的一些朋友，常常会被范用弄得‘破产’。他们有时买到心爱的书，会兴高采烈地说：‘范用这个老头策划的书，好像就是冲着我们来的！’”由此可见，范用出版的书受欢迎程度之高。

这些认同与肯定，和范用自由率直的性格，勤恳务实的作风，及对书发自内心的钟爱是分不开的。《读书》杂志的筹划和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文革”期间，老三联的知识分子纷纷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范用和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原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被扣上“陈范集团”的帽子，遣往湖北咸宁干校劳动。在干校里，几个出版人每每聚首，屡屡议及当时除了毛选和“小红书”之外，几无可看之书的苦况。他们商定，出去以后还是要办和书有关的杂志。1978年，这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此时陈翰伯担任了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担任了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而三联书店则属于人民出版社的副牌。

1978年12月，酝酿已久的《读书》杂志开始筹备，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确定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宗旨。

毕竟坚冰初启，这个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十分敏感。当时范用就提出，这个刊物不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办，就由他担当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为此，范用曾向党组立下军令状，万一《读书》出了问题，全由他一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