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选与产业，难为拯救中国艺术的两根稻草

文/ 阳阳

在近日被纷纷报道与转载的即将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中，一个叫做“跨界”海选的版块成了这场艺术乱炖的最大亮点。艺术节本身作为一场远离纯粹学术的热闹狂欢加上“快男”式海选运作方法的借用，不知道这场盛会还将出现多少个噱头，也许我们还要静观着下一个“刘著”在艺术界的出现。

当近年来艺术与政治的持续联姻在类似于片山吃屎这样的滑稽闹剧下被人们嗤之以鼻，甚至抵消了大家的最后敏感度时，被前卫艺术家信奉的介入社会的批判性早已到了它穷途末路的最后情境。但是在放下屠刀后，我们却很难想象它会立地成佛。甚至语言内部的批判性也已从人们仅存的期待眼神中消失殆尽，“焦虑感”与“不适应”不再成为创作者们的主攻方向。似乎连前卫一词在近年来也少有人提及，难道我们几经到了构建新的民族传统从而可以遗弃激进者时候？然而，缴枪后留下的也许只是一连串用以视网膜娱乐的糖衣炮弹，好似一贯擅长使大家都快乐的湖南卫视又增加了一个“子频道”--美其名曰“跨界”海选，艺术产业。

用类似于超女、快男的海选方式介入艺术活动，在“重赏之下必有创意”（总策划岳路平语）的宣传号召下而得的艺术作品我们能对其报以多大的期待热情？我们只是知道，自安迪沃霍尔以降艺术在不断的走向各种方式的堕落，从中国最早的参与当代艺术活动的艺术家如方力钧们开始，借用西方波普样式的同时就已经在开始宣称“不想高尚的事，只想每一笔画出多少钱”。这样的价值观如果作为一种实验的艺术思维方式在最初由沃霍尔带入艺术界的时候还算具有艺术的冲击力与“光晕”的话，那么当这种艺术道德观被普遍放行的同时用以大面积实施的时候，它作为艺术本身的实验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不禁使我产生疑问，如果杜尚、沃霍尔这样的早期前卫教父活在当下，是还否还会愿意去研究他们的“达达美学”“商业美学”，还是重新选择一种不合时宜的方式直至将其变成现实。而在中国娱乐业的海选活动如此繁荣昌盛、大快人心的时候，将这种早已泛滥的方法介入到艺术活动中来，究竟是一种智慧的创造、突破的创意，还是仅仅为一种顺水推舟甚至阿谀奉承的商户行径就实在难说了！在这种模式下创造出来的作品除了包裹在一层已被确定好了的“当代艺术”表皮下的样子，和类似于全国美展上出现的“安全”作品会有什么不同？也许不同的只是美协的作品是明目张胆的献媚、鲜美，而海选的作品却是躲在“叛逆”外衣下的献媚，从而更为鲜美呢？

在第六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总策划岳路平的近期访谈中，大谈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区分的岳教授似乎在伶牙俐齿的诉求中忘记了艺术本体的使命，而让其用以区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西马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也成了其宣传的武器，只是他似乎就没有交代清楚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根本上的区分。而在阿多诺、马尔库塞们的眼中二者也许本就是没有分别的，都是导向大众娱乐的必然路径，只会让人们在一个奢谈“创意”的安全的大范围内导向平稳的快乐，僵化人们的思维，而不会触及到类似反思、批判、超越这样的终极概念。因为一切建立在供求关系下的产业模式就其为“卖”的本身和世俗大众追求“愉悦”的人性本质而言，具有真正生命力的批判性作品是不会被允许在这种土壤下生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岳路平对西方马克思概念的借用似乎只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已。

艺术因为差异而存在。与世俗娱乐的类同，在想让大家都“拿到实惠”的活动中打起艺术牌无疑是对真正艺术的一种亵渎。这种好人缘的做法必然会使艺术圈更多的人满意起来，当然本身艺术就是“虚”的，让更多“实”的东西确定下来会更有利于大家都快乐的中国原则。而这样一来，当代艺术作为一种学科性的价值也将导向虚无，也许它本身就不应该存在？是艺术的产业化还是娱乐的产业化？这种对词语定位的咬文嚼字实际上来源于对严肃艺术本体的尊重，没有这点意识是不会有人肯冒被定义为本质主义坏分子的风险来“下定义”的。因为，如果按照岳路平举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例子来说，西马眼中的严肃艺术是其对资产阶级的最后一击，而这一击也正是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纷纷倒戈后一些激进派在负隅顽抗时退守到文化阵地固守的精神革命，一片纯粹的批判形式主义的精神家园或曰最后阵地！它是最后精英的内向的精神诉求！因此，艺术是只能存在于极少数异类分子当中的，而是决不能被产业化的。因此，被产业的只能是“娱乐”，而艺术是决不能完全等同于娱乐的。我们可以设想，在西方根据其本身的社会结构如多党制、言论自由、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高素质的社会成员而建立的艺术模式中，必然会产生具有差异属性和诉求的高质量艺术。在具有高度社会保障、社会制度发展脉络、清晰的思想与社会同步进化史和良好遗传基因、素质的多重作用下，建立起一套追求纯粹艺术的体制并不是什么难事，从而才能够保证艺术的质量。然而反观中国，如果只是想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这么一种模糊不清的概念来实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化，那么以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境何以去保证未来的当代艺术作品不会向低级的工艺美术品滑落呢？这样一来，究竟是为中国当代艺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还是使其滑落到利益与平庸的边缘，我想这是连操作者自己都没有能够想清楚的，在艺术创作中还可以，而在改革制度上如果不能充分考虑到他的后果，这将会是十分可悲的！

无论是百万元打造的“跨界”海选，还是艺术的产业化，都无法成为中国艺术界的救命稻草，而只能是幻想拯救艺术时的饮鸩止渴，如果这杯鸩毒也许还只是在幻想中被一饮而尽，这就更是可悲了。而艺术本身也许只能导向被利用的歧途，泯灭掉其内在的活力与反抗激素从而成为一个任由权贵老妪调戏的面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