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经父母同意刘允斌和玛拉结婚了，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他们陆续有了一对儿女，分别取名索妮娅、阿寥沙，一家人生活得十分美满幸福。1955年，刘允斌获副博士学位。这时，他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在回国与留苏的选择中，刘允斌从未想过要在苏联生活一辈子。可不通汉语的妻子坚决反对回到那个使她无所适从的丈夫的故乡，她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面对妻子的苦苦挽留，刘允斌毅然选择了回国，报效祖国，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58年刘允斌和玛拉正式离婚。他们的离异完全出于无奈，而非感情的缘故，正如刘允斌所言:“我爱我的妻子，也爱我的孩子，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而她却坚决不跟我来。这样，我们只好过起两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几年才离了婚……”当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他们的离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这样一位抛妻别雏、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怀抱、满腔热情地投入祖国建设、成绩斐然的核专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陷为“苏修特务”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葬送了他年轻的生命。

中国第一例由周恩来总理特批的涉外婚姻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仍很保守，人们与外国人打交道慎之又慎。然而，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姑娘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勇敢地爱上了一位外国留学生。为了这一段美丽的感情能开花结果，她竟冒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给周总理写信，寻求他的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结合造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桩跨国婚姻。

这位有着非凡勇气的姑娘叫宋怀桂，17岁的她幸运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在这所艺术的殿堂里，她曾师从董希文、吴作人、艾中信等名师，潜心学习艺术。也是在这里，她邂逅了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寻找到了自己的真爱。20世纪5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从世界各地招录了一批留学生，保加利亚青年万曼便是其中一个。他们携手走进了爱情的伊甸园。

可是，时代的背景给他们造成了一些人为的障碍。两颗心虽然不分彼此了，可天生的国界线在政治时代的层层常理中，还是被各位管理者划得清清楚楚。每次接头、约会，他俩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躲藏藏。他们的恋情公开后，宋怀桂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阻力；父母的劝说、亲朋的警告……然而，重重的关卡、繁琐的手续，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夫妻。痛苦、泪水成了当时他们爱情生活的苦咖啡。生性不屈服的宋怀桂仍执著地坚守着这段异国情:“给总理写封信，请他表明一下对这件事的态度，也许会有一线希望。”这个大胆的想法给他们带来了重大的转机。信发出半年后，他们收到了总理的回信。这封珍贵的信函成了他们通往婚姻路上的绿灯。没费多大周折，他们顺利地办了各种手续，领到了证明他们纯洁爱情的结婚证书。

70年代中期，他们移居法国。在这个浪漫的国度里，他们以艺术家独特的眼光发现着美，创造着美。在巴黎每年一次的世界现代艺术博览会上，宋怀桂和万曼巧遇了皮尔·卡丹先生。他将自己的硬质家具与他们编织的软雕塑相结合，配成了一系列奇特的艺术组合，并在比利时文化中心和巴黎文化中心予以展览，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卡丹先生从1978年就和中国有商务往来。80年代初，他想把马克西姆这个法国的百年老店开到中国，也许是出于回报卡丹先生的知遇之恩，内心好强的宋怀桂决定承担这一要务，开始了艺术家向商界经营的转型。1983年马克西姆终于在中国杭州开张了。

为了陪伴妻子回国开展皮尔·卡丹的有关事务，当时已成为世界软雕塑艺术家的万曼先生，毅然来到杭州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成立了壁挂研究所。他把这种新的艺术概念引进中国，继续圆自己的艺术之梦。在丈夫的爱心支持下，本想终身投身艺术的宋怀桂一步一步走到了商海。她组织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时装表演，她培育了新中国的第一支模特表演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