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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鲁迅:他为什么反国学反传统?
2008年10月25日 17:07光明日报 】 【打印

主持人:孙馆长,我刚才听顾先生说的话,就是从技术层面,鲁迅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很扎实的东西。而在精神、思想观念上,说鲁迅反传统、反国学是一个误解,您同意他的观点么?

孙郁:顾先生的意思是鲁迅对国学很有研究,而且对很精华的东西把握到了。但是鲁迅却是反对传统最勇猛的一个人。比如说他说传统文化吃人。在小说《祝福》里面他几乎把儒道释三种文化都批判了。鲁迅在一些小说里写了传统对知识分子内心的戕害。翻开中国的历史,鲁迅认为中国的历史是瞒和骗,先秦两汉以后,文人写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给主子们做家谱,而这些正是当时的国学家们所捍卫的东西。鲁迅当时是一个叛逆者,没有融入社会主流。他在杂感里面不断地讲国民劣根性、残疾心理。鲁迅认为这是统治者“治”的结果。鲁迅辑校古籍,多注重鸟虫、山川、民俗。但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不太记录这些东西。鲁迅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士大夫们是看不上的。等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小说红得一塌糊涂的时候,鲁迅就不玩这个了,去写杂文了。鲁迅最早搞的《中国矿产志》,翻译的《药用植物学》,这些在当时主流的视野里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但却恰恰表达了人的心绪的自由。几千年中国所有御用的东西都是载道,面目可憎,但是鲁迅研究的那块是没有道学气的。鲁迅觉得他要打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飞扬的思绪。他认为一些国学家们扑在前人的躯体上,这是不行的。不否定这点就没有人的文化。鲁迅说我为什么要偏激,就像一个房子,所有人都不让打开窗子,然后他说他要掀房盖了,才有人让他打开窗户。鲁迅有一些话很过,但是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在来看我觉得不是鲁迅有了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和当时的知识阶层有了问题。当时的知识阶层整体有了问题。鲁迅当时的基本判断是很人性的,站在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鲁迅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解决个人的问题,是治人的文化,他坚决反对这些。

顾农:国学我觉得应当是一个很宽广的概念,包括全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东西,儒家那一套,鲁迅确实比较反对。拿他的小说来看,阿Q这样最底层的人物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污染。至于知识分子,像孔乙己,他的学问还是不错的,字写得很好,不然怎么会让他抄书呢?他引用经典也还算恰当,但是这人好吃懒做一无所长,道德上还有些问题。可见在中国的古代,被宣扬得很厉害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民群众对知识分子,都有损害。

鲁迅在技术层面上是承认国学,很懂国学的;从大的立场上来说,我觉得他也是承认国学的。1907年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化偏至论》,其中说,从外面讲我们要赶上时代潮流,从内部来说则不能丢了固有的血脉。不过他更重视前一条,他首先是一个翻译家,翻译了许多书,字数比他写的还要多。

孙郁:他一年出一本杂文,有时候两本,但是他翻译的著作有时一年多达三本以上。

顾农:鲁迅说我们的文化方略应当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两条是有关系的。他在《摩罗诗力说》里介绍了拜伦等一批伟大的诗人,又说我们中国这么多年闭关自守,如果我们早一点开放,就不至于弄到现在这一步,弄得非暴力革命不可。可见鲁迅是一个爱国者,他对中国固有的文明感情非常深。但是用国粹派的思路是搞不下去的。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藏书楼叫皕宋楼,藏了许多珍贵的古书,后来子孙守不住,很便宜地卖掉,被运到日本去了。鲁迅后来提到这件事,说如果你自己不革新,不争气,想守旧也守不住。要想守住,就得改革、进步,就得从国外学新东西。鲁迅这种爱国主义比那种抱残守缺的人们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我们今天也应该从这个层面上思考文化问题,首先是要学外国的好东西,把自己的国家搞强大。(未完待续)

我们曾经有过没有受儒家思想污染的那样一种舒朗的东西。你看那种想象力,在天地之间神思。鲁迅认为这是个好东西。当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时,鲁迅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冒着被骂为汉奸的危险,强调向我们的敌人学习。《野草·过客》里那个过客,一味往前走,不停顿,不倒退,哪怕前面是坟墓也要往前走。这个精神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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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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