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合法性何在？

易中天:合法性来自世袭。但是在世袭制度下，一代不如一代，你不能指着个人品质，只能依靠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以法治国。法家强调制度，认为制度比人重要。

经济观察报:这点确实是了不起的。但是秦始皇实行的不就是法家那一套吗？事实证明那套东西最后搞得很不好，秦仅及二世即亡。

易中天: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从技术上讲，法家是最成功的，最面对现实，也最与时俱进。法家学说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皇帝再小都没关系。他们把整个国家设计成一个机器了，只要按一下就行了。但是他们忘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治？儒家说我们要这样的秩序，墨家说我们要那样的秩序，道家说没有秩序的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法家说法治的秩序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秩序？墨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了天下人的幸福。这就是墨家的可取之处，而法家只是为了君主一个人的幸福。

经济观察报:明明只为了君主一个人，却口口声声为了天下苍生、江山社稷。

易中天:为了保证这一个人的幸福，就必须牺牲所有的人。在法家设计的社会里，只需要四种人:君主、官吏、农民和战士。农民种田，战士打仗，甚至农民农时种田，战时打仗。官吏是连接上下的执法者，只要这几种人，其他的统统消灭。法家既反儒家也反墨家，“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统统消灭。推行法家这一套的实践者就是商鞅，商鞅变法，实际上是剥夺封建领主贵族的权力，把这些权力全部收到国君手上。把权力收归一个人了，把所有的人民训练成如狼似虎、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

经济观察报:当时他们很多人表扬商鞅做得好，社会治安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易中天:确实做到了。为什么呢？没人敢。这叫做“勇于公斗，怯于私斗”，只为国君杀人，不为自己杀人；只杀外国人，不杀本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所以最后秦国兼并天下了。兼并天下以后，就“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要找老师，老师就是官员；全国人民要读书，只能读国法、读王法，不准有别的书，最后就导致“焚书坑儒”。这样一种制度怎么能维持长久呢？所以秦二世而亡是必然的。

经济观察报:秦国因暴政而亡。

易中天:既不是仁政，也不是暴政，是苛政。为什么呢？暴政就是完全凭个人的喜好行事，没规矩，不按规矩出牌。秦国是按照规矩出牌的，以法治国，不暴，但是苛，苛到你在路边扔一个烟头，手就没了！把社会设计成一个机器，严格按照设计好的图纸来装配，不尊重个人的意志。按照现代社会学的说法，就是把社会当成一个工程，大家都是螺丝钉。法条苛刻到无所不包的程度，涉及到人所有的方面，而且是严刑峻法。韩非子讲，君主手上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就赏得臣下感恩戴德，罚就罚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韩非子还主张君主要有“势、术、法”。首先要保证有威势，威慑力；第二个是术，就是权术；第三个是法。法一定要公开，术一定要藏起来。所以我把法家的主张总结为 “两面三刀”。“两面”是赏、罚，“三刀”是势、术、法。有了“两面三刀”就可以“横行霸道”。所以法家的思想就是“两面三刀”，就是“霸道”。

经济观察报:法家的 “以法治国”，和现代社会中的“以法治国”有什么区别呢？

易中天:“法”不一样，法家的“法”是王法，是为了一个人的幸福而制定的。君主是立法的，既不是“王在法下”，也不是我们理解的 “王在法上”，应该叫“王在法中”，王就是法，法就是王。君主是立法的，官员是执法的，老百姓是服法的。人民不是立法者，这是和我们现在讲的“以法治国”的根本不同。现代社会的“以法治国”是维护人民的权利，是为了保护人权。而在法家里是没有人权概念的，所以到最后，商鞅自己也成了牺牲品了，成了“作法自毙”的典型。他最后被人控告“欲反”，想谋反，他没有办法辩白，只有逃跑，但是无处可逃，他没有身份证，没有暂住证，最后被抓住车裂。

“百家争鸣”的宝贵遗产

经济观察报:随着秦国兼并天下，“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结束了。

易中天:我们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历史结束了。因为法家的治国理念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秦二世而亡，汉接过来天下以后，先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民富国强之后，汉武帝有所作为的时候，就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实质上是“内法外儒”，儒家和法家共同执政，他们都是“执政党”，道家变成“在野参政党”，只有墨家变成“地下党”。

经济观察报:儒墨道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易中天:对，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谁也不能独尊，谁也不能全盘继承，只能抽象继承。为什么只能抽象继承呢？因为他们留下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治国，如何做人？至今仍然是现实问题。只是今天的历史背景已经变了，“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样的情况下，你既不能用 “旧船票”，也不能用 “新船票”，只能用抽象的“灰色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