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
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丗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兼任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象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愼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入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三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二、才气与骨气
顾准遭受打击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他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 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下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没法子，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作“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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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易中天
编辑：
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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