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三镶五滚”、掐丝织锦的戏服做工的人,难免会觉得那些衫裙、衫裤、背心褂、围裙为主的粗野打扮“上不了台面”。把戏剧当作文学来看的人,恐怕更要失望,花朝戏的乐谱里没有“水龙吟、柳摇金、点绛唇、皂罗袍”等让人追慕古风的曲牌,只有小曲小调理直气壮的市井气:《闹五更》、《瓜子仁》、《月怀胎》、《尼姑下山》,还有《王大娘算命》。唱词浅白如家常问答,例如“灯草拿来搭桥过,一心相爱敢同行”,这草桥可没人家鹊桥浪漫啊。偶尔还迸出一句“人衰无路,鬼衰上树”,嗜雅如命的人怎么消受得起?

然而,“农家菜”还是有其独到的滋味,毕竟鲍参翅肚再好,终究替代不了梅菜扣肉。要说最好玩,当属那晚俗得最彻底的一场戏《小丑与媒婆》。小丑说他理想中的媳妇是“铁尺背,黄蜂腰”。一同看戏的客家人跟我解释说,就是既要结实的身板,又要视觉上的美感。可惜媒婆给他介绍的4个女人都有各自的缺陷,不是爱放屁,就是腿脚不灵便,最后一个更惊人——“屁股大得像磨盘”、“撞得双眼冒火星”!陪我们看戏的县政府干部出于礼貌一直憋着的笑声,终于哈哈释放出来。还有一句唱词令人印象深刻,男子因为言语冲撞,向女方赔罪时说:“哥哥我是石磨型——牙歪心正”,城里人哪能想出这么鬼才的比喻来?

贾平凹曾评价说南方戏剧多“秀而无骨”,花朝戏显然是有“脾气”的。正如山区人喜爱“重油偏咸”的味道而不是粤菜的清淡鲜甜一样,他们习惯用一种夸张到近乎惨烈的风格来诉说和表白——相爱的人比较心意浓浅,唱的是“秤杆拿来挂内脏,郎就挂心妹挂肝”,真是字字见血,句句剜肉。他们绝不会用《金瓶梅》里面“淹然百媚”之类的词汇来形容一个女人漂亮。台上唱的是——“阿妹生得好模样,眼角瞟来割心肝。去年被她割一摆,至今手脚都还软。”连性感都这么有“杀伤力”!

看完演出才发现,花朝戏和二人转真正类似的还不仅是扇子舞、帕子功这些表面形式,而是精神血缘上的相通——浓郁的底层生活气息、强烈的幽默感,要的就是对味,图的就是舒坦。对于偏僻山区的人们来说,生活就是一辈子忙不完的累活儿,乏了只有敞开嗓子喊一曲山歌能抚慰酸疼的关节,只有读书声能载着“跳龙门”的希望,飘出重重大山。土生土长的花朝戏不可能像昆曲那样,形散意飘,仿佛来自梦里天外。它不妆不台,野腔蛮调,不要你慢慢地啃,细细地咽,它嚎啕地哭、撒欢地笑,爱和恨都不留余地。《卖杂货》里,贤姑巧遇离散多年的丈夫董阿兴,痛恨对方不识眼前人,态度又是如此轻狂,终于忍不住一声娇喝“好哇!你这个忘情负义的狗奴才”,捏着他的耳朵连转数圈,一把摔到台角。

花朝戏的泼辣和诙谐,使得它尽管以粤东欠发达地区为根据地,目前仍保持着相当活跃的上演频率。除了专业剧团,紫金还有七八个业余戏班,一年演出都保持在150—200场左右,戏金从两三千元到5000元不等。不过,演员们的日子一度很不好过,2002年紫金县花朝剧团人均每月领取工资仅400元左右。直到2006年评上国家级“非遗”之后,剧团的财政拨款从27万上升至50多万元,演员们的基本工资才上调至1000元/人,10个主要骨干目前月收入2000多元,相当于当地一个科级干部。在那之前“贤姑”黄丽华不得不开了一家小卖部维持生活,“董阿兴”汤永泉更是“沦落”到给剧团搬运道具布景赚补家用,又是“台柱子”,又要“抬桌子”。说起这些辛酸史,演员们很平静,倒是县干部们七嘴八舌地替他们“不值”:“他们很苦啊,这里种地的农民一年纯收入都有三四千元呢。”

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至今,50年间全国平均每年有2个地方剧种消亡,广东已经有3个戏种永远地告别舞台。紫金县花朝戏剧团每年的演出场次与高峰期相比,下降了一半。建团50年来,因退休、改行、经商等原因离开剧团的有300多人。用老艺人钟石金的话来说,如今是30、40岁的演员,50、60岁的观众,70、80岁的编剧。团长张向阳说,1993年剧团招演员时,还有100多人报名,最近几年招聘广告无人问津。作为业余剧团的代表,城南花朝剧团演员多为四五十岁的人。有观众反映:“这些演员演得不错,就是太老了。”团长张育城无奈地回答:“我也没办法解决呀。”

在紫金县文化部门制订的5年保护计划中,在增加投入、保护传承人、吸收新人、开展研究整理等措施之外,最重要的一条是“建立8个花朝戏生态保护村”。中山大学宋俊华教授认为,农村城市化进程和多元娱乐方式的联合冲击,并不会必然导致民间艺术的失落,例如香港。“只要孕育花朝戏的民间祭祀活动存在,花朝戏生存的土壤就不会消失。”问题是,当围龙屋里再也看不到“合门百口、累世同堂”的景象,客家菜油腻、过咸的老做法,被更健康、科学的烹饪方法所取代,一个个紧贴大地的民间审美和信仰群落,是不是真的抵御得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质变,可以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抢救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