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名利之外的达利，波士顿美术馆展“破坏与奉献”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1904—1989）是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因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他与毕加索和米罗一同被认为是西班牙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位画家。

澎湃新闻获悉，“达利：破坏与奉献”正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举行，展览将近30幅达利的绘画和版画与美术馆收藏的委拉斯开兹、格列柯等欧洲艺术杰作并置，将达利锚定在欧洲艺术史中，引发超越其表面名声的思考。

萨尔瓦多·达利有着标志性的小胡子。

波士顿美术馆的展览“达利：破坏与奉献”的深刻让人意想不到，在过去的认知中，达利是一位才华横溢但不够严肃的艺术家——通过夸夸其谈的自我营销，使他那些古怪的画作成为世界各地大学宿舍墙上的宠儿。

对名声的迷恋威胁着达利的绘画才能。因为这种赤裸裸的野心（以及在艺术与政治活跃的关系上持模棱两可的立场），1939年，达利被超现实主义创始人、诗人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 逐出超现实主义核心圈子。但1989年，达利去世时，他获得了比任何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包括马格里特、马克斯·恩斯特、他的朋友兼西班牙同胞胡安·米罗等）更大的关注和回应，尽管他对名声的粗俗追求，也许掩盖了其成为更好的艺术家。然而，通过探寻他深深植根于绘画史中的实践根源，我们可以认为——或许，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达利，《形态回声》（Morphological Echo），1936年，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藏

这是达利在波士顿美术馆的首次展览，陈列在装饰华丽、深色的展厅里。展览以《记忆的永恒》（1952—1954）开篇，这是那幅极其著名的《软钟》（1931年）的升级版，钟表在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垂落，在破碎的三维方块网格上液化并颤抖。

这幅画比想象的要小得多，近距离观看时，达利细腻的笔触令人惊叹。透过前景看去，地平线上的悬崖，被一种独特而温暖的文艺复兴风格光芒笼罩。这种精湛的处理手法让人想起贝利尼的《荒野中的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 in the Desert），这幅1480年的经典作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基石。达利不仅再现了贝利尼的场景，还通过在下方的镜像使其壮丽倍增。

达利，《记忆的永恒》，1952—1954年，达利博物馆藏

在观展中，适当的提示和对比让作品焕发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超过30件借展自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the Salvador Dalí Museum）和私人收藏的达利作品，和馆藏与之关键影响者的作品并置、比较，其中包括西班牙画家戈雅、委拉斯开兹和格列柯，以及虔诚的意大利画家如庞培欧·巴托尼（Pompeo Batoni）和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Orazio Gentileschi）。展览探索了达利中年回归天主教，以及他在艺术中表达信仰的使命。以此，将达利锚定在欧洲艺术史中，并引发超越其表面名声的思考。

展览现场

展览第二展厅展出了四幅16世纪中期的版画，版画的作者是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年）的追随者彼得·范德海登 (Pieter van der Heyden，1525-1569年)，这些版画将达利与早期荷兰大师的阴郁幻想直接联系起来，在20世纪超现实主义出现之前，他们已然是超现实主义者了。这些版画出自彼得·范德海登的《七宗罪》系列，画面中充满了噩梦般的怪异景象：一颗巨大的人头沉入泥潭，小船从它的耳中驶出，奶牛在坚硬的云层上吃草，昆虫状的恶魔在作恶。

彼得·范德海登仿照老勃鲁盖尔的作品《欲望》，约1558年创作，波士顿美术馆藏

它们挂在达利的两幅作品《装置与手》（Apparatus and Hand，1927年）和《春天的第一日》（The First Days of Spring，1929年）旁，这两幅作品简洁而生动，充满了谜一样的奇异人物、视角和尺度。显然，这些作品的内在基因已历经岁月传承。

达利，《盘子上的鸡蛋》，1932年，达利博物馆藏

噩梦，以及更广泛的梦境，是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原始素材。其追随者相信，超越清醒思维的集体无意识揭示了存在本质的基本真理。在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引领下，布勒东等试图寻找通向无意识心灵的渠道。这虽然听起来很古怪，但超现实主义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了下来；即使在其衰落之际，它依旧打破了艺术世界对线性发展的固执。如果没有超现实主义，抽象艺术会出现吗？也许会。但超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无拘无束的思想领域改变了艺术的本质。

萨尔瓦多·达利的《女孩背影》（左）和迭戈·委拉斯开兹的《唐·路易斯·德·贡戈拉的肖像》

达利热情地成为超现实主义的钝器（1971年，他带着宠物食蚁兽，走上迪克·卡维特的节目，向观众解释他的作品）。有人说，他毫无歉意的滑稽表演将这一运动贬低为一场杂耍，这至少部分属实。但展览排除了这些噪音，将达利定位为一位具有影响力和信仰传承的艺术家。

达利崇拜委拉斯开兹，这位西班牙大师凭借技巧创造了肖像画深不可测的神秘感。达利在对抗和致敬中向其表达敬意。展览中的一幅启示性作品《女孩背影》（Girl’s Back，1926年）——简单、直白、壮丽——描绘了一位女性脖颈处的黑色卷发，它与委拉斯开兹1622年创作的《唐·路易斯·德·贡戈拉的肖像》并排挂在一起，达利用他的画笔从这位老大师那里借来了标志性的光辉而忧郁的风格。

达利的《玛格丽特公主》（左）与委拉斯开兹的《玛利亚·特蕾莎公主肖像》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出。

1653年《玛丽亚·特蕾莎公主》是委拉斯开兹工作室的作品，与达利1958年创作的重制作品《委拉斯开兹用他荣耀的光和影描绘了美丽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公主》）并列。达利的灵巧笔触让女孩在光束中漂浮，在更新他最崇敬的大师的画作时，达利站在委拉斯开兹身旁，而不是在其之下。

达利，《委拉斯开兹用他荣耀的光和影描绘了美丽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公主》），1958年，达利博物馆藏

展览揭示达利对历代伟大绘画的见解和热爱。丢勒1497年的蚀刻画《四个裸女（四女巫）》与达利1938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奇异作品《三女神的魔幻海滩》（Enchanted Beach with Three Fluid Graces）成对展出，相映成趣。达利钦佩丢勒的精确性和构图技巧；他的作品——或许是一种遥远的致敬，人物在病态的黄色和棕色平面上化为缕缕光丝——在黑暗的梦幻世界中重现了蜿蜒的虚幻。

庞培欧·巴托尼的《耶稣受难》（左）与达利的《基督视角》（Christ in Perspective）

展览也关注达利的天主教信仰，他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一本多卷插图圣经；一幅红粉笔画的耶稣受难记，是在他觐见教皇一年后创作的，俯视的视角令人眼花缭乱，这件作品与巴托尼1762年创作的传统《耶稣受难》并列展出。

达利，《世界基督教会议》，1960年，达利博物馆藏

《世界基督教会议》（The Ecumenical Council）是一幅创作于1960年的巨型作品，它像祭坛一样独立陈列。这似乎是达利对宗教神秘主义的陈述，它荒谬而华丽，这非常达利，但不是达利最好的一面。从朦胧的圣灵、上帝，到达利父亲，甚至达利本人的形象也出现在场景中。这是一幅绘画壮举，包含太多的技巧和参考，却又显得轻松自如，但它的虚张声势和显而易见却是达利最糟糕的一面。

达利，《夜幕降临》，1931年，达利博物馆藏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喧嚣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真正有分量的尾声。在最后一个展厅，达利的《夜幕降临》（Shades of Night Descending）中，长长的阴影笼罩着干涸的风景，旁边是两位老大师的作品——戈雅的《时间、真理和历史》（Time, Truth, and History，1804年）和康奈利斯·诺伯特·吉斯布雷赫特（Cornelis Norbertus Gijsbrechts）的《虚空静物》（Vanitas Still Life，1667-1668年）。

达利，《自然与生命(静物-快速移动)》，1956，达利博物馆藏

吉斯布雷赫特的画作带着骷髅、布满灰尘的小提琴和凌乱不堪的画面——他将画布描绘成从角落掉落的样子。即使是艺术品也难逃衰退的命运——这是时间不可抗拒的侵蚀。在此，迎来达利的杰作《老年、青春、婴儿（三个年龄）》（Old Age, Adolescence, Infancy，1940年）。

达利，《老年、青春、婴儿（三个年龄）》，1940年，达利博物馆藏

这幅作品充满了对死亡的暗示，画面如交响乐般层次分明，呈现出一个生命逐渐从他掌控中滑脱的梦幻世界。达利渴望的不仅仅是名声，他希望永生，而名声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实现了这一点。但是达利意识到自己终有一天会死去，艺术可以让他永存。

菲利普·哈尔斯曼和达利共同完成的摄影作品《原子达利(DaliAtomi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