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纽约女性酒店的八十年兴衰史

[美]保利娜·布伦

“一战”后，大批追求解放与自我创造的年轻女性涌入纽约，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琼·狄迪恩，演员格蕾丝·凯利、蒂皮·赫德伦，泰坦尼克号幸存者莫莉·布朗等人先后入住巴比松，她们满怀热情，勇敢追逐梦想。这家女性酒店的历史也许回应了女性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重塑和发展自我，需要什么样的私人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问题。本文摘自《巴比松大饭店：自由女性的传奇之地》[美]保利娜·布伦著，何雨珈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未读·文艺家2024年3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巴比松大饭店：自由女性的传奇之地》书封

迷人的电影明星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左二）在巴比松的健身房为《生活》（Life）杂志进行拍摄，场景是为1943年电影《封面女郎》（Cover Girl）中的模特角色进行练习，她假装一整天下来累得气喘吁吁。与她一同拍摄的是真正的职业模特们

下榻纽约著名巴比松大饭店的那个女人是谁？她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可能来自美国的小镇，也可能就来自乔治·华盛顿大桥对面，但通常情况下，她都坐着一辆车身有棋盘图案的黄色出租车款款而来，因为她还不知道该如何搭乘纽约地铁。她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酒店的地址，然后认真地大声念给出租车司机：“巴比松大饭店，东63街140号。”但很有可能，甚至在她开口之前，司机就已经明了她的目的地。也许他是注意到她挥手叫车时怯生生的样子，或是紧紧抓住那棕色手提箱的把手，或是穿着自己最好的行头，这便是初来乍到曼哈顿的外地姑娘了。

那张纸条攥到现在，很可能是皱巴巴的了，反正肯定看不得了，因为它已经跟着她坐过火车，上过巴士；要是她幸运或有钱的话，或者像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和琼·狄迪恩（Joan Didion），是《少女》（Mademoiselle）杂志比赛的优胜者，那这张纸条甚至可能还上过飞机。这位年轻女子穿过巴比松大饭店的大门，内心涌起一阵激动，这种情绪在今后的人生中再也无法复制，因为那一刻意味着，她已经成功逃离家乡，所有对未来的期许（或不抱期许的心情）都随之而来。她已经毅然决然地将过去的一切抛诸脑后，在这之前经历了数月的恳求、储蓄、节衣缩食与精心谋划。现在，她终于来到这里，来到纽约，准备重塑自己，展开全新的生活。她已经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多年来，刊登在杂志上的巴比松大饭店的广告总是赞叹：“哦！来到纽约真好啊……尤其是住在巴比松大饭店。”宣传语始终如一，以笃定的语气叫人安心：纽约最独特的年轻女性酒店。但杂志文章也会警告女性，小心防“狼”，也就是那些在纽约街头游荡、搜寻漂亮天真“小东西”们的男人，而巴比松则保证提供保护，让女性安然容身。不过，这并非美国的年轻女子想要住在该酒店的唯一原因。人人都知道，酒店里济济一堂的，是充满抱负的演员、模特、歌手、艺术家和作家，而且有些已经从“充满抱负”升级到“声名鹊起”。演员丽塔·海华丝在酒店的健身房里为《生活》杂志摆姿势拍照，看上去既性感又傲慢，她放射的信号，就象征着名利场的种种可能。

但首先，“准新住客”必须通过梅·西布莉夫人（Mrs. Mae Sibley）的审核。她是助理经理兼前台总负责人，会仔细打量新人，并问对方要推荐信。这个女孩相貌漂亮（富有吸引力更佳），还得有信件证明她品性良好、道德无瑕。西布莉夫人会迅速给她打出A、B、C的等级。A指28岁以下，B则是28到38岁之间，而C嘛，好吧，C类女士们可都上了年纪了。很多时候，那种还戴着主日学校帽，紧张微笑着的外地姑娘都是A。不过，这第一关还是挺好过的。一旦西布莉夫人认可了她，就会递给她一把钥匙，告诉她一个房间号，还有一张“提倡与不提倡行为”的清单；这位巴比松大饭店的新住客就会乘电梯上到相应的楼层，那里有她的房间，她的新家，严禁男性进入；她将认真盘算接下来该做什么。对有些人来说，这样一个房间是生活上了一个台阶；对有些人则是走了下坡路。但对巴比松的所有年轻女性来说，一个铺着花布床单，挂了配套窗帘的小小房间，还有里面窄小的床、梳妆台、扶手椅、落地灯和小桌子，都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自由解放。至少最开始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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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松大饭店》（The Barbizon）讲述的是纽约最著名的女子酒店从1927年建成到最终在2007年变成价值数百万美元公寓期间的故事。这既是那些入住酒店的非凡女性的历史，也是曼哈顿的20世纪史，还记述了女性被遗忘的雄心壮志。在“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大批女性突然蜂拥至纽约，到那些看得人眼花缭乱的新摩天大楼中工作，而巴比松大饭店就是这个时期为她们修建的。这些初来乍到的女性，不愿意住在不舒服的寄宿公寓内，而希望享受到男人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专属的“俱乐部住处”，即公寓式酒店，可按周收费，提供每日客房服务，有餐厅让她们不再承受下厨负担。

在20世纪20年代涌现的，还有其他的女子酒店，但真正让全美国浮想联翩的，只有巴比松大饭店。它比大多数同类酒店都活得长，部分原因是巴比松与年轻女性密不可分，到后来的20世纪50年代，又和美丽而备受追捧的年轻女性联系在一起。酒店严格规定只允许女性入住，男人最多只能出现在大堂。周末的夜晚，大堂被称为“情人巷”，情侣们影影绰绰地留在此处，恋恋不舍，在摆放位置颇具战略性的盆栽植物叶子的掩映下拥抱在一起。深居简出的作家J.D.塞林格（J. D. Salinger）绝不是该防的“狼”，却也喜欢光顾巴比松咖啡馆，假称自己是加拿大冰球运动员。还有的男人，一穿过列克星敦大道与第63街交会处，就会刚好在那一刻累得不行，需要休息，巴比松大饭店的大堂似乎是个喘口气的完美场所。著名自传式小说《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 Ashes）作者的兄弟马拉奇·迈考特（Malachy McCourt），还有另外几个男人，声称曾经成功上了楼梯，来到巡查严密的卧房楼层；而其他人努力过，有的装成水管工，有的装成被叫上门的妇产科医生，但都失败了，惹得西布莉夫人好笑（又好气）不已。

看巴比松大饭店的住客名单，就像在看“名人录”：“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莫莉·布朗（Molly Brown）；演员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蒂比·海德莉（Tippi Hedren）、丽莎·明内利（Liza Minnelli）、艾丽·麦古奥（Ali MacGraw）、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菲利西亚·拉沙德（Phylicia Rashad）、杰奎琳·史密斯（Jaclyn Smith）和斯碧尔·谢波德（Cybill Shepherd）；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琼·狄迪恩、戴安·约翰逊（Diane Johnson）、盖尔·格林（Gael Greene）、安·比蒂（Ann Beattie）、莫娜·辛普森（Mona Simpson）和梅格·沃利策（Meg Wolitzer）；设计师贝齐·约翰逊（Betsey Johnson）；记者佩姬·努南（Peggy Noonan）和林恩·谢尔（Lynn Sherr）；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不过，在她们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之前，都只不过是手提行李箱，带着推荐信与希望来到巴比松的年轻女性。有些人梦想成真，更多人却没有。有些又返回了家乡，有些则一直躲在巴比松的房间里，想着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每个女子都觉得这只是个暂住之地，是在功成名就，能大胆发声表达野心与抱负之前的一个“软着陆”的过渡。但年复一年，很多人发现自己依然停留在那里。这些长久的住客后来被更年轻的住客们称为“那些女人”，如果她们不赶紧向前进，尽快搬出去，“那些女人”就是她们的将来。

20世纪70年代，光鲜亮丽的曼哈顿经历着暂时的荒废颓唐，“那些女人”每晚都聚集在大堂，对那些年轻住客评头品足，对她们的裙子长度和发型的狂野与否给出不请自来的建议。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们要说的甚至更多了，因为酒店再也无法坚持当时“希望建立一个只允许女性进入的庇护所”的愿景，管理层决定酒店也对男性开放。“那些女人”尽管言之凿凿地威胁要离开，却还是留了下来。等曼哈顿东山再起，重新成为一个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后，巴比松也经历了自身的最后一次重塑，从酒店转型为豪华公寓楼，于是“那些女人”拥有了翻修一新的属于自己的楼层。如今，她们中还剩下几个人，依然住在现名“巴比松／63”（Barbizon/63）的建筑里。她们拥有自己的邮箱，旁边的那个邮箱属于另一位现住客，英国喜剧演员瑞奇·热维斯（Ricky Gervais）。

1928年，巴比松大饭店开业时，经营者并不需要明说这是一个为白人、中产与上流社会年轻女性服务的地方：位于上东区的选址、那些描绘典型住客的广告以及特别要求的推荐信，都让这一点不言自明。但在1956年，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学生，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兼舞蹈家芭芭拉·蔡斯（Barbara Chase）出现在了巴比松。她很可能是入住酒店的第一位非裔美国人。她入住期间，一切正常，平静无波，虽然她有着“双保险”：自己的美貌和已然成功的履历，以及《少女》杂志的背书。杂志的主编贝茜·塔尔伯特·布莱克维尔（Betsy Talbot Blackwell）——纽约出版界的重要人物——在当年6月将芭芭拉邀请到纽约，因为她是该杂志著名客座编辑项目的获奖者之一。没人确定巴比松的管理层是否会同意芭芭拉·蔡斯入住；但她们同意了，尽管没有告诉她地下室游泳池的存在。而在麦迪逊大道上的《少女》杂志编辑部，支持奴隶制的南方客户来见当年那些入选的年轻客座编辑时，贝茜·塔尔伯特·布莱克维尔会把芭芭拉赶出房间。

巴比松大饭店与《少女》杂志在很多方面都有共生关系——她们都为同一类女性提供服务，都站在变革的最前沿，而且往往都很激进彻底，最终却发现自己被不断变化的利益与优先事项所裹挟，这些影响因素也恰恰来自她们所服务的女性。因此，要讲述巴比松的故事，也必须要在《少女》编辑部的走廊上漫步一遭。1944年，贝茜·塔尔伯特·布莱克维尔决定，客座编辑项目的优胜者必须住在巴比松大饭店——她们被召集到曼哈顿度过6月，白天跟随杂志的编辑们工作，晚上则沉浸在华丽的晚宴、衣香鬓影的舞会与觥筹交错的鸡尾酒会中。比赛吸引了最有才华的年轻女大学生，巴比松的大门为琼·狄迪恩、梅格·沃利策和贝齐·约翰逊这样的女性敞开了。不过，给酒店闹出最大恶名的，恰恰也是《少女》最著名的客座编辑——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入住十年后，也是她最后一次尝试自杀并终于成功前不久，普拉斯给巴比松取了个化名“亚马孙”（Amazon），在她著名的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中尽情吐露了该酒店的隐秘。

酒店里住着这些聪慧的客座编辑，也就是《少女》杂志的比赛优胜者，与她们同住的还有来自顶尖秘书学校凯瑟琳·吉布斯（Katharine Gibbs Secretarial School）的学生。她们占据了酒店的第3层，有专属的宿管、宵禁和茶水。这些年轻姑娘戴着白手套，高高的帽子戴得一丝不苟，这是“吉布斯女孩”的规定着装。她们代表了很多小镇女孩全新的机会：也许不能靠表演、唱歌或跳舞跻身纽约，却一定能靠打字从家乡走出来，领略麦迪逊大道的浮华与魅惑。但真正让巴比松大饭店确凿无疑地被称为“玩偶之家”的，是住在这里的模特们。她们先是为鲍尔斯经纪公司（Powers Agency）效力，后来很多跳槽去了新成立的福特经纪公司（Ford Agency）。该公司由两名大胆的女性在一栋简陋的赤褐色砂石建筑中经营起来。这些女人看上去美丽迷人，穿着猫跟鞋，总有赶不完的约会。然而，在关起门来的酒店中，也有很多伤心失望。作家盖尔·格林初次入住巴比松，就是以客座编辑的身份，同住的还有琼·狄迪恩。两年后，格林回到巴比松，这次是希望记录每一个不被认为是“玩偶”的女人：她将这些被忽视的住客称为“孤独女人”。有些人孤独到企图自杀：通常是在周日早晨，因为用“那些女人”中某一个的话说，周六晚上是“约会之夜”……或“没有约会之夜”。周日就是悲伤之日。巴比松的管理层——西布莉夫人和经理休·J.康纳（Hugh J. Connor）会掩盖自杀事件，确保外人不知，相关新闻很少出现在报纸上。他们明白，面子是最重要的。将巴比松最有魅力的住客格蕾丝·凯利广而告之，当然好过宣传那些绝望凄凉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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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巴比松为男性敞开大门，建立该酒店的最重要前提——最能支持女性志向抱负（无论大小）的单一性别住处，有每日客房服务，没有厨房，所以绝不可能有人被强迫回归厨房——似乎已经很过时了。那么，为什么我大学毕业来到纽约后，会希望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呢？为什么支持女性抱负，只允许女性进入的空间，还在不断涌现呢？女性们来到巴比松，不是为了建立人脉，但反正还是建立了。她们互相帮扶着找工作，彼此倾诉遇到的难题，为同伴的成功鼓掌喝彩，也为那些失望与心碎的人提供安慰。光是身在巴比松这一点，就足以让她们充满力量。1958年夏天的住客——演员艾丽·麦古奥回忆起早晨在那里喝咖啡的时光，咖啡被装在蓝白相间的希腊风纸杯里，当时她觉得自己只要身在那家酒店，就能“去到某个地方”。

巴比松大饭店，建于“咆哮的二十年代”，1928年敞开大门迎接那些到曼哈顿追求独立生活的女性

《巴比松大饭店》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直到现在还只是被人们零零星星地听说。刚刚着手写这家独特的酒店和走进酒店大门的那些杰出女性时，我并未意识到，在自己之前，也曾有人想讲述巴比松的故事，只是放弃了。起初，我和他们一样，也在研究中遇到了困难：关于这家酒店的资料实在太少。在纽约历史协会档案馆（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Archive），我本以为能找到一摞厚厚的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个标有“巴比松”字样的文件夹，很薄，里面也就几篇报纸文章。至于那些住在巴比松的女性，关于她们的资料，也是少得过分了。也许有人会称她们为“中间女性”，既不属于教养良好的上流社会，也不属于要靠工会的蓝领阶级。当然，我遇到的这种档案与史料的缺失，也能说明问题：我们由此得知，关于女性人生的记忆是多么容易被遗忘；这种寂寂无声会让我们相信，整个20世纪，女性都没有充分参与日常社会生活。

但她们参与了，参与得很充分，参与方式充满创意，也有着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了解到这一点，是在作为一个史学家、采访者和互联网侦探慢慢去揭开巴比松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秘故事之后。我找到了从前的住客，那些如今已经八九十岁的女士依然活泼、有趣、思维敏捷。我找到了剪贴簿、信件和照片。我甚至在怀俄明州发现了一份档案。所有这些，共同揭示了某群单身女性的一段历史；揭示了在纽约，在这座梦想之城，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摆脱了家庭与家人期望的负担，对她们意味着什么。巴比松大饭店的意义就是“重塑自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