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王家卫御用摄影师，拍出了这些明星最真实的一面
杜可风，澳大利亚籍摄影师。他的代表作某种程度上也是香港电影的代表作——《重庆森林》《阿飞正传》《花样年华》《无间道》《甜蜜蜜》……
十八岁时，他当上海员离家出走，并借此环游世界。他像马可·波罗一样“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亲身经历着世界各地的山川河流、传闻习俗。在杜可风的梦想中，他最终要到达的圣地便是中国。
20世纪70年代，历经千帆后，他终于来到了中国，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中文，他开始与中国的音乐家、文学家、电影艺术家来往，香港的新潮电影也成了他生长和学习的土壤。
杜可风在拍摄期间，长期和诸多香港电影人来往相处，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着香港电影文化的主干和枝叶——
他说王菲是很在意自己能量的人：“我们没法让王菲再拍第二遍：她已经传递过她的能量了。如果我们没能接收到……那就只好怪自己了。”
他说自己的觉醒得益于王家卫：“相互迁就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或许，最有效、最易达成的方式，就是靠王家卫来推动我。”
在他的笔下和镜头里，我们看到了那代香港电影人动人的另一面。
🎞下文摘自《漆黑之黑》，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杜可风（Christopher Doyle），著名摄影师，曾为许多著名导演的电影掌镜，比如王家卫、张艺谋、陈凯歌、关锦鹏。
阿飞正传
“王家卫对我的信任快没了”
在和王家卫一起拍《阿飞正传》的时候，我们想让张国荣和刘嘉玲来一段自由发挥、五分钟不间断且一口气的长镜头。
我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总共拍了五十多条。演员的耐心被我消磨殆尽，王家卫对我的信任也快没了。
但对我来说，这却是个转折点。
我开窍了。我明白自己太钻牛角尖了。
由于缺乏经验，我做事时常常多思多虑，矫枉过正。
在技术方面，我的一些选择太过复杂和专业。
这些方法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场景。在面对给什么打光、如何打光的问题时，这些方法也没什么用。
从那天起，我感觉到我的过程必须越简单越好。最重要的，其实是场景里所蕴含的能量。我们对电影有许多想法，而这些想法也需要足够的空间来实现。导演和演员、导演和我、我和演员之间，彼此迁就，彼此妥协。电影，其实就是在这当中涌动的能量。
只要摄制组的其他人知道如何安装摄像机、如何铺设光电缆、如何把墙壁漆成我们想要的颜色，那么，技术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我们再来一次吧”
有时，别人会看中你在其他电影里的表现，然后雇佣你来拍摄。或者，他们会觉得你比其他摄影师的速度更快、价格更低廉。跟这些情况相比，和自己的朋友合作就要自由多了，我们会更有信心，走得更远。毕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彼此的信任。
如果你足够了解别人，你就会知道他们的优点和缺陷。当然，你也会知道该如何利用他们的优点，如何弥补他们的缺陷。
相互迁就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或许，最有效、最易达成的方式，就是靠王家卫来推动我。
很多时候，在我拍完一个或一组镜头后，王家卫就会问我：“鬼佬，你觉得这样好吗？你觉得你只能做到这样吗？”有时我会说：“是啊，只能做成这样了。”但更多时候，我会反思一下，内心的声音会说：“也许，我的对焦没跟上？也许，我没把灯光打在最合适的地方？也许，我的运镜太过机械、不够到位？”然后，我就会回答王家卫：“不，这不是我的最佳水平，我能做得更好。”
王家卫便会对大家宣布：“我们再来一次吧。”
重庆森林
“王菲专注于每个瞬间”
早在王菲和窦唯、何勇一起做音乐时，我就知道她了。他们身上的摇滚精神、他们象征的那种态度，代表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年轻人的才华与力量。
如果我没记错，《重庆森林》是她的第一部电影。但现在她已经是个巨星了。她早已习惯这个身份所意味的一切。
王家卫往往喜欢“微调”演员的表演。他会纠正演员的姿势，让他们和镜头更好地互动。
王菲却更在意能量本身。她专注于每个当下的瞬间。
她常常只拍一条镜头。然后，她就会走向她的面包车，发动车子，很有个性地扬长而去。
我们没法让王菲再拍第二遍：她已经传递过她的能量了。如果我们没能接收到……那就只好怪自己了。
“游客们望向的其实是我的家”
《重庆森林》受到了无数好评。在那之后，中国香港旅游发展局顺势推出了香港“电影地图”。
许多游客都会拿着地图，沿着那条全世界最长的户外扶梯，像电影中王菲饰演的角色那样，往梁朝伟的住处看去。但没人知道游客们望向的其实是我的家，虽然在电影中那是属于梁朝伟的世界，但现实生活中那可是我真实的家。这些游客大都来自日本，只为观望，只为满足性的向往。
有一天，我打开我的公寓门，发现门口站着一对好奇的日本情侣。他们很年轻，也很可爱。与我四目相对的那一刻，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我清楚他们是为什么而来到这里，所以就请他们进了屋：“请进，到处看看吧。”
出门工作前，我叮嘱他们说：“离开时别忘了锁门。”
三个小时后，我回到家中，惊讶地发现，门没锁。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还在我家。就在我的床上。不过，他们当时做的事，跟你想的可能不大一样。
我看见，女孩非常投入地摆出了电影里王菲那场戏的姿势，正在神经质地拿着手电筒查看戏中梁朝伟女朋友的一根长发，而男孩正在认真地给她拍照，两个人就这样在我的家里很享受地重现着他们认为的《重庆森林》里的那场戏。
春光乍泄
《春光乍泄》让我们走出舒适区
我和王家卫合作的电影很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广告、电影、电视剧，甚至是平面摄影都开始模仿我们的技术和风格。
但我们知道，要想继续精进，就必须迷失方向，走出舒适区。
在这个地球上，没有比阿根廷离中国香港更远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就去了那里。我们想要身处陌生的环境，汲取全新的能量。
我们想要在完全不同的文化里工作，尽力寻找另一种声音。
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整个阿根廷，从北部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三国交界处的伊瓜苏瀑布，到最南部的世界尽头乌斯怀亚,这里有南美洲南面的最后一个灯塔Les Eclaireurs，再过去就是南极。
但最终，电影中三成的场景，都发生在一个肮脏的妓院旅馆房间里。神奇的是，我们跑了那么远，却找到了一个在中国香港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找到的空间，屋内的设施，壁纸和地板，甚至是台灯和光线以及桌椅都在中国香港随处可见，我们看着这个房间就好像回到了中国香港。
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最终，这只是为了重塑我们对中国香港的渴望。
《春光乍泄》让我们明白，“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和死亡只差这一公里了”
伊瓜苏瀑布是阿根廷北部和巴西南部的分界线。
在当地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伊瓜苏意为“大水”，它宽达四千米，平均落差七十五米，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
在《春光乍泄》里，它意味着梁朝伟一段人生旅程的终结。
但这段旅程通向何方呢？是他接受了爱人的离去吗，还是他意识到人类终究孤独？抑或，他明白了，与大自然无尽的力量相比，我们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不用去研究不是我强项的范围，我只认真负责好摄影师的任务，我要做的只是拍摄而已。
我们打算从高空中拍摄瀑布。我们不想拍成那种风景明信片，而是要拍出一种抽象的美——一种对瀑布能量的赞美。
想要实现这点，就必须坐直升机，但我们仅有的那架直升机并没有配备拍摄的器械。而且，它真的太小了。
它小到只能容纳飞行员、我、我的相机和助手——我带着助手是因为要“以防万一” ，万一我掉下去的话，助手可以继续掌机哈哈。
会有什么“万一”呢？“万一”就是，我们在直升机周围安装了一个框架，再用弹力绳“固定”住相机。
这样一来，相机就挂在了直升机的外面，而我虽然坐在机舱的地上，腿却只能靠在外面的架子上。助手在我的腰间系了一根绳子，这也就是唯一能救我的东西了。
瀑布离机场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们的直升机燃料也不多。从机场飞到瀑布后，我们最多拍摄十分钟，就必须返航。
瀑布的水流速度大约在每秒1756 m3/S ，最低到最高45700 m3/S，是全世界最快的，比其他瀑布要快好几倍，这产生了巨大的下拉力。因此，我们离瀑布上方至少保持一公里的距离，才不会被吸进去。
我刚刚说过，我们想要拍出那种抽象的、超凡脱俗的画面，但伊瓜苏瀑布是一处旅游胜地，在它周围，到处都是酒店、游船和桥梁。
我想去拍摄，但就是没法在画面中避开那些酒店之类的杂物，我们的飞机离瀑布也还有一段距离，不能垂直往下拍摄。该怎么办呢？
我灵机一动，提议让直升机侧着飞，在瀑布上空盘旋。飞行员说他可以试试，但我们的燃料快用完了，只能实验一次。
他将直升机倾斜过来，我的脸正朝下方，半个身子都悬在机舱外面。我和死亡只差这一公里了。在我和死亡之间，只有一根绳子和蹦极带。眼前的一切变得明晰起来：不管相机有没有拍下来，我都已经看见了我想要的一切：
信任
同情
需求
目的
耐心
做到极致
失去自我
我看到了一切，就是没有顾及自己的恐高。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拍到了这么久以来最难忘的镜头。这个镜头，为《春光乍泄》拉开了序幕，整部电影的氛围由此展开。
“张国荣很少提高嗓门说话”
当时，张国荣正行驶在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他全速驶向终点。
这条镜头是事先设计好的。最后定格时，汽车的前格栅会撑满整个画面。
可他的车速特别快，刹车又太过突然，也离我太近。所以，我一把抓起摄像机，赶紧逃开了。
张国荣从车上跳下，气得头顶冒烟。他非常愤怒地说：“你知道我很专业的，Chris！”他对着我大喊：“你也应该表现得专业一些！”
我很震惊——张国荣很少这样提高嗓门说话。我也很惭愧。我不敢告诉他我被吓到了，我只是假装说自己是想保住摄像机。
“你到底在怕什么？”他接着说道，“我们说好的，你让我把车停在哪里，我就一定会停在哪个点上，你就可以拍出完美的画面。我照着做了，但你没有。拜托，Chris！你知道我的。我很专业，你也应该如此！”
空白的一场戏
王家卫把一张纸递给了我。
“这场戏就是这样了。”他说。
“只不过是一张纸，而且没有对白。难道没人说话吗？”我提出异议。
“你放心，他们会说话的。”
“说什么？什么时候说呢？” 我追问道。
“当他们自己想说的时候。”
海滩的一天
当你的朋友碰巧是导演
我能进入电影行业，都是因为我的朋友们。
在杨德昌和张艾嘉邀请我拍摄《海滩的一天》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那是我们合作拍摄的第一部作品。
我刚认识赖声川的时候，他还在一家爵士酒吧弹钢琴。谁能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戏剧界的伟大导演，而我要去为他的电影掌镜。
崔健和我都没想过，我们居然会在一起拍电影。刚认识的时候，我们只是想一起玩玩音乐，分享一下如何用创作表达出我们对社会的期待以及年轻人的想法和创意。
起初，格斯·范·桑特、吉姆·贾木什和菲利普·诺伊斯都是我的朋友，后来我们才开始合作。
小田切让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我们有着共同的好友，时常一起出游，后来又邀请我为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掌镜。
让人惊讶的是，王家卫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在《阿飞正传》之前，我其实不太认识他。他把我介绍给了张叔平。后来，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电影，都由张叔平担任美术和服装指导。
“杨德昌执意要我加入”
《海滩的一天》是我拍摄的第一部剧情片。
在那之前，我只拍过一些私人电影和纪录片。
我不懂专业摄像机的工作原理，不懂专业的摄制组人员要如何分工。当然，我对如何操控摄影室的灯光更是一无所知。
当时， CMPC算是当地唯一一家真正的电影公司，他们拥有二十四位全职摄影师。
当导演杨德昌执意要我加入时，整个公司都开始闹罢工，罢工的理由是我不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个没有经验的新手，换作是我，我也会罢工的，所以我一点也不怨恨和责怪他们。
杨德昌非常固执，也很有才华，而他的制片人是张艾嘉，除了是位巨星，最重要的是她愿意支持年轻有才华的电影人，他们都选择信任并支持我。就这样，因为他们两个人对我的坚定我才拥有了这历史性的第一页。
我们最后和公司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一位全职摄影师会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和建议。
我和杨德昌都尽可能地让那位摄影师参与我们的拍摄，但大约一周后，那位摄影师就选择信任并支持我，他为了让我更好地发挥我自己的摄影天分，找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理由让自己离开现场去钓鱼了。
就这样，在大多数时候，那位摄影师都由着我们犯错。我们从实践中学习电影，而不仅仅是依靠理论知识和纸上谈兵。
本文节选自
《漆黑之黑》
作者： [澳] 杜可风（Christopher Doyle）
译者：张熠如/张露婷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3-4
